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所有搬运公司和丧葬业从业者都能跟上时代的脚步。他们仍然习惯抬着担架一路晃进来，然后把尸体随意往旧轮床上一放，而不是搬到这些可以灵活移向水槽的新验尸台上。截至目前，我为减轻大家背痛所付出的努力似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喂，查克小子，”马里诺说，“听说你想加入我们。”

　　“谁说的？”拉芬大吃一惊，立刻摆出一副防卫的姿态。

　　尸体砰地砸在不锈钢台面上。

　　“大家都这么说。”马里诺回答。

　　拉芬没吭声，开始清洗轮床并用毛巾擦干，然后拿干净布罩将其同工作台一起盖好。我则开始拍照。

　　“我来告诉你，”马里诺说，“警察工作可不像你想的那样。”

　　“查克，”我说，“我们还需要几卷宝丽莱底片。”

　　“我去拿。”

　　“现实和梦想总是有差距的，”马里诺继续教训道，“这份工作意味着你得整晚开车巡逻，却屁事都没有发生，无聊得要死。还会被人吐口水、咒骂、埋怨，守着辆烂车看那些只会逢迎谄媚的小马屁精坐在漂亮的办公室里吹空调、陪高层警官打高尔夫。”

　　通风机呼呼吹着，水声淅沥。我简略记录着死者下巴的金属碎片和多余齿尖的状况，试图摆脱内心的沉重。我清楚身体是如何运作的，却无法了然悲伤如何在脑部产生，然后像毒素般蔓延至全身，腐蚀、燃烧着每一寸肌体，由悸动到麻木，终至摧毁一个人的事业、家庭，甚至夺去一个人的生命，这样悲惨的先例比比皆是。

　　“衣服很高级，”拉芬说，“阿玛尼的，我还从没这么近看过呢。”

　　“单是他的鳄鱼皮皮鞋和腰带大概就值上千美元。”我说。

　　“真的吗？”马里诺推测道，“也许这就是他的死因。他老婆送给他当生日礼物，他发现价格后心脏病发作。这里可以抽烟吗，医生？”

　　“不行。货轮从安特卫普港出发时温度多高？你问过肖吗？”

　　“九到二十度，”马里诺回答，“哪里的天气都一样诡异。再这么下去，还不如到迈阿密和露西一起过圣诞节呢，不然就在客厅里摆棵椰子树。”

　　听见露西的名字，我的心有如被一只冷酷的手攫紧。露西个性复杂，几乎没人可以了解她走近她，就算他们自以为做到了。她聪慧过人、成就不凡、勇于冒险，但这些表象后面藏着一个不断追逐令人望而生畏的艰巨挑战，又不断愤怒、受伤的孩子。她害怕被人抛弃，尽管有时这种恐惧只是出于想象。因此她总是弃人于先。

　　“你们注意过吗，很多人都是一身寒酸地死去，”查克说，“为什么会这样？”

　　“我会戴上干净手套乖乖地待在角落里。”马里诺说，“我真的很想抽根烟。”

　　“去年春天的那个案子例外，一群孩子在舞会结束后的回家途中遭到袭击，”查克接着说，“被害的那家伙一身晚礼服，被送来时领口还别着朵花。”

　　死者系着腰带，牛仔裤裤腰缝了几个褶。

　　“他的长裤腰围尺寸太大了，”我说着在表格上记录，“大概大了一两号。看来他生前较胖。”

　　“难说他到底穿多大尺码的，”马里诺说，“他的块头倒是比我还大。”

　　“那是因为他体内胀气。”我说。

　　“可惜你不能拿这当借口。”拉芬大胆地说。

　　“身高六十八英寸，体重一百磅，考虑到体液流失，他生前或许有一百四五十磅，”我估算着说，“身材中等，再加上我刚才所说的衣服尺寸，他生前可能比现在胖许多。奇怪的是他衣服上黏着几根头发，大约六七英寸长，非常淡的黄色。”

　　我翻开牛仔裤的左侧口袋，发现了更多头发，还有一把纯银雪茄剪和一个打火机。我小心翼翼把这些物品放在干净的白纸上，以免破坏可能残留其上的指纹。右侧口袋里有两枚五法郎的硬币、一英镑和多张折叠整齐的外币。

　　“没有钱包或护照，也没戴首饰。”我说。

　　“很像抢劫，”马里诺说，“但他口袋里还有不少东西，这有点奇怪。要是他遭到抢劫，那些东西应该也会被抢走才对。”

　　“查克，你给博特莱特医生打电话了吗？”我问。这位医生是我们经常咨询的弗吉尼亚医学院牙医教授之一。

　　“正要打。”查克摘掉手套走向电话，我听见他打开抽屉和柜子的声音，“你看见通讯簿了吗？”他问。

　　“这难道不是你的分内事吗？”我不耐烦地说。

　　“我马上回来。”拉芬说着匆匆离开了。

　　马里诺紧盯着他一路小跑地离去。“笨得没救了。”他说。

　　“真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我说，“因为他并非真的很笨，马里诺。这才是症结所在。”

