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才把一个保温饭桶交我手里，催着我赶紧送医院去。
　　我如蒙大赦，接过饭桶一溜烟儿出了家门直奔公交车站。
　　吃饭的时候和妈聊天，提到这家医院一直紧张的床位，她还庆幸自己运气不错，从ICU出来居然碰上双人病房腾出空位，比起嘈杂不堪的六人大房间，真算是天堂了。
　　旁边的病友却插话：“甭逗了，那哪儿是您运气好啊？根本就是有人关照过嘛！您再瞅瞅那些护士跟你说话时的脸色，平常她们可都觉得自个儿倍儿牛逼的，什么人没见识过？要没人打点她们能有那满面春风吗？”
　　我妈还一脸迷惑：“不能啊，我们家没人和这家医院熟啊？”
　　我在一边埋着头不好多说，心里却明镜似的，完全明白这背后的翻云覆雨手。
　　回到家我打电话给程睿敏，感谢他这些天的费心照应。他的声音依然温和好听，隔着电话都能感受到他春风化雨一般的微笑：“举手之劳，不用客气。还是那句话，嘉遇是我最好的兄弟，哪天我遇了事，他也会上心帮忙的。”
　　我很为他们之间单纯的兄弟情谊感动，便不再说空洞的客套话，利利索索道再见，然后掐着时间打奥德萨家中的电话找孙嘉遇。
　　可是回铃音响了很久都没有人应答，我又换孙嘉遇的手机，他的手机还是关机。
　　我顿时感觉不安，好像从三四天前，就无法联系上他。每次打他的手机，都被提示机主关机，家里的电话也没有人接。
　　我很忐忑，这家伙究竟在做什么呢？他还好吗？他的身体有没有恢复？
　　
　　时间已是六月底，北京开始进入闷热潮湿的炎炎夏季。妈妈的气色却好了很多，有时候我们会趁着护士不在，带她回家看看。
　　这天一家三口坐在一起开了个家庭会议，讨论我的学业问题。
　　我宣布考虑了几日的决定：“我想暂时保留学籍，先回北京找份工作。”
　　从前不事稼穑，这些天观察很久，终于看明白从不在意的事实。
　　父母以前的收入虽然不错，但都和工作量挂钩，今后一年半载，妈肯定不能再接项目，只能靠死工资维持收入。象这样银子流水一样从手中消失，家中有出无进的状况，实在不适合再供养一个留学生。
　　但他们的反应之激烈，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爸非常恼火：“玫玫，爸妈已经过完大半辈子，你的人生才刚开始，不要一时头脑发热，因为我们耽误你自己的前途。”
　　我闭紧嘴不肯说话。
　　妈更是急得迸出眼泪：“赵玫你马上回乌克兰去，不然我就停了治疗。”
　　一晚上疲劳轰炸，再加上妈的眼泪，最后我只好妥协，答应暂返奥德萨，把学期末的后事处理干净，如果妈的身体状况还好，我就留在奥德萨过暑假，一来省点儿路费，二来可以补习乌克兰语。
　　但我有一条底线，就是今后坚决不许他们再给我生活费。
　　爸不解地问：“那你以后怎么生活？”
　　我回答：“可以去打工啊，比如教小孩儿弹琴，很容易挣钱的，又不累。”
　　话是这么说，但我心里明白，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我想打工，作为语言不精的中国学生，唯一可去的只有两个地方，在七公里市场帮人看摊，或者，去卡奇诺赌场做女侍应生。
　　但这两处的收入，都只能保证基本的生活费用，学费是根本不用奢望的。退到底我还敢说这样的话，不过是因为背后有孙嘉遇支撑着底气。
　　做出回京的决定时，虽然十分难过不舍，但我并没有机会同他商量，因为依然无法联系到他。
　　我翻遍手机里的联系名单，非常沮丧地发现，除了学院的同学，我的生活圈里好像只有孙嘉遇一个人。和老钱、邱伟天天见面，我竟然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尝试着打电话到瓦列里娅的店里，她却是个小迷糊，一问三不知：“我也很久没有看到他了，咦？你不在奥德萨吗？”
　　我很烦躁，敷衍着挂了电话，继续啃着手指头想其他的辙。想到一周后才有返程的航班，心中的焦虑越扩越大。

　　重返乌克兰的前夜，我早早躺下，迷迷糊糊睡得正香，爸敲我的门：“玫玫，乌克兰的电话。”
　　我一下惊醒，噌地跳下床，只穿着睡裙就冲出去，直扑到客厅的电话旁。
　　“你良心没有的，死啦死啦滴，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电话？”我说得飞快，感觉到如释重负的轻松愉快。
　　那边却一片沉默，只能听到电流的咝咝声。
　　我疑惑起来：“喂？”
　　“赵玫。”终于有声音传过来，喑哑而干涩。
　　我的心直沉下去。是彭维维，居然是彭维维！
　　“你有什么事？”我尽量克制着自己，保持声音的平静。
　　还是沉默。
　　我侧头看看墙上的挂钟，时针分针正呈现一个十五度的夹角，已经半夜两点了，奥德萨的晚上八点。
