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晓云就能将事情坚持到最后，决不中途退场，倒不定有大团圆等着，而是水落石出。读她的小说，就过瘾在这一点，她不会让期待落空，要说，这期待也是她给出的，给出的期待越高，兑现的任务越艰巨。情节的陡峭，非一般能量对付得了，要洞察世故，要叙述策略，要想象力，不得已处，就凭蛮力上了。这几项，蒋晓云都具备。
　　《北国有佳人》里，商淑英的一生，哪一段都可以打一个结。恩客黄智成离开上海去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天时地利都可以不回来，作为小说也可以成立，一百年前就有《蝴蝶夫人》，可黄智成偏偏回来，再续前缘。恩爱难抵父母之命，几番周折只得协议分手，给出的条件有金圆券，美金，金条，还有去台湾的船票，这就有意味了：漂泊，聚离，不归，歌里不是唱“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就此打住亦有余音缭绕。可还是不然，过了海峡，故事所向披靡。想也是，商淑英还年轻，还得继续往下走。可是，小说并不为真实的人生负责，而是攫取要义，加以虚构，成作者自己的果实。蒋晓云的手臂却是阔绰，称得上豪奢，攫取的内涵大，虚拟的体积就要增量。其实，海峡这边的情节，在那边就安下了楔子，所以并非单纯的加法，而是因果相衔。那楔子的名字叫做老张，老张的进行式里，又楔进老贾——事情悬了，不留神就落入类型小说，言情加特工，叙述的体量里往往潜伏着陷阱，要守严肃文学的节操必拒绝诡黠的诱惑。此时此刻，商淑英都摸到老贾床上的枪了，剑已出鞘，何以回头？然而，蒋晓云气定神闲，刀刃行走如履平地，老贾其人渐去奇情，显现严酷现实，那就是外攘方平，内战又起，海峡相持，南北分离……“北国有佳人”的“北国”二字有多少家国情仇，老贾的北方乡音仿佛是无限的隐喻，其中当然也有枪的机锋。蒋晓云至此并不放过商淑英，逼她再上一程，“淑英感觉自己像故事里遇鬼的书生，次日清晨醒来看见昨夜的庭台楼阁变成了土丘荒冢”，这就有点儿张爱玲的遗韵了，可新一代的作者只稍稍沉溺一小会儿，紧接着便咬牙奋起。时势逼迫，末世的悲凉，在具体境遇不免是奢谈，相比较之下，曹七巧白流苏们的苦衷几可称为闲愁。这里的女人可都是存亡之际，前者还是“下坡路”，后者可是临悬崖之危。张爱玲为苏青画像，世故的眼睛仿佛在说：“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这也可以用在蒋晓云身上。蒋晓云有几分苏青的结实直率，除去个人性格，也有时代的缘故。
　　《百年好合》居小说集排位之首，大约有提纲挈领的用心，更可能是，作为全书大结局的预告。百岁寿筵上好命的老太太，众星捧月簇拥着的亲朋好友，一个接一个登场亮相，演绎各自故事，不论尊卑贵贱，全有始有终，功德圆满。又好像循着盛极而衰的自然物理，生命达至辉煌之后，就有下降的趋势，一代逊于一代。金兰熹，商淑英，应雪燕，翟古丽，自是不消说了，堪称巾帼中的英烈。甚而至于屈居“冷宫”的废妻贞燕，一旦到关键时刻，也出其不意，安置了独生子亦嗣。舜美略晚生，吃亏就大一些，最终成长起来，却付出惨痛的成本。到下一代，声色逐渐平淡，商淑英的女儿爱芬，有些像金舜蓉家的安静，小小年纪流离失所，改了性子，所幸有强悍精明的母亲，为她们作规划，只是顺从应变，结果柳暗花明有了新境界；亦嗣的处境复杂一些，除去流离之苦，还有身份的不确定，这样的孩子保持平淡性格许是最安全，但青春总是焕发的，无奈转瞬即逝，复又偃旗息鼓，归入庸常中年；最让人戚然的是安心——《人生若只如初见》，这一则故事可借用《红楼梦》某一回的题目，就是“尴尬人难免尴尬事”。安心的脾气有些像她的小姨舜美，都是排行老小，娇惯成性，婚姻家庭一团糟。但舜美糟得响亮，爽脆，轰轰烈烈；安心则是滞涩的。舜美的男人同是异乡飘零人，几近亡命之徒，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安心的男人是在地的本省人，就有投诚与收编的意思，安心像是半蝶半蛹，一头在空虚茫然中游离，一头已着土生根。迁徙中的悲壮激烈平息下来，日常生活静好是静好，却也是沉闷的。安心的“小三”欣玲，何其乏味；安心的男人银俊何其乏味；安心自己呢，在爱和恨里，照理应是戏剧性的，依然是乏味，乏味！
