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推断他留在那里的时间可能从几分钟到半个小时。”

　　一辆救护车在附近停下。车门砰地关上，救护人员迅速放下担架，发出一阵金属刮擦声。他们将一名老人推进打开的玻璃门。我们跟在后面，沉默不语地走过一条明亮的、消过毒的走廊，走廊里满是医疗人员，病人们则被把他们送到这里来的不幸弄得呆若木鸡。我们搭电梯上三楼，我不知有哪些蛛丝马迹已经被刷洗掉，扔进垃圾桶。

　　“他的衣服呢？有没有找到子弹？”电梯门开的时候，我问特伦特。

　　“衣服在我车里，我今天下午把它们和他的个人物品送到化验室去。子弹还在他脑袋里，他们还没进行到那里。我非常希望他们好好擦过他了。”

　　小儿科的加护病房在一条洁净的走道尽头，两扇木门对开，门上的玻璃贴着友善的纸恐龙。病房天蓝色的墙上漆着彩虹，病床上方悬吊着动物玩具，八间病房以护理站为中心排成半圆形。三个年轻女子在监视器后工作着，其中一个在键盘上打字，另一个在打电话。特伦特解释了我们的来意之后，一个穿着红色灯芯绒工作服和套头毛衣的苗条棕发女子表示自己是护士长。

　　“主治医师还没有来。”她道歉。

　　“我们只需要看看艾迪的伤口，不会花多少时间的。”特伦特说，“他的家人还在里面？”

　　“他们一整夜都陪着他。”

　　我们跟着她走过柔和的人工灯光，走过仪器推车和绿色的氧气筒，在正常世界中这些东西根本不会放在小男孩和小女孩的房间外。我们走到艾迪的病房前，护士进去把门掩上。

　　“只要几分钟就好了。”我听到她对希斯夫妇说，“我们做一下检查。”

　　“这次是什么专家？”父亲的声音在颤抖。

　　“是一位很了解各种伤口的医生，她就像警察部门的外科医生。”护士很委婉地说明我的法医身份，或更糟的讲法——验尸官。

　　停顿了一下，父亲静静地说：“哦，是为了搜集证据。”

　　“是的。要不要喝点咖啡或吃点东西？”

　　艾迪·希斯的父母从病房内走出来，两个人都相当胖，因为一整夜和衣而眠，他们的衣服皱得很厉害，脸上呈现出的是无辜单纯的人得知世界就要毁灭时的迷茫。他们疲倦地瞥了我们一眼。我真希望自己能说些什么改变这一切，或至少让情况好转一点点。而安慰的话只哽在了我的喉头，这对夫妇慢慢地走开了。

　　艾迪·希斯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头上缠着绷带，呼吸器将空气送进他的肺里，药液流进他的静脉。他乳白色的皮肤光滑无毛，薄薄的眼皮在黯淡的灯光下看来有点发青。我从他浅赤金色的眉毛推测着他的发色。他尚未脱离青春期之前柔弱的阶段，这个年龄的男孩有着丰润的嘴唇，生得漂亮，唱起歌来比女孩还要甜美。他手臂纤细，盖在被单下的身体小小的，能显示出他那正在逐渐发育的性别特征的，只有那双静静放在床上的手，上面插着静脉注射管，而且大得不成比例。他看起来不像十三岁。

　　“她需要看一看他肩膀和腿上的那两个伤口。”特伦特低声对护士说。

　　她拿出两包手套，一包给自己、一包给我，我们把手套戴上。男孩在被单下是赤裸的，皮肤皱褶处和指甲都很脏。如果病人情况不稳定，不能替他们彻底清洗。

　　护士移除伤口上半干不湿的包扎，特伦特紧张起来。“老天。”他屏着气说，“看起来比昨天晚上还要糟糕。老天啊。”他摇摇头退后一步。

　　如果跟我说这孩子遭到了鲨鱼攻击，我可能也会相信一若不是伤口边缘这么整齐。这样的伤口很明显是由尖锐、直线型的用具造成的，例如刀子或剃刀。他的右肩和右大腿内侧分别被割掉了差不多有护肘那么大块的肉。我打开医务袋拿出一把尺子来测量伤口，但没有碰触到它们，然后拍照。

　　“看到边缘那些割痕和刮痕了吗？”特伦特说道，“我说的就是那个，好像那人在皮肤上割出了某种图案，然后把肉整个儿切下来。”

　　“肛门是否有裂伤？”我问护士。

　　“我替他量肛温的时候没看到任何裂伤，替他插管时也没发现他的嘴巴或喉咙有什么异常。我也检查过旧的骨折和淤伤。”

　　“文身呢？”

　　“文身？”她好像从来没见过文身一样。

　　“文身、胎记、疤痕，任何可能由于某种原因而随皮肉一起被割除的东西。”

