愉快型的人则相反，他们会从成功实现了的目标那里取得安慰和愉快。没有一丁点好处的十足坏事并不容易找到。同样“，郁闷”型的人，亦即阴沉和神经兮兮的人，他们总的来说比“愉快”型的人更具有想象力，他们比无忧无虑的快乐的人更少遭遇其他的不幸和苦难，因为他们把一切都看成漆黑一团，总是把事情往最坏的方面想，并因此准备着防范措施。这样，与那些赋予事情以愉快的色彩和大好前景的人相比，他们更少失算与栽跟斗。但如果神经系统或者消化器官的疾病捉弄着一个天生具有不满、易怒心态的人，情况就会最终发展成这个样子：持续的不幸引致了对生活的厌烦，并由此萌生了自杀的倾向。由于这个原因，最微不足道的不便和烦恼都会引致自杀的结果。的确，当情况变得最糟糕的时候，甚至连这点不便和烦恼也不需要了，一个人会纯粹由于持续闷闷不乐的心情而决定自杀。这种人会以冷静的思考和铁定的决心实施自杀行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一个病人尽管处于别人的监视之下，仍会随时留意着利用每个不被监视的机会，迫不及待地抓住获得轻松解脱的手段这种解脱手段是现在求之不得的和最自然不过的这整个过程没有犹豫、退缩和内心斗争。关于自杀方面的详尽论述，可阅读埃斯基罗尔的《精神疾病》一书。但除此之外，在某种情况下，就算是最健康的和或许是最愉快的人也会想到过自杀。那就是当痛苦非常巨大，或者，步步逼近的不幸实在不可避免，这一巨大的痛苦或不幸已经压倒了对死亡的恐惧。不同之处只在于自杀所必需的诱因的大小，这一诱因和人的不满情绪成反比例。不满情绪越厉害，则自杀所需的诱因就越小，到最后，诱因可以减至为零。相比之下，愉快情绪越强烈，维持这一情绪的健康状况越良好，自杀的诱因就必须越大。因此，在自杀的这两种极端原因纯粹出自与生俱来的忧郁不满的心理得到了病态的加剧；天性是健康、愉快的，只是为了纯客观事情的缘故之间存在级别不一的原因。健康和美貌有着部分的关联，虽然美貌这一属于主体的好处不会直接带给我们幸福它只是间接通过留给别人印象的方式做到这点但美貌仍然是至为重要的，甚至对男人来说也是如此。良好的长相是一纸摊开的推荐书，它从一开始就为我们赢得了他人的心。因此，荷马这些诗句尤其适用于我在这里所说的话：神只的神圣馈赠不容遭到蔑视，这些馈赠只能经由神只的赐予。任何人都无法随心所欲地获取它们。《伊利亚特》对生活稍作考察就可以知道：痛苦和无聊是人类幸福的两个死敌，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作一个补充：每当我们感到快活，在我们远离上述的一个敌人的时候，我们也就接近了另一个敌人，反之亦然。所以说，我们的生活确实就是在这两者当中或强或弱地摇摆。这是因为痛苦与无聊之间的关系是双重的对立关系。一重是外在的，属于客体；另一重则是内在的，属于主体。外在的一重对立关系其实也就是生活的艰辛和匮乏产生出了痛苦，而丰裕和安定就产生无聊。因此，我们看见低下的劳动阶层与匮乏亦即痛苦进行着永恒的斗争，而有钱的上流社会却旷日持久地与无聊进行一场堪称绝望的搏斗。而内在的或者说属于主体的痛苦与无聊之间的对立关系则基于以下这一事实：一个人对痛苦的感受能力和对无聊的感受能力成反比，这是由一个人的精神能力的大小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精神的迟钝一般是和感觉的迟钝和缺乏兴奋密切相关的，因此原因，精神迟钝的人也就较少感受到各种强度不一的痛苦和要求。但是，精神迟钝的后果就是内在的空虚。这种空虚烙在了无数人的脸上。并且，人们对于外在世界发生的各种事情甚至最微不足道的事情所表现出的一刻不停的、强烈的关注，也暴露出他们的这种内在空虚。人的内在空虚就是无聊的真正根源，它无时无刻不在寻求外在刺激，试图借助某事某物使他们的精神和情绪活动起来。他们做出的选择真可谓饥不择食，要找到这方面的证明只须看一看他们紧抓不放的贫乏、单调的消遣，还有同一样性质的社交谈话，以及许许多多的靠门站着的和从窗口往外张望的人。正是由于内在的空虚，他们才追求五花八的社交、娱乐和奢侈；而这些东西把许多人引入穷奢极欲，然后以痛苦告终。使我们免于这种痛苦的手段莫过于拥有丰富的内在即丰富的精神。因为人的精神财富越优越和显着，那么留给无聊的空间就越小。这些人头脑里面的思想活泼奔涌不息，不断更新；它们玩味和摸索着内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多种现象；还有把这些思想进行各种组合的冲动和能力所有这些，除了精神松弛下来的个别时候，都使卓越的头脑处于无聊所无法到达的地方。