　　“没什么。”彭维维忽然轻笑一声，银铃一般，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却显得异常诡异，“赵玫，今晚奥德萨的月色真好，亮得象白天，北京也有月亮吗？”
　　舌头有点儿大，显然是喝醉了。
　　我压抑着已经冲到头顶的怒气，生怕惊动到父亲，放低声音说：“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明天咱们再风花雪月可以吗？”
　　电话线那端又一次静寂无声。
　　我等着，指甲几乎掐进自己的肉里。等我回去，还有一笔旧帐要和她清算！
　　那边很久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扑一声轻响，电话挂断了。
　　我完全没了睡意，抱着手臂坐很久，终于又拿起电话，一下一下按着那个烂熟在心的号码。
　　依然是乌克兰语：对不起，您拨的用户已关机。
　　我返回卧室，再也无法入睡，睁着眼睛躺到天明。
　　
　　离家之前，我趁父母不注意，还是把两万美金留在抽屉里，并写个纸条给他们，说明先放在家里应急，如果用不着我就尽快归还。
　　等待登机的时候，我发了个短信给孙嘉遇，告诉他我今天的行程。
　　飞机沿着跑道开始滑行，起飞，愈升愈高，渐渐进入一万米之上的浩瀚晴空。
　　仍然是七个小时的航程，在发动机的轰鸣声里，我满怀着忐忑，注视着身后渐行渐远的中国领土。
　　飞机在奥德萨机场缓缓降落，我的心也似跌落到了最低处。莫名的恐惧沉甸甸压在心头，我几乎迈不动脚步。
　　勉强振作起精神，我拎起手提行李，随着大队旅客排队出海关。
　　远远看到邱伟穿过人群朝我走过来，我这才松口气，疲倦得想就地躺倒。
　　“行李呢？”他问我。
　　“没有，只有这么多。”走的时候匆匆忙忙，来的时候又狼狈不堪，哪儿有精力去照顾多余的行李？
　　邱伟没有再说话，弯腰替我挽起背包。我看看他的身后，并没有我日思夜想的人。
　　“嘉遇为什么没来？” 
　　“他在基辅办事，让我接你回去。”
　　邱伟把我的背包扔进后座，却低着头不肯看我。
　　明知他在说谎，但我不想点破他，我坐上司机副座，一声不响扣上安全带。反正总会见到孙嘉遇，他总要给我一个解释。
　　一路上我们两人都没有开口说一句话。
　　但邱伟并没有送我回家，他带我去的，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奥德萨城南中等住宅区里的一栋小户型公寓。
　　整个房间豆腐干一样大，捉襟见肘，条件和我前两个住处是无法相比的，但总算还干净。又是独立的单元，厨房卫生间倒一应俱全。
　　我看到自己的行李箱和其他杂物都堆在墙角，乱糟糟一片。
　　“为什么？”我双手紧握在一起，浑身哆嗦得象一片风中的叶子。
　　邱伟站着不出声，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神情显得十分为难。
　　“为什么？”我再问一次，人已经摇摇欲坠。
　　他看着我，终于开口：“时间太紧找不到好房子，你先在这儿凑合几天。”
　　这不关我的事，我只想知道：“他为什么要赶我走？”
　　“他不想连累你，不想让你卷进来。”
　　“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他插在口袋里的右手伸出来，取出一张报纸放在床上。
　　我勉强拿起来，报纸在我手中被抖的哗哗作响。上面的日期是十天前，掀开里页，我看到孙嘉遇的照片。
　　那是一份通缉令，罪名是绑架及杀人未遂。
　　脚下的地板好似裂开一条大缝，我的世界在一片黑暗中完全坍塌。
　　
　　眼前的黑雾散去，我醒过来，发觉自己靠在邱伟的臂弯里，头晕恶心得难以支撑。
　　邱伟要扶我起来，我却推开他，自己走到床边躺下。
　　这一躺下我十几天没有起床。
　　我只记得自己不停地呕吐，人也烧得有点糊涂。医生来了又去，邱伟一直没有离开。昏迷中我能感觉到他喂我吃药，扶着我喝粥。
　　可我完全吃不下，勉强咽进去又全部吐出来。有几次甚至吐在他身上。略为清醒的时候我一直想：是不是要死了？这样倒也干脆。
　　但我最后还是退了烧，渐渐好起来。
　　邱伟被我几乎吓死，他说：“赵玫，你命真大啊，烧这么多天居然没有转成肺炎，我都以为你要过去了。”
　　我冲他笑笑。真过去倒好了，再不用关心任何人任何事。一旦清醒，那张触目的通缉令仍在眼前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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