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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如何打水扫地被我们精心地设计着,“当孙子”是我们共同的心理准备。
即使做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实习之苦依然出乎我们的意料。
想留在北京,对于北京广播学院的毕业生来说,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当然是首选,接着是北京的其它新闻单位,而对于我这个内蒙少数民族地区来的毕业生来说,只有留在中央三大台或留校任教才能解决户口问题。而我面临的局面是中央电视台不要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竞争激烈,权衡再三,我选择了把握性大一点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要想给实习单位留下好印象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保证每天不迟到就是头等大事。实习单位不太可能提供住处,我们只能住在学校,而广播学院位于北京东郊,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所在复兴门大街将近三十公里,如果每天想靠挤公共汽车上班,来回倒车,不迟到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每天晚上赶回学校,吃完晚饭,大学中习惯了晚睡晚起的我们早早睡下,第二天早晨靠我们平日很少使用的闹钟把自己叫醒。5 点钟,我们几个人在北方最寒冷的清晨时分,赶上学校进城接老师的班车,大约6 点钟左右到达目的地。
由于路途遥远,加上严重缺觉,一上车,我们就又都昏昏睡去,往往一路无话。
由于班车开到复兴门才第一次停车,所以我们都睡出了条件反射:车一停下,我们就在睡梦中瞬间醒来,半梦半醒着下车。这样的日子到1989年快到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两个多月!但其中有一天,我被条件反射式的下车习惯惩罚了一次。有一天,可能是车上有人要提前下车,车还没到复兴门就在途中停了一下,睡梦中的我以为按往常惯例到了目的地,也就迅速下了车,车开走了,我也有些醒了,突然发现,同学都没有下来,而此处离目的地还很远,我被孤独地扔在站台上,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凉,我第一次开始怀疑起这种奔波的意义来。
当时我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侨部实习,节目面对的是海外华人。我每天早上6 点多钟到达之后,先在桌子上趴着睡一会儿,7 点多钟,吃早饭、打水、扫地,然后一日到头,晚上再搭学校的班车回去。
现在很难回忆起实习中的心情,只是记得那一段日子里耳边听得最多的歌就是苏芮的《跟着感觉走》和齐秦的《冬雨》、《狼》。
迷迷茫茫的两个多月过去了,1989年的元旦来了,这个时候,虽然能否分在国际广播电台还没有正面的说法,但我还是想约一些同学回学校过元旦,但绝大多数留在北京实习的同学都似乎没有这个心情。最后只有我们三四个人回了学校。
1988年的最后一天下午,校园里一片节日的情景,奔走的人们脸上写着的大都是兴奋和快乐,只是在我看来这一切已经不属于我们了。洗了一个澡,买了菜和一堆酒,回到杂乱无章的宿舍中,就开始迎接新年了。
屋子里主要的光源都坏了,由于绝大多数同学都在外地实习,平日里拥挤的宿舍显得空荡荡的,几个人,一盏昏黄的台灯,没有意气风发的对话,接连不断的啤酒,元旦之夜过去了。这就是我大学生活中最后一个元旦,往日欢聚时的欢声笑语都已隐隐地远去,将要走出校园也许就意味着走进孤独?那个清晨,大家都去睡了,我走出宿舍楼,狂欢了一夜的校园安静极了。我不得不想,走出这个校园,我的明天会在哪儿落脚?