　　“那你问过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吗？例如他是否有健忘症、注意力不集中之类的神经障碍？也许他的头被磕过或者自慰过度？”

　　“我没特地问过。”

　　“别忘了上个月他不小心把一颗子弹冲进了水槽，医生，然后胡说一气，好像全都怪你，真该死，我就站在那里看着呢。”

　　我和死者身上又湿又滑的牛仔裤缠斗着，想把它剥离他的臀部和大腿。

　　“搭把手好吗？”我说。

　　我们小心翼翼地沿膝盖和双脚拉下牛仔裤，又脱掉他的黑色内裤、短袜和T恤。我把这些衣物摊在铺着床单的轮床上，仔细检查是否有破洞、裂痕或污渍。我发现长裤后面，尤其是臀部，比前面脏得多，鞋后跟严重磨损。

　　“牛仔裤、黑色内裤和T恤都是阿玛尼或范思哲的。内裤穿反了。”我继续清点，“鞋子、腰带和袜子是阿玛尼的。看见污点和磨损痕迹了吗？”我指着说，“也许被人从背后架着胳膊拖着走时留下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马里诺说。

　　十五分钟后，房门打开，拉芬拿着一张通讯簿走了进来。他把通讯簿貼在柜门上，然后轻快地问道：“我错过好戏了吗？”

　　“我们必须用卢玛探照仪检查这些衣物，等它们风干再做残留物检测，”我冷冷地指示道，“至于其他私人物品，风干后装袋。”

　　拉芬戴上手套。

　　“10-4。”他亢奋地说。

　　“看来你已经融入警察这行了，”马里诺挖苦道，“很好，小子。”

　　第13章

　　我完全沉浸在手头的工作中，全神贯注地处理着这具彻底腐烂、几乎不成人形的尸体。

　　死亡瓦解了这名男子的机体防御，细菌从他的消化道里逃脱，恣意入侵其他部位，使其膨胀、发酵，直到体内每个间隙都充满气体。细胞壁也被细菌瓦解，动脉和静脉里的血液由此变成墨绿色。透过惨白的皮肤，整个循环系统清晰可见，有如地图上的大小河流。被衣服遮盖的身体部位比头部和双手保存得好一些。

　　“老天，要是晚上裸泳时撞见这家伙会怎样呢？”拉芬看着死去的男子说。

　　“他也不喜欢这样。”我说。

　　“知道吗，查克小子？”马里诺说，“哪天你死了，样子也好看不到哪里去。”

　　“我们知道那个集装箱位于船舱的什么位置吗？”我问马里诺。

　　“在后面几排。”

　　“航行时的天气状况呢？”

　　“大致适中，平均气温十六度，最高二十一度。厄尔尼诺现象。现在大家都穿着短裤去采购圣诞礼物。”

　　“你是说，这家伙可能死在船上，又被人塞进集装箱里？”拉芬说。

　　“不，我没这么说，查克小子。”

　　“我叫查克。”

　　“那得看你在跟谁说话。下面是每日一问：当集装箱像沙丁鱼罐头似的堆满货舱，告诉我，你怎么把一具尸体偷偷塞进其中一个？”马里诺说，“你连集装箱门都开不了，况且那个集装箱的封条还是完好的。”

　　我拉近手术灯，拿镊子和放大镜收集纤维和细屑，也不时用到棉棒。

　　“查克，我们得确认还剩多少福尔马林，”我说，“前几天我发现存量已经不多了。或者你已经补足了？”

　　“还没有。”

　　“别吸太多福尔马林气体，”马里诺说，“你见过被送到弗吉尼亚医学院的那些人脑是什么模样。”

　　福尔马林就是甲醛的水溶液，这种高活性的化学药剂常用来保存或“定形”手术切片、器官和供解剖实验用的捐赠尸体。它能杀死诸多微生物，对呼吸道、皮肤和眼睛都具有腐蚀性。

　　“我去看看福尔马林。”拉芬说。

　　“先别去，”我说，“等这里结束以后再说。”

　　他拔掉一支记号笔的笔帽。

　　“打电话给克莉塔，问她安德森是不是已经走了，”我说，“我不希望她在这里逗留太久。”

　　“我来问。”马里诺说。

　　“必须承认，我对这些小妞追捕凶手还不太习惯，拉芬对马里诺说，“你刚当警察时，她们顶多只能检查停车计时表吧。”

　　马里诺走向电话机。

　　“摘掉手套！”我在他背后大喊。无论我贴了多少“清洁双手”的标志，他都不会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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