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女儿，”公爵说，“让我自己来介绍吧。”

　　画家鞠了一躬，微微一笑，露出炫目的雪白的牙齿。

　　“我们昨天等您来哩，公爵小姐，”他对基蒂说。

　　他说话的时候身子摇晃了一下，随后又重复了一遍这个动作，竭力想要装得好像是故意这样做的。

　　“我本想来的，但是瓦莲卡说安娜·帕夫洛夫娜捎话说你们不去了。”

　　“不去了？”彼得罗夫说，涨红了脸，于是立刻咳嗽起来，用眼光四处寻找他的妻子。“安尼达！安尼达①！”他叫，他的细瘦的雪白脖颈上的青筋涨得像绳索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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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安尼达是安娜的小名。

　　安娜·帕夫洛夫娜走过来。

　　“你怎么通知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呢！”他生气地低声说，发不出声音来。

　　“您好，公爵小姐。”安娜·帕夫洛夫娜说，浮上完全不像她以前的态度，露出假笑。“很高兴认识您，”她向公爵说。

　　“大家老早就等着您呢，公爵。”

　　“你怎么通知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画家又一次沙哑地、更生气地低声说，显然因为他的声音少气无力，使他未能充分表达出他的意思而冒火了。

　　“啊哟！我以为我们不去了哩，”他妻子不高兴地回答。

　　“什么，什么时候……”他咳嗽着，挥着手。

　　公爵举了举帽子，和他女儿一道走开了。

　　“唉！唉！”他深深叹息着。“啊，可怜的人！”

　　“是呀，爸爸，”基蒂回答。“你知道他们有三个小孩，没有仆人，差不多一点财产也没有。他从学院领一点钱。”她兴奋地继续说，竭力想消除由于安娜·帕夫洛夫娜对她的态度的奇异变化在她心中所引起的苦恼。

　　“啊，施塔尔夫人来了，”基蒂说，指着一辆轮椅。在轮椅里，靠在枕头上，一个包在灰色和青色东西里的物体躺在阳伞下。

　　这就是施塔尔夫人。在她背后站着一个给她推车的阴郁而强壮的德国工人。在她旁边站着一位淡黄色头发的瑞典的伯爵，基蒂知道他的名字。几个病人在轮椅周围徘徊着，凝视着这位太太，好像她是什么稀罕东西一样。

　　公爵走近她。基蒂立刻又在他的眼睛里觉察出了那使她慌乱的嘲弄的火焰。他走到施塔尔夫人面前，极其斯文、极其殷勤地，用现在很少人能够讲的那样优美的法语向她招呼。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但是我为了感谢您对我女儿的厚意，不能不使您回想起来呢，”他说，脱下帽子，再没有戴上。

　　“亚历山大·谢尔巴茨基公爵，”施塔尔夫人说，向他抬起她那天使般的眼睛，基蒂在那眼神里觉察出烦恼的神色。

　　“看到您，高兴得很！您的女儿，我真是喜欢极了呢。”

　　“您身体还是不大好吗？”

　　“是的，我也惯了，”施塔尔夫人说，她把公爵介绍给瑞典的伯爵。

　　“您差不多完全没有变啊，”公爵对她说。”我没有荣幸看见您已经有十年、十一年了呢。”

　　“是的，上帝赐给人苦难，也赐给人忍受苦难的力量，人常常奇怪苟延残喘地活着有什么目的呢？……那边！”她恼怨地对瓦莲卡说，因为瓦莲卡没有如她的意把毛毯盖住她的脚。

　　“大概是行善吧，”公爵眼睛里含着笑意说。

　　“那不是我们所能判断的，”施塔尔夫人说，觉出了公爵脸上的微妙表情。“那么，您把那本书送给我吗，亲爱的伯爵？

　　我谢谢您呢。”她转向年轻的瑞典人说。

　　“啊！”公爵看见站在旁边的那位莫斯科的上校，叫了一声，于是向施塔尔夫人鞠了躬，就同他的女儿和加入他们之中的莫斯科上校一道走开了。

　　“这就是我们的贵族，公爵！”那位莫斯科的上校带着讥讽的意味说。他因为施塔尔夫人不和他结交而对她不满。

　　“她还跟从前一样哩，”公爵回答。

　　“在她生病之前您认识她吗——就是说在她躺倒以前？”

　　“是的。我看到她躺倒的，”公爵说。

　　“据说她有十年没有起床了。”

　　“她不起床，因为她的腿太短了。她的样子长得丑极了。”

　　“爸爸，决不会的！”基蒂叫着。

　　“恶嘴毒舌的人都这么说，我的亲爱的。而你的瓦莲卡可够受罪的，”他补充说。“啊，这些生病的太太们！”

　　“啊，不，爸爸！”基蒂热忱地反对着。“瓦莲卡很崇拜她。而且她做了那么多好事！随便问哪个人吧！没有人不知道她和阿琳的。”

