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官场的总体格局就像计划经济时期的饭馆，每张饭桌跟前都会有一群人等座。前不久省里搞了一次创举，公开选拔二十个副厅局级领导，要求必须是正处级或者在副处级岗位熬到四年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报名，结果居然有四千三百多人报名竞争这二十个职位。这也难怪，如今当官的好处太大了：稳定而丰厚的薪水、便宜的和白送差不多的住房、由纳税人埋单的公家配车、吃喝玩乐全报销的豪华待遇等，官员绝对属于先天下之乐而乐的阶层，谁不想进入这个阶层呢？公安局局长这样的职务更是一个握有实权，令人垂涎三千丈的美差。
　　局长一死，银州市的官场立刻暗潮涌动，上下左右一起围攻，里里外外奇计百出，搅和得市长夏伯虎和书记吴修治上班怕进办公室，下班怕进家门，走在路上怕接手机。最让书记吴修治啼笑皆非的是市文联主席，一个五十八岁高龄的准退休老人居然也觊觎公安局局长的职务，仗着自己的亲家是省委主管干部人事的副书记，追到吴修治家里毛遂自荐。吴修治憋着一肚子气，说着一些似是而非的承诺，好不容易打发了这位唠唠叨叨的文联主席。第二天一上班便赶紧联络市长夏伯虎、人大主任曾聪明和组织部部长关原开会，他采取的是领导遇到难题时通常采用的办法：集体讨论，集体负责，有什么麻烦也好往集体身上推。这也难怪，吴修治已经五十八岁，像他这个级别的干部，除非出现奇迹，被提拔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已经开始做退休的思想准备，现在最大的追求就是平平安安着陆，历史经验和现实总结都告诉他：到了这个年龄已经没有折腾的本钱了。他自然不愿意为一个公安局局长的职位问题而搅扰自己好容易才回归宁静通达的心境，破坏自己多年营造的平衡和谐的外部环境，于是便自然而然地把破解这道难题的责任交给了“集体”。
　　这次会晤当然不会有什么具体的结果，很简单，四位领导对公安局局长的突然死亡毫无思想准备，对局长死亡之后的激烈竞争也没有应急预案，所以谁也无法马上提出合适的人选来。即便谁心里有人选这种时候也不敢轻易端出来，这种时候最先端出来的人选不但会让人无端猜忌，往往最终也难以如愿。这种事情靠开会无法解决，会议只能确定方向和原则，会议只不过是对会前桌下协商好了的具体问题履行最后认定的形式，就像签合同，事先谈好了才能签字盖章。经过对银州市干部队伍目前蠢蠢欲动、暗潮涌动的现实进行认真分析，四位对人事任命有决策权的领导总算在一个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银州市公安局局长的人选就在公安局现有的副局级领导里选拔。这样做有利于缩小竞争范围，有利于公安工作的顺利衔接，也有利于社会安定和干部队伍的稳定。很快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大原则就被有意无意地从市府大院传播出去，文联主席之类的非公安系统的干部自动出局，官场总算消停了许多。
　　然而，这个大原则就像浓缩剂，把原来宽泛的竞争矛盾浓缩到了公安局这个小范围内，本来就已经不太平静的公安局这下子更加躁动不安起来。如果从公安局内部选择干部替补，根据职务和资历，有四个选手最具有夺冠实力：公安局政委、副局长，分管政治处、纪检监察、警务监督以及工青妇组织的蒋卫生；分管分局和出入境管理以及户籍、内保、警卫工作的副局长姚开放；分管刑侦、禁毒和治安的副局长、号称局长大人的彭远大；分管后勤装备和培训工作的副局长庄扬。这几个人年龄都在四十六七八岁，分管的工作分量都很重，在那个级别再上一个台阶都还够杠。这四个人各有各的优势，也各有各的弱点，各有各的势力，也各有各的对头。到了这个份儿上，竞争就进入了白热化，几位选手各显神通，明里暗里的开始铆劲儿，好像谁都可能成为局长，又好像谁都有点悬乎。
　　副手中有一个提升正职，必然会出现一个副职的空缺，这又勾引得那些处长、主任、队长蠢蠢欲动、焦躁不安，公安局就像红油火锅，表面上平静如水，油层下面的温度早已过了沸点。
　　相比之下，局长竞争者中形势最为不利的就是那位号称局长大人的副局长彭远大，因为在这关键时刻，他却不在市里。半个月前他带着刑警队的大李子和黄小龙千里迢迢远赴福建调查一桩长达二十多年的重大积案，后来又深入到闽南山区追捕重点嫌疑人，那里连手机信号都没有，所以至今他连局长的死讯都不知道。刑警队的内务老牛摇头叹息：“唉，局长大人啊局长大人，都怪我，这么叫了你几十年，结果把你的那点福气叫薄了，什么时候出差不好，偏偏这个时候，看样子局长这个位子跟你这位局长大人无缘了。”局里许多人的看法都跟老牛相似，估计局长大人这一回没戏了，这怪不了别人，只能怪他自己运气不好，不该在这个时候出差。


