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护车来了，拉着法医和刑侦技术员的警车也来了，局长听到消息坐着他那台伏尔加也来了，厂长书记包括其他厂领导也都赶了过来。吴水道死了倒比活着的时候更加引人关注，有这么多重要领导前来送行。
　　急救医生翻开吴水道的眼皮用电筒照了照，摇摇脑袋退了回来：“人都凉了，已经开始发生尸僵，没救了。”
　　轮下来就到了法医和现场勘察技术人员显身手的时间，忙乎了半晌，得出了结论：自杀身亡，死亡时间大概在凌晨三点钟左右。自杀方式是：吴水道先用自己的裤子固定住自己的双脚，然后再把用袜子结成的绳索绑在床头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剩下的事情就很简单，他朝床铺下面一滚就万事大吉了。
　　唯一的线索断了，从吴水道身上找出大金锭的希望破灭了，公安局和工厂上上下下极为沮丧，案子陷入了僵局。
　　专案组没有马上撤，继续做着一些没有什么意义却又不能不做的事情。吴水道的家属从老家前来处理后事的时候，抬着吴水道的尸体到公安局门前闹着要赔偿，搞得公安局非常狼狈。市委书记出面严令“886”厂出面收拾局面，厂领导吓唬吴水道的家属，说吴水道是畏罪自杀，如果再继续闹就按照法律严惩不贷，私下里又比照工伤待遇给吴水道的家属作了补偿，软硬兼施才算把吴水道的家属安抚下去，好赖把吴水道埋了。说吴水道畏罪自杀一点儿都没道理，因为根本就没有证明人家有罪，按照现在无罪推定的法律原则，在法院判决认定有罪之前，任何人都是无罪的。多亏那个时候的人还比较老实，法制观念也比较差，法律也不完备，让单位领导一吓唬，再多给一点儿丧葬补助也就不了了之了。
　　案子闹了个没名堂，还又死了人，大金锭就像快乐的天使在人间转了一圈忽悠一下子就飞没了，公安局上上下下灰头土脸，对谁都没法交代，只能继续调查这个没有任何线索可供调查的案子，派出大批人员拿着那两个福建人的模拟画像，到全国各地去找那两个福建人。中国人多地广，那个年代通信条件技术手段又非常落后，要在茫茫人海里找到那两个福建人，难度比大海捞针差不了多少。其实谁心里也明白，这种找法根本就没什么希望，充其量仅仅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徒劳而已。
　　正在这个时候，公安局开始恢复“文革”前“股科处队”的建制，这样一来也就面临着人事安排和干部任命的现实问题。在提拔干部的问题上永远都是狼多肉少，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这都是一个无法破解的难题。除非所有官员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公仆，那时候爱当官、想当官的肯定会大大减少，因为，谁都愿意当主人，谁也不愿意当仆人，真正要去做仆人了，很多人肯定就不爱干了。公安局的组织机构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干部界限已经很不清晰，干部级别也搞得不清不楚，一说大家都是组长或者副组长，可是到底是什么级别的组长有时候连局长都说不清。这一回经过拨乱反正，今后大家各就各位，行政级别清清楚楚，这也为今后每一个人的进步奠定了基础。所以大家眼睛都瞪得跟汤圆一样，谁都不愿意失去这次机会，谁都不愿意让这一趟开始正点运行的列车落下。
　　彭远大根据他的现任职务刑侦组副组长、“9·11”大案专案组组长，当个副科长甚至科长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但是，任何一次大规模的机构调整和干部任命人事变动都是一场场人咬人、人捧人、又咬人、又捧人的悲喜剧。
　　彭远大也属于这场大戏的重要角色，自然也就有人朝他张开了大嘴。咬他的原因很简单：有限的果子被无限的欲望抢夺时，场上少一个人，别的人就多一分机会。咬他的理由也很充分：他深陷在“9·11”金锭案子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不但案子毫无进展，还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死了重要嫌疑人，死者的家属抬着死尸到公安局大门口示威闹事，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此外，他不是科班出身，根底不过就是个以工代干，这也是反对他担任公安局科级领导职务的重要理由。
　　俗话说，秦桧还有三个好朋友，何况彭远大在公安局干了这么多年，好朋友远远不止三个人，那些咬他的话也能及时传到他的耳朵里。彭远大既生气又着急，生气的是别人这么说他显然是不公平的，显然是别有用心的，着急的是，如果组织上听信了这些谗言，他显然就会失去这一次正规化带来的提升机会。如果这一次彭远大能够如愿以偿成为科级干部，那么他的远大理想迟早就有实现的希望，如果失去了这一次机会，他的远大理想不仅变得缥缈，就是现在的警察能不能继续干下去也会成为未知数。