　　“也许是这样，”他说，用胳膊肘挟紧她的胳膊。“但是做了好事，问什么人，什么人都不知道，那就更好呢。”

　　基蒂没有回答，倒不是因为她没有话可说了，而是因为她连在她父亲面前也不愿泄露她的秘密思想。但是，说也奇怪，虽然她下决心不受她父亲的见解的影响，不让他踏入她内心的圣地，但是她却感到她整整一个月来怀藏在心里的施塔尔夫人的神圣形像消逝了，一去不复返了，就像由被人任意抛掷的衣服所构成的奇幻人形，当人看出来躺在那里的只是一件衣服的时候，就会消逝一样。剩下的只是一个短腿的妇人，她因为生得难看而终年躺在床上，而且为了没有如她的意给她盖上毛毯就折磨那个可怜的任劳任怨的瓦莲卡。无论怎么拼命想像，基蒂也不能把以前的施塔尔夫人唤回来了。三十五

　　公爵把他的愉快心情感染了自己家里的人和朋友们，甚至谢尔巴茨基一家下榻的德国旅馆的店主。

　　和基蒂一道从浴场回来以后，公爵邀请上校、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和瓦莲卡一同来喝咖啡，吩咐把桌椅搬到花园里栗树下面，在那里摆早饭。旅馆主人和仆人也都受到他的愉快心情的影响而变得活跃起来。他们知道他慷慨大方；半个钟头以后，住在楼上那位从汉堡来的生病的医生羡慕地从窗口眺望着聚在栗树下面的那一群兴高采烈的健康的俄国人。在树叶投下的摇曳的阴影的圆圈里，在铺着雪白的桌布，摆着咖啡壶、面包、奶油、干酪和冷野味的桌旁，坐着公爵夫人，她戴着缀着淡紫色丝带的帽子，在分一杯杯咖啡和奶油面包。那一头坐着公爵，他大吃特吃，高声而又愉快地谈着话。公爵把他买的东西陈列在身旁，有雕花木匣、玩具、各式各样的裁纸刀，他每到一处温泉就要买许多这样的东西；他把它们分赠给大家，连女仆丽珊和旅馆主人都有一份，他用可笑的蹩脚德语和旅馆主人说笑话，向他肯定说医治好基蒂的不是温泉而是他的出色烹调，特别是他的梅汤。公爵夫人嘲笑她丈夫的俄国习气，但是自从她来到温泉以后她从来没有这么活泼和愉快过。上校听到公爵说笑话照例微笑，但是关于欧洲，他自信是素有研究的，他总是站在公爵夫人一边。好心肠的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每听到公爵说一句有趣的话，就捧腹大笑，就连瓦莲卡也被公爵的笑话引起的轻微而富于感染性的笑声弄得无可奈何，这是基蒂以前所从来没有见过的。

　　这一切都使得基蒂快乐，但是她总不能宽下心来。她父亲对她的朋友，和对她那么向往的生活所表示的诙谐看法无意中向她提出了问题，使她无法解决。这个疑团之上又加上她和彼得罗夫家的关系的变化，那变化今天是那么明显地和不愉快地显示了出来。大家都很愉快，但是基蒂却愉快不起来，而这就更使她苦恼。她怀着好像幼年时她挨罚关在自己房间里听着外面她姐姐们的快乐笑声时体验到的那样的感觉。

　　“哦，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吗？”公爵夫人说，微笑着，把一杯咖啡递给她丈夫。

　　“出去散散步，走到商店面前，他们就向你兜揽起生意来。‘Erlaucht，Excellenz，Durchlaucht’①地叫。他们一叫‘Durchlacuht’，我再也忍不住了，于是十个塔勒②就花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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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德语：大人，阁下，殿下。

　　②塔勒是德国的一种银币。

　　“原来只是因为无聊的缘故，”公爵夫人说。

　　“自然是因为无聊了。这么无聊，亲爱的，可真不知道怎样消遣呢。”

　　“您怎么也会感到无聊呢，公爵？现在德国有趣的东西多得很啦，”玛丽亚·叶夫根尼耶夫娜说。

　　“但是有趣的东西我通通知道：梅汤我知道，豌豆腊肠我也知道。我通通知道呢。”

　　“不，无论您怎样说，公爵，他们的各种设施是有趣的，”

　　上校说。

　　“可是有什么趣呢？他们都好像臭铜钱那样得意；他们征服了一切人。我有什么好得意的呢？我什么人也没有征服；我不能不亲自脱靴子，是的，而且亲自把它们放到门外，不能不一早就起来，马上穿上衣服，走到餐室去喝很难喝的茶！在家里可就不同啦！你从从容容起来，为什么不如意的事生一会儿气，埋怨一两句，就又平静下来。你有时间思索一切，不慌不忙的。”

　　“但是一寸光阴一寸金，您忘记了这句话吧，”上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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