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旧可以感到凯戈尼的存在。
　　人们不断说起他的故事，而且时间越久，说得越神。他在验尸时几乎从不戴手套，而且有人看过他居然能边工作边吃午饭。他如何同警察一起去打猎，和法官相约去烤肉，上一任局长又如何被他震住，对他如何毕恭毕敬。
　　相形之下我就差多了，而我也知道人们还是会不断比较。我唯一受邀请的打猎与烤肉活动发生在法庭上与会议中，我是炮轰的对象，烧烤的火在我的脚下升起。如果艾文·埃伯格上任局长第一年的行径可以作准，接下来的三年就会像地狱。他随意侵犯我的领域，监察我的工作。每个星期我都接到他语气傲慢的电子邮件，向我要统计资料，要我回答为什么其他罪案在减少，偏偏凶杀案不断增加，好像弗吉尼亚州杀人案件的发生是我的错。
　　但他以前从未召开临时会议。
　　以往他若有事要讨论，不是送个备忘录，就是派助手来。无疑，他绝对不会拍拍我的肩膀，称赞我的工作成绩。
　　我漫无目标地膘过桌上一沓沓的东西，想找些东西加强武装，例如带些卷宗、记事本、垫纸板之类的。不知为何，想到空手过去便会让我有种好像没穿衣服的感觉。我掏空了检验袍口袋里一天来收集到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放进一包烟，也就是埃伯格所谓的“癌症棒子”，然后走进黄昏的余晖。
　　他统辖着街对面蒙诺大楼的第二十四层。除了鸽子偶尔飞上屋顶之外，没有人比他更高。他的大部分手下都在他下方的楼层工作。我没有见过他的办公室，因为从未获得邀请。
　　电梯门开启后就是一间宽敞的接待室，一个U形的桌子矗立在整片小麦色的地毯上，站在桌后的接待小姐红发齐胸，看起来不过二十岁。当她视线离开电脑，抬起头给我一个训练有素的热烈微笑时，我几乎期待她会问我是不是订了房间，要不要服务生来拿行李。
　　我告诉她姓名，但她完全不像认出我的样子。
　　“我同局长四点钟有约。”我加了一句。
　　她查过他的行程表，表情愉快地说：“请坐，斯卡佩塔女士，埃伯格先生很快就会接见你。”
　　我在乳白色的皮沙发椅上坐下，望向摆着杂志与丝花的锃亮咖啡桌。上面没有烟灰缸，一个也没有，不但如此，有两个地方还贴着“请勿吸烟”的标志。
　　时间一分一分慢慢爬过。
　　红发接待小姐用吸管啜着矿泉水，专心致志地打字。其间她想到问我要不要喝饮料，我微笑表示不必，她的手指再度跳跃着急速敲击键盘，电脑哔哔作响。不知什么地方出了错，她叹了口气，好像她的会计师刚刚报告了坏消息。
　　我口袋里的香烟像个硬块，我很想找个洗手间去抽烟。
　　四点半时她的电话铃晌了。挂了电话后，她以那副空洞、愉悦的声调宣布：“你可以进去了，斯卡佩塔女士。”
　　我像被剥夺职权似的满腹不悦，听到“斯卡佩塔女士”后应声而起。
　　局长办公室门的铜锁轻轻一转就开启，立刻有三个男人起立致意——原本我只预计会见到一个人。跟埃伯格在一起的还有诺曼·坦纳与比尔·鲍尔斯，当鲍尔斯和我握手时，我直瞪着他的眼睛，直到他尴尬地转移视线。
　　我觉得受到了伤害，又有点生气。为什么他不告诉我他也会来这里？为什么自从我们在洛丽·彼得森家照面之后，他没有再找我？
　　埃伯格对我点了点头，其实倒比较像在表示他的不以为然。他加了一句“谢谢你来”，热烈的程度同一个无聊得半死的交通法官差不多。
　　他眼神闪烁，个子矮小，之前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任职。他在那里学了一套西海岸做派，掩饰了原来的北卡罗来纳州出身。他的父亲是农民，他对此显然并不引以为荣。他喜欢系一条有银夹子的窄领带，几乎永远搭配一件条纹西装，右手无名指则戴了一个偌大的银底镶蓝绿宝石戒指。他的眼睛呈朦胧的灰色，很像冰，头上骨头突出，活像要冲破薄薄的皮肤。他几乎完全秃了。
　　一把象牙色的椅子从墙边拖出，好像是留给我的，皮椅吱吱作响。埃伯格坐在他的桌后。他的桌子我闻名已久，只是从未见过。那是一张雕琢精美的超大型紫檀木桌子，非常古老，非常有中国味道。
　　他脑后的大片窗户提供了辽阔的市景，远处的詹姆斯河像闪烁的丝带，南区则像块缝满补丁的破布。他啪啦一声打开面前的一个黑色鸵鸟皮公文包，拿出一本黄色记事簿，上面密密麻麻地遍布他张牙舞爪的笔迹。他已经写好了今天打算讨论的事项。他做任何事都少不了记事卡。
　　“我想你已经注意到大众对最近的勒杀案非常不安。”他对我说。
　　“我很了解。”