　　彭远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了争取尽早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硬着头皮去找了局长，他没有直接说自己想当科长，那个时候的人脸皮还没有现在的人厚，即便跑官也是躲躲闪闪、迂回出击，不像现在的人，把跑官看得就像在商场上做生意，就像在房地产市场作投资。彭远大那会儿还不懂得跑官，因为那会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里还没有这种名堂。他只知道这是向领导反映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而且要尽量把这个意见和看法伪装成和个人利益无关，那个时代为自己谋利益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所以彭远大尽量要装得自己找领导是为了工作，而不是个人利益。
　　局长头发已经花白，有人传说这一次机构调整结束之后，他就要离休回家了。彭远大很喜欢这个老革命，这个老革命也很喜欢彭远大，彭远大能在进入公安队伍短短几年里就由一个以工代干的警察成为刑侦组的副组长，一方面因为他确实能干，像模像样地破了几个案子；另一方面也跟局长喜欢他不无关系。如果局长不喜欢他，他破的案子再多也没用，那个年代讲究的就是资历，论资排辈，他的资历还太浅。排队买票也得耐心等上十年八年。
　　老局长也在为“9·11”大案挠头，这个案子拖了下来，上级也觉得凭他们的本事一时半会儿破不了这个案子，催的也不像刚发案的时候那么紧了，尽管上面不再催命似的追案子，但是局长是一个有着高度责任心和荣誉感的老革命，这个案子毫无进展，让他如同芒刺在背，日夜不得安宁。
　　其实彭远大何尝不是这样，他是专案组的副组长，老局长虽然担任着组长，但是日理万机，要应付各种各样的会议，要传达贯彻上级各种各样的精神，要协调局里各种各样的关系和部门，真正的日常工作由彭远大主持，案子办得像一块夹生大饼，吃又不能吃，扔又扔不得，而且还不明不白地死了一个吴水道，尽管吴水道的家属让单位连蒙带哄的暂时糊弄住了，但是彭远大心里并不好受，吴水道死得太不明不白了，如果真是畏罪自杀倒也罢了，如果确实是因为承受不了遭受嫌疑的压力而自杀，别的不说，起码彭远大要承担相应的道义责任，那终究是一条人命啊。案子不破，吴水道自杀就永远是一个谜，吴水道自杀之谜破解不了，彭远大心灵就像一张白纸洇上了污渍，那是一片永远也难以抹去的阴影。
　　彭远大来到局长的办公室，怯生生地敲了敲门，怯生生地喊了一声“报告”。局长在里面喊了一声：“进来。”
　　彭远大磨磨蹭蹭地踅进局长办公室，局促不安地站在局长办公桌前，局长问他：“怎么？有啥新情况没有？”
　　彭远大连忙申明：“没什么新情况。”
　　局长“唔”了一声接着又说出了一句让彭远大非常难堪的话：“没啥新情况你来做啥？”
　　这句话的含意似乎是说：案子没有新线索你就别来见我。彭远大惶惑了，惶恐了，真想马上掉头一走了之。可是啥话不说掉头就走他也不敢，那么做很容易让老局长误认为他在使气，八成会把他叫回来骂个鼻青脸肿。
　　彭远大嗫嚅道：“局长，我今天来找您是想谈谈别的事情。”
　　局长这才让他坐：“别的事情？有啥别的事情？你坐下说。”
　　彭远大坐下来之后，看看局长的脸色，局长的脸板着，像一张烙煳了的葱油饼。彭远大知道，案子破不了，局长肚子里窝的火如果遇到火星子发作出来，足可以让他焦头烂额出不了这个屋子。他暗暗后悔不该在这个时候来找局长，由此想起了老牛曾经说过的“三不”原则：不在领导刚刚上班的时候找领导，不在领导准备下班的时候找领导，不在领导一个人躲在办公室里头的时候找领导。老牛解释说：领导在家里万一刚刚被老婆骂过，一上班去找领导明摆着是送上门的撒气筒；领导忙了一天，饿了累了，急着下班回家，你却拖着他不能按时回家，能办的事情也不会给你办；领导如果一个人待在办公室肯定就有不愿意见人的事情要办，你这个时候闯进去，领导肯定烦恼，勉强接待你也不会给你什么好果子。看来自己违反了老牛总结的第三条原则，不应该在局长一个人躲在办公室里的时候来打扰他。
　　局长果然很不耐烦：“说话啊，眼珠子骨碌碌转着想啥呢？”
　　彭远大连忙收摄心神，摆脱私心杂念，按照事先打好的腹稿开始向局长念苦经：“局长，我本来不想麻烦您，可是有些事情不向您说说，憋在心里我又难受得不行，所以就想耽误您几分钟，如果您没时间，我改日再向您汇报也行。”
　　局长嘿嘿冷笑：“来都来了，有话就说，但愿你别把你的难受转变成我的难受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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