　　说到银俊，就又有一段枝蔓，名字叫作《蝶恋花》。银俊婚前罗曼史与郭宝珠，是本书中唯一一对本省男女。银俊家是从台北近郊菜农发迹起来的企业主，郭宝珠则是他家台湾中部的远亲，进企业做员工。这一对小男女的恋情是纯肉体，也是纯情，如同小猫小狗一般，两相投合，如胶如漆，一刀下去，各归各所，是草根的清新和利落，另有一番生机，是不是作者别有用意？他们的私生女郭小美，还有韩琪曼与志贤的私生女宝宝，小说中最新的一代，同是私生的身份，又在暗示着什么？她们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对往昔不存丝毫眷顾，一味向前。那宝宝为养父的仕途着想，到竞选现场亮相，代母亲忏悔，做“剃光头”仪式，出演这一场台湾民主政治的“中国秀”可是有条件的，就是父亲送她出国留学。宝宝回家后对外祖母翟古丽说的一句话，也是有意味的，她说：“姥，以后我出国发财了，带你去麦加！”“姥”的称呼是北方话，麦加的朝圣者是穆斯林，这一路多么远啊！是漂泊人生的继往开来，又是改弦易辙，另起篇章。凭蒋晓云展现出的叙述的膂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她能够兑现承诺。
　　二○一三年三月十一日　北京


　　序
　　〔少年时对感觉不可能发生的事，会跟朋友赌气一样地说：“那你就等个一百年吧！”〕
　　我的父亲是一九一三年的春天出生的，比中华民国只小一岁。可是他的身份证年龄却在由香港到台湾时被代填入境资料的友人误填成民国前一年，那又比中华民国大了一岁。因为需要填写表格时记的父亲生日跟他实际在家庆生时的生年月日不符，所以很大了我都搞不清楚他的年纪。我三十岁以后，他常常跟我说一句俗谚：“人人有个三十六，喜的喜来忧的忧。”我一直以为他是勉励我在而立之后要时时戒慎恐惧，努力不懈。一直到他过世之后，我常常因为思念，把记得的父女互动在心中一遍遍回忆分析，才觉悟到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夺取中国内地政权的时候，他的实际年龄正好是三十六岁。那一年发生的事情让他，和许多像他一样的中国人，人生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
　　父亲在湖南老家是一个地方型的政治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他“在台上的时候”。国共内战，他被迫离开家乡，失去了政治舞台。因为不能忘情，在我出生后，他还曾逼迫对政治完全没有兴趣的我母亲去竞选“台湾省议员”。因为他评估有妇女保障名额，要求票数有限，在当时算高学历又风度极佳的母亲会有机会当选。没有想到为此加入国民党，却因为拉不下脸到处求人赐票的母亲，差一票饮恨，那也断了父亲想在台湾继续家族“政治生命”的梦想。
　　可是这个挫败却没有影响父亲对“管理众人之事”热衷的脾性，我小时候家里一直人来人往地很热闹，事后回想，简直是常常有人在我家“全民开讲”。我喜欢自己看书，对大人讲话从不旁听，这个良好的品行总是被客人盛赞，这就更让我远离客厅里的清谈。现在想起来，我大概错过了旁听一整部民国的稗官野史。然而即使这样自外于客厅里的“座谈会”，不小心飘进耳朵的一些事情和人名却在我此后的一生于完全想不到的时空和书页之中重逢或证实。事后追忆，这个奇妙的童年环境是让我变成一个在台湾戒严氛围中长大，却对威权或权威一无所觉的主因。
　　一九七九年我以文艺界青年代表的身份应邀去台湾“总统府”，十个样板人物轮流跟蒋经国握手，个个沉默不语，行礼如仪，我身旁的大明星林凤娇（成龙的妻子，房祖名的妈妈）还紧握我的手，微微发抖，我想一个女明星什么场面没有见过，跟两个老头（另一位是“副总统”谢东闵）握握手，何以激动至此？轮到我的时候，我特意示好，说：“总统”你好，我也姓蒋。蒋经国听说不过一愣，旁边的侍卫大概觉得于体制不符，就有点粗鲁地用手臂把我隔开了。回家后我不大高兴，父母就安慰我说：你愿意跟他握手还搭讲，真是看得起他，小蒋怎么这么不懂礼貌！
　　和眷村里“效忠领袖”与“官大一级”的鲜明阶级意识不同，我成长过程中遇见的从大陆流亡到台湾的难民好像对台湾当局都是牢骚满腹，谈到当时的“民族救星”更是意见比敬意多。既是难民，可能应该也有生计之忧，可是他们碰在一起却很少聊油钱米价，反而喜欢读他们不大相信的报纸，交换小道消息，和分析时势；仿佛身在乡野，却觉得庙堂之事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自己可以置喙。等我长大后反刍才想通，原来这群人是经济社会中的“士大夫”或“中产阶级”。同是难民，虽然不是富贵的“上流社会”，他们却或有文凭，或有技能，即使在难中，基本的饱暖问题还是可以得到解决，就有余力继续“生活”。
　　他们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追求事业、爱情、婚姻，喜欢和朋友分享对人生的期望和想法；他们也关心大世界里的经济、政治，和时局，很长的时间他们都在担忧“老美”随时会放弃弹丸之地的台湾，好像他们相信第七舰队还胜于保卫“复兴基地”的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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