什么事走到低谷,再接下来可能就是转机,清冷的元旦过后不久,实习中带我的老师悄悄告诉我,“由于你实习中表现不错,我们打算要你。”有了这句话垫底,心情一下不同了,很久听不见的鸟声,身边人们的言语声又开始清晰起来。
这个时候实习条件也有所改善。由于和办公室里的同事熟了,一个大哥让我住在他们职工宿舍,恶梦一般的早5 点赶班车的日子也结束了。对于他来说,也许这并不是什么可以值得记住的事情,但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同寻常,我有一种被接受了的感觉。这也难怪多年以后,我们好久没见,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但电话那端另外一位老师告诉我:“他已经去世了。”我半天说不出话来。他还没从单身宿舍搬出,生命就已经终止,我的感谢再也无从出口,这世界的变化有些太快了。
不用奔波了,前途也有了着落,当时的心情自然好极了,只是这种好心情没有享受多久。春节快到了,我们的毕业实习也结束了像赌博一样为前途下的注,看起来我赢了,我几乎是吹着口哨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但谁又能知道,这只是一个幻觉,波折就在后面等着我,一场更大的风暴就在后面等着我们。
春节过后,因毕业实习而分别了很久的同学都返回了校园。由于有了毕业实习中单兵作战的酸甜苦辣,重新相聚,自然格外亲切。大家可能都意识到,大学生涯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这是散之前最后的聚,寒暄问候之后,一种夹杂着淡淡伤感的温情在同学中弥漫。
实习过后大家的前景各不相同,有人落脚点已定,剩下的时光将在享受中度过,但大多数人依然前途未卜,有人叹息,有人忧心忡忡,有人听天由命,但都在做最后的努力。
课程重新开始,但大家都有一点心猿意马,我的心情还算不错,心中已在设计,将来在国际台的工作会是怎样一种未来?
但好日子过了不到一个月,忽然有一天实习老师把我找去,告诉我,由于今年国际台要毕业生的计划发生更改,不再接受中文编辑,因此我分到国际台的安排也相应更改,我重新成为了自由人,但这份自由意味着,国际台之梦对我来说破碎了,我必须重新为未来奔波。
一瞬间,我从虚幻的梦中醒了过来,心情自然沉入谷底。没人知道我该怎么办?
又开始奔波。
每隔几天,系里总会有一些新的就业信息,我和很多单位见过面,回呼和浩特,去青岛,这些我都考虑过,但是一直没有定下来。直到有一天,广东传来信息,广东一家电台打算在我们系要人,但想去的人必须再到那儿实习一小段时间,看人家对你的兴趣如何。
北京留不下了,广东自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于1989年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改革前沿的广东恐怕是极具诱惑力的。我因此也想登上这辆末班车。经系里同意,我早早去火车站买了去广东的火车票,打算再为前途赌一次。
几乎已经在心里相信,我将走向南方,虽然我的家在这个国家的最北方,但未来没有着落的时候,路途遥远又怎能仔细盘算呢?只恐怕以后和母亲相聚的日子将会很少,因此在作出向南方的决定之后,心里颇有点大义凛然的意味。第二天就要上火车了,我不得不感慨,本来就少得多的大学最后时光,我又将有一段独自在外。但谁能想到恰恰在这个时候,我拥有了一个新的机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知系里,是否还有毕业生可以来面试一下,他们希望能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系里通知了我,去试试吧!
我自然不抱任何希望,首先我身边有同学在那儿实习,二来我本来就是因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竞争激烈才选择去国际台,这一次又怎能因祸得福呢?
在去广东的头一天下午,我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面试我的是人事处的老师们,他们的态度很好,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已记不清我是怎样回答的,但由于心中所抱希望不大,因此态度十分自然平和,实话实说。一个下午过去了,告别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回到学校,我被告知,由于要等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面试结果,我必须退掉去广东的火车票,推迟几天南下的行程。为此我心里一直在打鼓:“会不会鸡飞蛋打两头落空?”
几天过后,消息传来,我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认可,一个下午的谈话竟真的决定了我的未来。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跑到邮局,给家里打了个电报,将喜讯告诉远方的家人。
这是一个颇有戏剧性的结局,本来奔的是国际台这个目标,日夜兼程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不敢想,却在一个下午无心插柳柳成荫。
我必须感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事处那天下午和我谈话的所有老师,他们的感觉和最终决定在危机时刻解救了我,并给了我一个新的舞台。
很多年后,每当我回忆毕业前这一幕,心头都会涌上一种难言的感伤。我不得不感叹造物主的翻手为云和覆手为雨,只是当时的我还无法预知,这一幸运的结果又为我在几个月后种下了磨难的果子。但机遇的获得,于我毕竟是幸事。
好的心情持续的天数不多,安安静静的课程进行了没几天,一场大的风波在北京渐渐兴起,大学生和天安门广场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对于我们这些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说,一夜之间,话题变了。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比较起来,哪个轻哪个重自然算得清。再没有安静的校园,再没有因小我而产生的叹息,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大学生涯的最后一个学期,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竟然纠缠得如此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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