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得很认真。
　　安德烈真是个英俊的男孩儿，连生气的时候都让人心折，我把手插在裤兜里，看着他笑，“安德烈，你真象个孩子。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近墨者黑，总有一天，你会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他叹一口气，无可奈何地望着我，“也许你说得对，警局已经三个月没有发薪了，人总要活下去。”
　　他说的是实情。一个警察的起薪，通常只有四百格里夫纳（乌克兰货币），不到八十美金。
　　二零零二年的乌克兰，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平均收入仍低于国内，物价却比国内高出一倍有余。进入天寒地冻的冬季，蔬菜瓜果更是贵得让人乍舌，西红柿每公斤接近八个美金，黄瓜则超过十二个美金。我每月有二百多美金的生活费，也只能偶尔打打牙祭，而当地人的餐桌上，仅有土豆、洋葱和胡萝卜，吃到人反胃。
　　我耸耸肩，学着瓦西里的口气说：“算了，安德烈同志，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跟我走，我请你喝酒。”
　　“真的？”他喜出望外，看得出是真正高兴。我走过去接受他的拥抱，然后把手臂穿进他的臂弯。
　　来乌克兰四个月，对斯拉夫民族表示亲热的方式，我从最初的惶恐已经逐渐适应，但和男性实施起来还是不大自然。不过在安德烈面前，我总是控制不住地言行轻佻，也许是他太实在，很容易就让人消除戒心。
　　酒馆里人声嘈杂，挤满了口沫飞溅的当地居民。安德烈护着我穿过柜台前的人群，在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里坐下。
　　那天他喝了很多，也说了很多，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工作前途，英文中夹着俄文单词，我默默听着。
　　其实社会的变革，也就两种方式，要么像钝刀子拉肉似的和平演变，要么是手起刀落的政治剧变。反正承受家国劫难的，永远是底层的普通百姓。
　　和大多数前苏联人一样，他们无限怀念苏维埃解体前的生活水平，那时的卢布，曾是世界上最值钱的货币之一，而如今的俄罗斯黑市，一美金可以兑换到四百卢布。
　　安德烈的家庭背景，和我很象。父母都是乌克兰最大造船厂的工程师，五十年代在中国工作过，所以安德烈也能说几句蹩脚的中文。他们家在苏联解体前，曾属于生活优裕的中上阶层，九一年之后则物事全非。
　　安德烈自己在大学修的是西方文学史，毕业后却设法加入了警局，因为警察至少职业稳定，又比一般的公务员多些保障。
　　“安德烈，”我终于瞅了个空子插进话，问出心中埋藏许久的疑问，“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我什么样子？”
　　我一直想弄明白，我记忆空白的那段时间，究竟发生过什么。
　　“非常狼狈。”他看着我，眼底有一丝柔软的笑意，“一直在哭，脸上身上全是血，我以为你受了伤，让女警替你洗过脸，才发现什么事都没有，就把你带进问讯室，后来的事，你应该都记得。”
　　安德烈描述的，好像和孙嘉遇说的差不多。我红着脸问：“就这些？”
　　他眨眨眼，“就这些。”
　　“现场不是还有一个中国人嘛，他说了些什么？”
　　“你说的，是那个姓孙的中国人？” 他看着我，似乎有些困惑，最终摇摇头，“和你一样，什么也没说。你认识他？”
　　“不，只是好奇。”望着安德烈的眼睛，我忽然觉得心虚，“你干嘛这种表情？”
　　“幸好你不认识他。”他慢吞吞地说，“否则我们两个就不能坐在这里喝酒了。”
　　“为什么？”我睁大双眼。
　　“孙一直是税警和警察的目标。几进几出警局，没有足够的证据，每次只能不了了之。”
　　 我有点明白安德烈的意思了。他身在犯罪科，如果我和孙嘉遇相熟，作为涉案警察，他自然需要避嫌。
　　“可是……”我迟疑地问，“每次都要花钱才能放人是吧？”
　　安德烈紧闭双唇不肯回答，但是他的表情分明已经默认。
　　我冷笑一声：“刚才还说不黑呢，中国人在你们乌克兰警察眼里，就是花旗银行。”
　　“他是真的有犯罪嫌疑。”安德烈拼命摇头，“你听说过‘灰色清关’吗？”
　　我点点头。
　　“孙就有一家这样的清关公司，他帮助进口商偷税漏税和走私！”
　　“那又怎么样？”我瞪着他。
　　对我的是非不分，安德烈表示出极大的震惊。他凑近我，将近一厘米的棕色长睫下是碧蓝冷峻的眼睛，“玫，你太幼稚，我知道他是你的国人，可这里是乌克兰的土地，如果他违法就要接受惩罚。”