第一章　有上级担责任的事情就放手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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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长大人的“人”字应该读儿化、轻声，读出来就是：“局长大人儿”，由此可知，局长大人现在还不是局长，局长大人现在还只是老牛送给彭远大的绰号。
　　20世纪七十年代末，刚刚粉碎“四人帮”，百废待兴，原来的公检法系统都被造反派搞乱了，公检法机关整顿，急需补充人员，大批选拔有文化的工人充实公检法司干警队伍。那个时候工人名义上还是领导阶级，工资加上保健、夜班费和各种津贴，收入比警察高得多，不像现在工人都是下岗后备军，所以那个时候当工人最光荣、最幸福，抽工人当警察还真没有几个爱去的。
　　彭远大刚刚入党，进入了先进分子行列，正好公安局扩编抽人，领导看他身体单薄，虽然各项工作积极，真正的重活也指望不上他，便派他充了个数，到公安局当了一名警察，身份是以工代干。
　　刚当警察半年多，彭远大就声称，他的理想是当公安局局长。对于一个以工代干身份的小警察来说，这个理想是够远大了，父母给他起的名字名副其实。“肏！”老牛当时就骂了这么一声，过后不屑地评论道：“也不撒泡尿照照，就他那个德行，高没有一拶，粗没有一把，还当局长呢，就这个代干能当下去就不错了。”从那以后老牛就把彭远大叫“局长大人儿”，明明是小矮个，却称之为“大人儿”，奚落、嘲弄的意味不言而喻。
　　老牛叫牛一群，人们都把他叫老牛，并不是因为他年龄老，而是因为他长得老。他的长相自来旧，据他自己说，他一出生就满脸皱纹，他爸当时就质问她妈：别人生出来的都是儿子，你怎么生出来个爷爷？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皱纹也在增长，二十岁的时候就有人喊他老大爷，现在他也才三十岁，就有小孩叫他老爷爷了。
　　老牛对彭远大的评价比较符合实际，彭远大名字很有气势，人长得却一点儿也没有气势，穿上厚底大皮靴个头也就是一米六五，瘦得满身骨头，说他“高没有一拶”、“粗没有一把”有点夸张，却也非常形象。女人这种体态可以说成“小巧玲珑”、“娇柔轻盈”。男人这种体格就没有正面的形容词可用，而这种体格的男人如果再把自己的远大理想说出来，比如彭远大当众宣称想当局长，就有点像屎壳郎推着粪球上公路，自以为又有轱辘又有壳便算小轿车，显得荒唐又滑稽。
　　想当公安局局长的野心是彭远大破了公共女澡堂的失窃案之后，精神极度亢奋时不经意暴露出来的。市里最大的公共澡堂叫东方红浴池，有一段时间连续发生女澡堂衣服丢失的案子。那时候的人穷，好看点的衣服就是了不得的财产，丢了衣服的女人们就找警察报案，那时候盗窃案的立案标准是二十五块，也就是说丢失的财物价值二十五块以上就得立案侦破。
　　女澡堂失窃案本来是由老牛主办的。老牛照例走群众路线，调查研究，分别谈话。谈话时对每个人都详细询问，甚至要追问每个洗澡的人脱去衣服后的体貌特征。调查对象都是女人，听到他问女同志不穿衣服的样子，就觉得这个警察有点流氓，怀疑他动机不纯，冷眉冷脸的不跟他合作，于是老牛的调查工作陷入了僵局。忙了几个月，不但一无所获，公安局局长的小姨子到澡堂洗澡的时候又丢了一块梅花牌进口手表。
　　案子从丢失几件衣服升级到了丢手表，案子的性质也由一般性的盗窃案升级到了重大盗窃案。丢手表的还是局长的小姨子，这就让老牛非常狼狈。丢了衣服的革命群众见公安局迟迟不能破案骂警察是草包废物，丢了手表的小姨子当面质询姐夫公安局是干什么吃的，搞得公安局很没面子。局长把女澡堂专案组叫去狠狠骂了一通，当即决定改组女澡堂专案组，老牛灰溜溜地从专案组调出来，彭远大精神振奋又有些忐忑不安地进了专案组。
　　那个时候公安局刚刚整顿重组，机构设置还没有后来处啊、队啊、科啊、股啊那么多名堂，除了有一个局办、党办之外，其他机构不管级别不论规模一律叫组：刑侦组、治安组、技术组、户籍组、政工组、人事组……此外，有什么案子需要侦破还要成立个专案组，所以那个时候“组”特别多。既然要破女澡堂的失窃案，自然也就设了个女澡堂专案组。
　　女澡堂专案组一共三个人，老牛出来就剩下两个人，一个是组长蒋卫生，一个是副组长姚破旧，彭远大接到命令就去找蒋卫生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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