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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糟了。”她脱口叫道,“我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也不清楚到底是谁干的。而且数据库管理员也不能用了。”
“不能用了?”数据库管理员代表一种授权,它可让特定的人,像玛格丽特或我,有权取得所有图表并自由运用数据库。如果它无法使用,就好像有人告诉我,我的大门钥匙不能再用来开门。“你说不能用了是什么意思?”我发觉要保持平静越来越不容易。
“就是我说的意思,我的密码失效,要取用任何图表,必须要重新设定才行。”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我不知道。”她越来越沮丧,“说不定为了安全起见,我应该重新设定,变更密码。”
“先不要。”我不假思索地回答,“眼下只要不输入洛丽·彼得森的档案,那么不论入侵者是谁,至少他找不到想要的数据。”
“这一次是没有。”
我僵住了,瞪着她。
她的脸阵青阵白。“我不确定。万一以前发生过,我也不会知道。因为以前没有用回显。你看这些指令,”她一指那张纸,“是在别的电脑上打的指令,但出现在这部电脑上。我通常不用回显,所以当你从家里打入时,你的指令不会出现在这个屏幕上。星期五我走得很匆忙,可能不小心没关掉回显,或把它开了。我不记得了,但它是开的。”她满面愁苦地加了一句,“我想这未尝不是好事。”
我们同时转过头。
罗丝站在门口。
她脸上的表情……噢,别又来了!
她等我走出门口才说:“科罗尼高地的法医在一号线,一个阿什兰的警探在二号线。局长的秘书刚才打来——”
“什么?”我插嘴道,我只听到最后一句话,“埃伯格的秘书?”
她交给我几张粉红色的电话留言条,答道:“局长想见你。”
“真是的,他到底想干吗?”如果她再告诉我,我得自己去了解详情,我一定会发脾气。
“我不知道,”罗丝说,“他的秘书没说。”
第六章
我无法忍受只能呆坐在办公桌前。我必须找点事情来让自己分心,不然就会完全失去冷静。
有人侵入我办公室的电脑,而埃伯格又要求在一小时又四十五分钟之内见到我。他不可能只是邀请我去喝茶。
我到处查看证据收集的进展。通常我会去楼上各个检验室拿证据,有时只是去看看我的案子的进展——就像个尽责的医生巡视病人一样。但此时此刻,这次例行公事却像是一趟暗藏危机又绝望的旅程。
司法科学局像个蜂窝,一间间小房间里塞满了各种检验设备,和身穿白袍,戴着塑料护目镜的人。
当我经过他们敞开的门口时,有几个检验专家对我点头微笑,但大多数人都没抬头,他们太专注于手上的工作,对路过的人毫无所悉。而我在想艾比·特恩布尔和其他我不喜欢的记者。
是不是某个野心勃勃的记者侵入了我们的电脑盗取数据?
这等事情发生多久了?
黑色桌面上凌乱散布的量杯、试管和酒精灯将我拉回现实,我赫然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转进了血清实验室。挤在玻璃橱里的是一袋袋证据与一瓶瓶化学药品。房间中央则是一张长桌,上面堆着从洛丽·彼得森床上剥下来的被套与床单。
“你来得正好。”贝蒂跟我打招呼,“如果你想得胃溃疡,现在正是时候。”
“不,谢了。”
“嗯,我早得了。”她加上一句,“你怎么可能免疫呢?”
贝蒂有一头铁灰色的头发,快退休了,她五官轮廓鲜明,淡褐色的眼里看不出任何表情,也或许有些羞涩敏感,看你愿不愿花时间去了解她而定。我第一次遇见她就喜欢她。这位首席血清专家做事非常精细,洞察力敏锐得犹如手术刀。她私下里热衷赏鸟,而且弹得一手好钢琴。她一直没结婚,也从没因此后悔过。她让我想起我在天主教会学校读书时最喜欢的玛莎修女。
她长袍的袖口高高卷到肘弯,双手戴了手套。她工作的桌面上有排装了棉花棒的试管、一个采证袋、里面装了显微镜玻片的硬纸档案夹,和收了洛丽-彼得森头发样本的信封。档案夹、信封与试管上面贴了由电脑打印的标签。这个程序是我最先想到用的,也是玛格丽特另一项程序设计的成果。
我模糊地记起最近一次在学术会议里听到的闲话。芝加哥市长突然死亡后的几个星期中,试图入侵法医部门电脑的事件居然多达九十起。很多人都认为侵入者是那些想追出验尸报告与毒物检验结果的记者。
谁?到底是谁侵入了我的电脑?为什么?