　　我不快地闭上嘴，表示和他无话可说。说我幼稚，其实他才是真正的纯情。
　　灰色清关是独联体国家的一道独特风景，出关的进口商品，不论贵贱，拢堆儿按货柜算钱，没有任何清关单据，货主从此祸福自担。
　　即使我不清楚其中的真正内幕，但也知道这种清关公司，基本上都有当权的大人物做后台。简单说，就是典型的官商勾结，如果没有乌克兰当地政府的默许，灰色清关不可能如此猖獗。
　　在乌克兰的华商，提起灰色清关恨得牙痒，却又无可奈何。因为按照正常的清关程序，进口商品均以奢侈品300%征税。以廉价为卖点的中国商品，不走点歪门邪道，难道让那些批发商喝西北风？
　　不过我确实没想到，孙嘉遇做的竟是这一行，一直以为他是进口批发商。
　　察觉到我的不悦，安德烈也不再说话，气氛有些尴尬。
　　酒馆古老的留声机里放着怀旧的歌曲，一曲《山楂树》，让我想起爸妈，一时间有点难过。爸年轻的时候，拉一手漂亮的手风琴，就是靠几首苏联的靡靡之音，才把我妈追到手，这首歌我自小就耳熟能详。
　　我摇晃着身体，跟着旋律轻轻哼唱：“那茂密的山楂树白花开满枝头， 哦，你可爱的山楂树为何要发愁……”
　　安德烈看我自得其乐的样子，明显松口气，过一会儿问我，“玫，你的名字在中文里是什么意思？”
　　我举起啤酒杯子笑笑，“你猜。”
　　“m-e-i, 很象May的发音，”他低头想了想，试探着问，“五月？夏日？”
　　“错了。给你个提示，你想想，五月里乌克兰有什么花开放？”
　　“铃兰？鸢尾？矢车菊？”他仰头望着天花板，猜着猜着就开始胡说八道，“向日葵？”
　　酒精在身体里渐渐发散，我感觉到飘飘然的愉快，不禁大笑，“不对，再猜。”
　　“难道是玫瑰？”见我点头，他伸出手抚摸我的面颊，带着一点醉意，“美丽的名字，非常适合你。”
　　我有点儿不安，略略侧身避开他的手，“安德烈，你醉了。”
　　他依然固执地抚着我的脸，“玫，能否允许我说爱你？”
　　我站起身，“我累了，对不起，我想回家。”
　　安德烈一怔，随即明白我的意思，脸上分明有受伤的表情，放下手臂看我很久，才召来侍者结账，我抢着付了钱。
　　喝了酒不能再开车，我们在酒馆门口分手，他没有说送我，也没有说再见，一个人默默走开，我想他是真的醉了。
　　我明白这样对安德烈不公平，失去他的友谊我也很遗憾，可我心中渴望的那个人，并不是他。
　　那晚之后，我喜欢窝在他坐过的地方，细细回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个细节。虽然知道他是令维维伤心的人，可是我管不住自己的心。
　　马路上人烟稀少，我皱着眉头拉紧大衣，慢慢往回走。脸上不时感觉到冰凉，原来又下雪了，硕大的雪花从天空缓缓飘落，柔软得令人难以置信。我抬起头，鼻子不禁隐隐发酸，想家，也想北京。
　　奥德萨地处乌克兰南部，因为喀尔巴阡山脉的阻挡，不会经受西伯利亚寒流的侵袭，没有北京街头凛冽的寒风，但有整整三个月的冰雪覆盖期，一场大雪接一场大雪，直到来年三月，方可冰消雪融。
　　这里的冬天，触目皆白，是让人倍觉寂寞的冬季。
　　
　　进入十二月，西方圣诞的气氛一日浓似一日。说它是西方圣诞，因为乌克兰以东正教徒居多，而东正教的圣诞日是元月七日。
　　就像中国的春节一样，离放假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学校的气氛已经逐渐松弛。平常人满为患的琴房，一下子冷清了好多。我抓紧机会练琴，每天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自从万圣节过后，彭维维很是消沉了一段日子，独自在家里孵了许久。很多次我从学校回去，都能看到她蜷缩在客厅的沙发里，对着电视机发呆。电视里有时候播着新闻，有时候播着综艺节目，没有声音，只有屏幕上忽明忽灭的蓝光，映着她表情呆滞的脸庞。
　　直到最近两个星期，她才象缓过神来，恢复了常态，又重新开始她花枝招展的生涯，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赴不同的约会。候在楼下等着接她的座驾，从奔驰到保时捷，几乎没有哪天重过样，简直象世界名车秀。但是我再也没有看到过那辆黑色宝马。
　　找个机会我小心地问维维：“后来孙嘉遇找过你吗？”
　　她本来还笑吟吟的，一下翻了脸：“以后少在我跟前儿提这个人。”
　　我十分难堪，但也知道自个儿多管闲事，有点儿过分，即刻噤声，并提醒自己，以后不要和她提起任何与孙嘉遇有关的话题。
　　这天在学校，正和同学兴致勃勃商议假期的去处，有女孩儿跑来告诉我，“亲爱的，有位英俊绅士在门外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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