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说不。“我希望能看到你，”我用言不由衷的热烈语气答道，“不过我不确定我们在一起的事还值不值得你写信回家报告。”
　　“我不提就是了。”
　　我离开了办公室。
　　又是阳光普照的一天，只是更炎热，大楼周围的草地好像要烤干了。开车回家的途中我听广播说，如果再不下雨，将会损害西红柿的收成。今年春天的气候变化很大，同往年不同，一连多日风大且阳光普照。忽然之间，一大片乌云像大军压境般从天边掩杀过来，阵阵闪电把城里各处的电源切断，接着大雨倾盆而下，就像对一个焦渴的人迎面泼下一桶水——水流的速度快得让人来不及喝上一口。
　　有时我会惊叹于天气与人生际遇的相似。我与比尔间的关系仿佛就像天气的变化。他的强势进军不是没有某种力量之美，但我想要的是温存的雨水，静静滋润我寂寞的心。我期盼今晚能看到他，但另一方面又不想见他。
　　他如常在五点整开车到来。
　　“是好事，但又是坏事。”我们在后院的阳台点火烤肉时，他说。
　　“坏事？”我问，“我不相信你当真的，比尔。”
　　太阳已西斜，气温还是很高，云层从夕阳前飘过，使得大地时暗时亮。风开始加速，空气里隐含着变化。
　　他用袖子擦抹额头，眨眼看我。一阵大风将枝叶吹得乱颤，一张纸巾随风在阳台上乱窜。“我说坏事的意思，凯，是他可能已离开这个区域。”
　　我们离开闷烧着的炭火，啜起啤酒。我不能忍受凶手已经离开这一可能性，他得待在这里。至少我们熟悉他所做的事。我担心万一他到其他城市去作案，那里的警探与法医并没有我们的经验。而以往几次区域联合侦查的案例到最后都搞砸了。警察有强烈的地盘观念，每个调查员都想由自己来拘捕要犯，而且自认为比其他人都强。有时候他们甚至觉得某个案子是属于他的。
　　我想我也免不了会有这种占有欲。那些被害人成了我的责任，她们对司法的唯一期望就是将凶手缉捕归案，起诉判刑。如果凶手在其他地方被捕，就可能不在这里受审。我不能忍受那种可能性。这些在里士满惨遭杀害的女人结果只算凶手的习作、他的热身运动，她们的死一无价值，而我的努力也变得毫无意义。
　　比尔在炭上浇了更多助燃剂，然后离开火，看着我。他的脸热得发红。“你的电脑怎么样？”他问，“有没有进展？”
　　我迟疑了一下。我没有顾左右而言他的必要。比尔知道得很清楚，我没有遵照埃伯格的指示改变密码，或采取任何处置来“保卫”我的资料。上星期一比尔就站在我旁边，看我将电脑设定在响应模式又开了回显，好像在邀请那个侵入者再度光临。我的意图也正是如此。
　　“不像有人进去过，如果你是问这个。”
　　“有意思，”他在深思，又喝了一大口啤酒，“不过却没道理。你不是认为这个人是想获得洛丽·彼得森的资料吗？”
　　“不在电脑里面。”我提醒他，“这些案子还在侦查期间，我们不会输入新的数据。”
　　“所以这个案子不在电脑里。但除非她去查，否则她怎么会知道？”
　　“她？”
　　“她，他……不论是谁。”
　　“她——他——不论是谁第一次去查的时候，都没有拿到洛丽的资料。”
　　“但仍旧没道理，凯。”他坚持，“其实说起来，那个人上次去查就很奇怪。任何对电脑的数据输入有点了解的人都不会那样做。他会想到星期六刚刚验尸，数据不会在星期一就已输入办公室的电脑。”
　　“不去试，不会有结果。”我喃喃地说。
　　比尔在一旁显得很焦躁。夜色怡人，但我就是不能放松。
　　足足有一英寸厚的牛排在厨房里腌着，桌面上有瓶红酒在等着。露西正动手做色拉。她母亲及其插画家丈夫不知跑去了哪里，音信全无，但露西的心情很不错，好像十分满意。在她的幻想里，她开始相信她永远不需要离开这里，并且表示如果鲍尔斯先生与我结婚，那该有多好。她的想法让我很不安。
　　迟早我得戳破她的美梦，逼迫她回到冰冷的现实：她母亲回到迈阿密后她就得回家，而比尔与我永远不会结婚。
　　我开始仔细观察他的行径，像我们初识时一般。他正在沉思，两眼瞪着炭火，双手不经心地握住啤酒罐，手臂和腿上的汗毛像阳光下的花粉。我们之间隔着一层热气与烟雾，这情形仿佛是我们渐行渐远的象征。
　　为什么他太太用他的枪自杀？只是因为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吗？或是她想借此惩罚他那不为人知的罪恶？
　　他太太坐在床上，一枪射进自己的胸膛。那个星期一早上，他们做过爱，但就在几小时甚至数十分钟后，她扣了扳机。她的采样里测出精子。我在现场检查她时，还可以在她身上闻到那股气味。比尔离家工作时，他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凯……”