“他进展得相当顺利。”贝蒂在说着什么。
“很抱歉……”我不好意思地微笑。
她又说了一遍:“我今早同格拉斯蒙医生谈过。他一直在检验前两个案子的样本,两三天后就会有结果。”
“后面两个的样本你送去了吗?”
“刚送去。”她旋开一个棕色的小瓶瓶盖,“柏·弗兰德亲自送去。”
“柏·弗兰德?”我插口问道。
“又叫友善警官,我们这里都这样叫他。他也是个荣誉童子军。让我看看,开车去纽约大概要六小时,他在傍晚时分应该会送到那里的检验室。我想他们是抽签决定的。”
我一脸不解地看着她:“抽签?”
埃伯格想做什么?或许他想了解DNA检验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每个人都对这个感兴趣。
“那些警察,”贝蒂说,“会去纽约或别的地方。有些人从没去过。”
“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去一次就足够了。”我漫不经心地回答,“等他们试过变换车道或找停车位,就会想回来了。”
但如果他对DNA检验或其他事有问题,他可以发电子邮件送个备忘录过来。通常埃伯格都会这么做,事实上,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嗯,不只如此,我们的柏从小生长在田纳西,不论去哪里,他都非得带着那玩意儿一起走。”
“希望他这次去纽约没有带。”我嘴上应付着,但其实心不在焉。
“嗯,”她继续道,“他的队长叫他不要带,告诉他北佬那儿有关枪支的法律和这里不一样。柏来拿样本时一睑微笑,一面笑,一面拍着他夹克下的手枪皮套。原来他带了把约翰·韦恩拿过的那种连发左轮手枪,枪管有六英寸长。这些家伙和他们的枪,多么奇怪,真是无聊……”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些在新闻中出现的小孩,他们侵入大公司与银行的电脑。
我家书房办公桌的电话后有一台调制解调器,我借此从家里联到这里的电脑。我绝对禁止别人碰它。露西了解如果她尝试取得我办公室的资料,将会有严重的后果。除此之外,她什么都可以动。虽然我如此承诺,内心其实仍有些抗拒。由于独住的缘故,我不免对自己的东西有强烈的领地感。
我想起露西发现藏在沙发垫下的晚报,也记起她问我洛丽·彼得森谋杀案时脸上的神情,以及我桌子上的那块软木板钉了我属下办公室和住宅的电话号码表,其中包括玛格丽特的分机号码。
我发现贝蒂有好一阵子没说话了。她奇怪地看着我。
“你还好吗?凯。”
“很抱歉。”我又说了一次,并叹了一口气。
她沉默了一会儿后同情地说:“还没找到嫌疑人,我也觉得很烦。”
“似乎很难不去想它。”虽然嘴里这么说,但在过去一小时内我几乎没有想到它。我确实是该付出全副精力,我暗暗自责。
“嗯,我不想说这种话,不过除非我们手上有嫌犯,否则DNA检验根本不值一文。”
“除非我们到达更深入的阶段,所有基因数据都像指纹记录一样储存在一个中央数据库内。”我喃喃低语。
“只要有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存在,这种数据库就建立不起来。”
今天有人说过一句令人振奋的话吗?我的头开始阵痛。
“奇怪。”她往一张白色滤纸的小圈上滴磷酸萘,“你想,总该有人看过他。他又不是隐形人,更不会一道光似的射入那些女人的屋子。他以前一定在哪里看到她们,认定目标之后又尾随她们回家。照我看,如果他在公园或购物中心之类的地方游荡,总该有人注意到他。”
“可能有人看到,只是我们不知道,提供消息的人倒是很踊跃,”我加了一句,“听说警方公布的热线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断,但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谈不上有什么进展。”
“只是白忙一场。”
“不错。”贝蒂一边说一边不停手地工作。这个阶段的检验相当简单。她从试管里拿出我送来检验的样本,用水润湿再以滤纸擦过。她一小堆一小堆地处理,先滴磷酸萘,然后再加一点称为快蓝B盐的化学物质,如果有精液存在,几秒钟之内擦拭过样本的滤纸就会变为紫色。
我望着那一排滤纸上的圈圈,几乎所有的都变成紫色。
“杂种。”我说。
“而且技术很差。”她开始描述我正在看的东西,“这是从她大腿背而取得的样本,”她用手指着,“立刻就显出紫色。从肛门与阴户取得的就没有这样快。不过这是自然的。她自己的体液会影响到检验。除此之外,在口腔也有同样的紫色反应。”
“这个杂种。”我再次小声咒骂。
“不过你从食道取得的样本并没有显出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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