　　“比尔、诺曼与我昨天下午有个……怎么说呢，紧急高层会议。有好些事要讨论，不只是星期六晚报与星期天早报的内容，斯卡佩塔医生。你可能也知道，因为第四桩悲剧，那年轻的外科医生遭谋杀，有消息走漏给新闻界。”
　　我不知道这件事，但并不惊奇。
　　“不消说一定有很多人想采访你，”埃伯格平淡地继续说，“我们必须及早控制，不然肯定会有一场混战。这是我们三个人讨论的事情之一。”
　　“如果你可以控制谋杀案不发生，”我跟他一样平淡地说，“一定能得诺贝尔奖。”
　　“当然，这是第一优先要做的事。”鲍尔斯解开深色西装上衣，往后靠向椅背，说，“我们要警方不分昼夜全力侦查，凯。但我们都同意目前有件事必须先加以控制——防止消息泄露给新闻界。那些新闻只会把大众吓个半死，让凶手知道我们要采取什么行动。”
　　“我再同意不过。”我的防卫心像拉起来的吊桥，而我立刻对自己接下来说的话感到后悔，“你可以放心，除了我们必须提供的资料如死因、死法之外，我的办公室没有发表任何言论。”
　　我在回答一个他们还没提出的控诉，我的法律本能立刻责怪我这种愚蠢的行为。如果他们要怪罪我言行不慎，我应该逼他们出牌，至少要逼埃伯格出手，要他提出这种过分的询问。但现在我先置自己于不利地位，好像是我有错，让他们有理由来逼迫我。
　　“嗯，”埃伯格不带一丝友善意味的灰色眼睛短暂地在我身上停留，他说，“你正好提到了一个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审视的问题。”
　　“我没有提到任何问题，”我轻描淡写地说，“我必须声明，我只是提出一项事实。”
　　此时有人轻轻敲门，那个红发接待小姐端着咖啡进来，整个房间立即陷入无声状态。她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那凝重的静默，对我们细心招呼，唯恐不周，对鲍尔斯更是殷勤。他可能不是这城市有过的最好的州检察官，但绝对是最英俊的——他是那种少见的金发男子，岁月的流逝对他们异常宽容。他既没有掉头发，也没有失去原来的体型，只有眼角的细纹透露出他已年近四十。
　　她走了之后，鲍尔斯开始发言，但他的话不像有特定的对象：“我们都知道有时警察有口风不严的问题。诺曼与我都同警方谈过了，但似乎没人知道到底是从哪里走漏了消息。”
　　我勉强压抑住怒气。他们在期待什么？某个警察把消息给了艾比·特恩布尔，然后这家伙出来自动认罪：“不错，很抱歉，是我说的。”
　　埃伯格翻了一页。“自从第一桩谋杀案后，报纸提到‘医学方面的消息来源’共提了十七次，斯卡佩塔医生。我对此有点不放心。显然那些最耸动的细节，如勒死被害人的套索、强奸的证据、凶手如何进入、尸体在哪里被发现，和DNA测验正在进行中等都出于这个医学方面的消息来源。”他的眼珠翻上来看着我，“这些细节正确吗？”
　　“不完全是。有多处不尽相同。”
　　“譬如？”
　　我不想告诉他，我不想同他讨论这些案子。但如果他想，他有权要我提供数据。我是他的下属，他的地位仅次于州长。
　　“比如，”我回答，“第一个案子，新闻报道说布兰达·史代普的脖子被绑上黄褐色的布条，事实上，那是一双丝袜。”
　　埃伯格写了下来。“还有什么？”
　　“塞西尔·泰勒的案子，新闻报道说她的脸在流血，被单上也全是血，这至少是夸大其词。她没有伤口，没有那一类的伤。只有一点体液从口鼻处流出。这是检验时的自然现象。”
　　“这些细节，”埃伯格一边写一边问，“在法医的初步调查报告里都提到过吗？”
　　我必须吸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他的想法越来越清楚了。在法医的初步调查报告中，轮值法医只是把现场所见和警察告诉他的事记录下来。这些细节并不永远正确，因为现场通常一团混乱，而且也还没有验尸。此外，那些医生并不同于法庭病理学家。他们有自己的诊所，他们其实就像义工，只收了区区五十元，但可能得在半夜被迫起床，或因为车祸、自杀或凶杀的案子而使得周末泡汤。这些人提供了公共服务，他们是义勇军，他们主要的任务是决定是否有验尸必要，记下所有的事，拍一大堆照片。就算我的一个法医错把一双丝袜当成布带，也算不了什么。我手下的法医不会向记者通风报信。
　　埃伯格再次追问：“关于那条黄褐色布带和带血的床单，我想知道到底在法医的初步调查报告里有没有提到？”
　　“如果你要问是否像新闻报道里描述的，”我肯定地回答，“答案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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