　　我涣散的眼神逐渐集中。比尔在瞪着我。“你的心去了哪里？”他问，一条手臂围住我的腰，他的呼气喷上我的脸颊，“我也可以去吗？”
　　“我只是在思考。”
　　“想什么？不要告诉我你还在想办公室……”
　　我说了出来。“比尔，那天你、坦纳与埃伯格在看的那些档案里，有个案子少了些文件……”
　　他抚摸我后背的手停了下来。我可以感到他的手指在愤怒地加压。“什么文件？”
　　“我并不确定。”我紧张地回答。我不敢说得太清楚，不敢提在洛丽·彼得森的卷宗里丢了些采证时用的标签。“我只是想知道，你有没有刚好注意到有人无意间捡到——”
　　他突然抽手，抱怨脱口而出：“哼，今晚你就不能不去想那些该死的案子吗？”
　　“比尔……”
　　“够了，可以吗？”他将双手插进短裤口袋，不看我，“上帝！凯，你要逼得我发疯。她们死了，那些女人死了，死透了，但你和我还活着。人生得继续向前，至少理论上如此，如果你还继续日日夜夜放不开这些案子，迟早会遭殃，我们都会有事。”
　　但整个晚上，当比尔与露西在饭桌上闲谈时，我的耳朵一直专注在电话上面。我期待它会响，我等着马里诺打来。
　　清晨，铃声响起时，大雨敲打着房子。我睡得很不安稳，断断续续的梦充满焦虑。
　　我摸索着拿起听筒。
　　没人应答。
　　“喂？”我打开灯，又问了一遍。
　　有电视在那一端低声播放。我可以听到有人说话，但听不清楚。我心头一紧，憎厌地摔下电话。
　　星期一午后时分，我看到了楼上法庭检验专家的初步报告。
　　他们将这些勒杀案列为优先处理级，其他案子的检验，像量血液酒精浓度、毒品、镇静剂等都排在后面。我派了四个高手专门检查那些发亮物质的成分——在城里公厕到处可见的廉价肥皂粉。
　　初步检查并没有令人特别兴奋之处。目前为止，我们甚至不能对手上已有的样本，即大楼里用的硼砂肥皂得出任何定论。它含有约百分之二十五不起化学反应的研磨剂，其他百分之七十五则是硼酸盐。这些是工厂的化学专家告诉我们的。硼酸盐、碳酸盐和硝酸盐在电子显微镜下只是盐，分不出有何不同。那种发光物质也是如此，它看起来是盐。这种结果就等于是说某种东西含有铅一样，说了也是白说，因为铅无所不在。我们在测枪火残余物时从不测定铅，即使有也不能代表任何事。
　　换句话说，那些发光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硼砂。
　　我们在那些死去的女人身上发现的东西可能是其他物质，或许是用来制造肥料、火药的硝酸盐，或者是用来冲洗照片的碳酸结晶。从理论上说，那个凶手可能在暗房、温室、农场工作。有多少物质包含盐？只有上帝知道。
　　范德在用激光测试一些盐类，看它们会不会发光，这样我们可以很快排除不发光的物质。
　　同时，我自有想法。我想知道除了我们的部门，在里士满大都会区还有谁购买硼砂肥皂。于是我打电话去找新泽西州的代理商。秘书把我转给推销员，推销员把我转给会计师，再转给数据处理，再转给公关，又转回会计。
　　他们有一番套话要说。
　　“我们的顾客名单是机密，我不能公开。你是作哪种检查的？”
　　“法医。”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我是斯卡佩塔医生，弗吉尼亚州的首席法医。”
　　“噢。你有医生执照，那么——”
　　“不，我们是检验死因的。”
　　停了一会儿。“你是验尸官？”
　　再多加解释也无益。不，我不是验尸官。验尸官是经选举产生的官员，他们通常不是法庭病理学家。在某些州，即使是加油站的管理员一样可以被选为验尸官。不加解释的结果反而更糟。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有人觉得硼砂肥皂会致命？不可能。据我所知，它没有毒性，绝对没有。我们从来没有那类问题。有人误吃了吗？我请我们的老板和你说话……”
　　我解释道，在硼砂肥皂里可能含有一种在几个谋杀案中出现的物质，但这种清洁剂与那些死亡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对肥皂可能的毒性完全不感兴趣。我告诉他，我可以拿到法庭的强制令要他们提供资料，但那只是浪费他和我的时间。我听到他走向电脑时钥匙摇动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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