　　“我不知道。”护士犹豫地说。

　　“我去问他的父母。”特伦特擦去额上的汗。

　　“他们可能到医院餐厅去了。”

　　“我去找他们。”他边说边走出去。

　　“医生怎么说？”我问护士。

　　“他的情况很危急，没有反应。”她不带感情地陈述了这个明显的事实。

　　“我可不可以看看子弹是从哪里射进去的？”我问。

　　她松开包在他头上的绷带，把纱布往上推，让我看那个周围有焦痕的小黑洞。伤口穿透右太阳穴，略偏前侧。

　　“穿过额叶？”我问。

　　“是的。”

　　“做过血管造影了吗？”

　　“因为肿胀，脑部的血液循环受阻。没有脑波活动，我们从他耳朵灌冷水的时候也没有热量活动，没有引起任何脑电位①。”

　　①神经或肌肉运动时所产生的电力。

　　她站在床的另一侧，戴着手套的双手垂在身体两侧，面无表情地继续叙述他们做过的其他检验，以及用哪些方式降低颅内压。我自己也在急诊室和加护病房待过很久，清楚地知道，面对一直不曾清醒过的病人时，比较容易不带感情。艾迪·希斯永远不会醒过来了，他的大脑皮质已经毁损，那些使他成为人，让他有思想、有感觉的东西已经消失了，再也不会回来。剩下的只是生命机能，是脑干。他只是一个有呼吸、有心跳的身体，目前由机器维持着生命。

　　我开始寻找抵抗时留下的伤痕。我专心地避免碰到他身上那堆管线，因此没有意识到我握着他的手，直到他捏了捏我的手，把我吓了一跳。这种反射动作在脑死亡的病人身上并不罕见，就像小婴儿抓住你的手指一样，是一种丝毫无关思想的反射动作。我轻轻地放开他的手，深吸一口气，等待心痛的感觉退去。

　　“找到什么了吗？”护士问。

　　“有这么多管线，很难看仔细。”我说。

　　她重新包扎好伤口，把被单拉到他的下巴。我脱下手套丢进垃圾桶。这时，特伦特警探回来了，眼中带着些许情绪失控的神色。

　　“没有文身，”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仿佛是狂奔到餐厅再冲回来的，“也没有胎记或疤痕。”

　　过了不久，我们朝停车场走去。阳光时隐时现，风中飞舞着细小的雪花。我迎风眯起眼睛，盯着森林大道上的繁忙车流。有些车上装饰着圣诞花束。

　　“我想你最好对他的死做好心理准备。”我说。

　　“要是我早知道这一点，就不会麻烦你多跑这一趟了。该死的，天气真冷。”

　　“你叫我来是对的，否则再过几天他的伤口就会变样了。”

　　“他们说整个十二月天气都会这样，冷得要命，下一大堆雪。”他低头瞪着路面，“你有小孩吗？”

　　“我有个外甥女。”我说。

　　“我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十三岁。”

　　我拿出钥匙串。“我的车在这边。”

　　特伦特点点头，跟在我后面。他一言不发地注视着我打开灰色奔驰的门。在我坐进去扣上安全带时，车内的皮椅与配备被他尽收眼底。他把这辆车看了又看，仿佛在打量一个大美女。

　　“那些被切掉的皮肉呢？”他问，“你有没有见过类似的情况？”

　　“这个罪犯可能有吃人肉的倾向。”我说。

　　我回到办公室，查看信箱，签了一叠检验报告，倒了一杯咖啡壶底剩下的沥青状液体，没有跟任何人交谈。我在办公桌后坐下的时候，罗丝静悄悄地出现了，要不是她在我桌上放下一张剪报，恐怕我要好一会儿才会发现她的到来。记事本上已经叠了好几张。

　　“你看起来很累，”她说，“今天早上几点来的？我到的时候发现咖啡已经煮好，你也出门了。”

　　“亨利哥那里有个很惨的案子，”我说，“那男孩大概会被送到这里来。”

　　“艾迪·希斯。”

　　“是的。”我困惑地说，“你怎么知道？”

　　“报纸上登的。”罗丝回答。我注意到她换了一副新眼镜，让她那张贵族般的脸看起来不那么高傲。

　　“我喜欢你的眼镜，”我说，“比原来架在你鼻头的那副老古董要好多了。报上怎么说？”

　　“没说多少。只说他身受枪伤，在帕特森大道被人发现。如果我的孩子现在还小，我绝对不会让他去送报。”

　　“艾迪·希斯不是在送报时遭到袭击的。”

　　“那不重要，反正我不会答应，这年头治安太差了。”她一只手指搭在鼻侧，“费尔丁在楼上解剖，苏珊出门去了，送几个大脑到弗吉尼亚医学中心征询意见。除此之外，你不在的时候没发生什么事，除了电脑出了点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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