但是，突出的智力是以敏锐的感觉为直接前提，以强烈的意欲，亦即强烈的冲动和激情为根基。这些素质结合在一起提高了情感的强烈程度，造成了对精神、甚至肉体痛苦的极度敏感。对任何不如意的事情，甚至些微的骚扰，都会感觉极度不耐烦。所有这些素质大大加强了头脑里面事物的各种表象，包括拂逆人意的东西。这些表象由于头脑强烈的想象力的作用而变得生动活泼。我这里所说的比较适用于所有充塞着从最呆笨的头脑到最伟大的天才之间广阔、级别不一的空间的人们。由此可知，无论从客体抑或从主体上说，如果一个人距离人生痛苦的其中一端越近，那他距离痛苦的另一端也就越远。据此，每个人的天性都会指导自己尽可能地调节客体以适应主体，因而更充足地做好准备以避免自己更加敏感的痛苦一端。一个精神富有的人会首先寻求没有痛苦、没有烦恼的状态，追求宁静和闲暇，亦即争取得到一种安静、简朴和尽量不受骚扰的生活。因此，一旦对所谓的人有所了解，他就会选择避世隐居的生活；如果他具备深邃、远大的思想，他甚至会选择独处。因为一个人自身拥有越丰富，他对身外之物的需求也就越少，别人对他来说就越不重要。所以，一个人具备了卓越的精神思想就会造成他不喜与人交往。的确，如果社会交往的数量能够代替质量，那么，生活在一个熙熙攘攘的世界也就颇为值得的了。但遗憾的是，一百个傻瓜聚在一起，也仍然产生不了一个聪明的人。相比之下，处于痛苦的另一极端的人，一旦匮乏和需求对他的控制稍微放松，给他以喘息的机会，他就会不惜代价地寻找消遣和人群，轻易地将就一切麻烦。他这样做的目的不为别的，只是为了逃避他自己。因为在独处的时候，每个人都只能返求于自身，这个人的自身具备就会暴露无遗。因此，一个愚人背负着自己可怜的自身这一无法摆脱的负担而叹息呻吟。而一个有着优越精神禀赋的人却以他的思想使他所处的死气沉沉的环境变得活泼和富有生气。因此，塞尼加所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愚蠢的人受着厌倦的折磨”。同样，耶稣说“：愚人的生活比死亡还要糟糕。”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大致而言，一个人对与人交往的爱好程度，跟他的智力的平庸及思想的贫乏成正比。人们在这个世界上要么选择独处，要么选择庸俗，除此以外再没有更多别的选择了。人的大脑意识是人的身体的寄生物，它寓寄在人的身体之中，而人们辛苦挣来的闲暇，就是为了让人能够自由地享受意识和个性所带来的乐趣。所以，闲暇是人生的精华，除此之外，人的整个一生就只是辛苦和劳作而已。但闲暇给大多数人带来了什么呢？如果不是声色享受和胡闹，就是无聊和浑噩。人们消磨闲暇的方式就显示出闲暇对于他们是何等的没有价值。他们的闲暇也就是阿里奥斯托所说的“一无所知者的无聊”。凡夫俗子只关心如何去打发时间，而略具才华的人却考虑如何应用时间。头脑思想狭隘的人容易受到无聊的侵袭，其原因就是他们的智力纯粹服务于他们的意欲，是意欲的工具。如果诱发意欲的动因暂时没有出现，那么，意欲就休息了，智力也就放假了因为智力和意欲不一样，它不会自动活动起来。这样，人身上的所有力量可怕地迂滞静止，这也就是无聊。为了应付无聊，人们就为意欲找到琐碎、微小、随意和暂时的动因以图刺激意欲，从而激活智力智力的任务本来就是为动因效劳的。但这些动因较之于那些真正的、自然的动因，就犹如纸币比之于银元，因为前者的价值是有随意性的；诸如游戏、玩纸牌等就属于这一类的动因。这些游戏的发明也就是为了上述目的。如果没有了这些游戏，缺乏思想的人就会敲击随便一件伸手可及的物品来帮助自己打发时光。对这种人而言，雪茄同样是一件受欢迎的代替思考的物品。因此，在各国，玩纸牌成了社交、聚会的主要娱乐。它反映了这种社交聚会的价值，也宣告了思想的破产。因为人们彼此之间没有可以交换的思想，所以，他们就交换纸牌，并试图赢取对方的金钱。可怜的人啊！但我不想有欠公正地压制这样的想法，那就是我们可以为玩纸牌游戏作这样的辩护：玩纸牌不失为一种应付以后的世俗生活的演习，只要我们通过玩牌能学习到如何巧妙地运用那听任偶然的、不可更改的既定形势（牌局），使我们尽量得到我们所能得到的东西；为此目的，人们必须养成习惯保持沉着，即使牌势恶劣的时候，仍能装出一副高兴的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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