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如何打水扫地被我们精心地设计着，“当孙子”是我们共同的心理准备。

    即使做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实习之苦依然出乎我们的意料。

    想留在北京，对于北京广播学院的毕业生来说，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当然是首选，接着是北京的其它新闻单位，而对于我这个内蒙少数民族地区来的毕业生来说，只有留在中央三大台或留校任教才能解决户口问题。而我面临的局面是中央电视台不要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竞争激烈，权衡再三，我选择了把握性大一点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要想给实习单位留下好印象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保证每天不迟到就是头等大事。实习单位不太可能提供住处，我们只能住在学校，而广播学院位于北京东郊，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所在复兴门大街将近三十公里，如果每天想靠挤公共汽车上班，来回倒车，不迟到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每天晚上赶回学校，吃完晚饭，大学中习惯了晚睡晚起的我们早早睡下，第二天早晨靠我们平日很少使用的闹钟把自己叫醒。5 点钟，我们几个人在北方最寒冷的清晨时分，赶上学校进城接老师的班车，大约6 点钟左右到达目的地。

    由于路途遥远，加上严重缺觉，一上车，我们就又都昏昏睡去，往往一路无话。

    由于班车开到复兴门才第一次停车，所以我们都睡出了条件反射：车一停下，我们就在睡梦中瞬间醒来，半梦半醒着下车。这样的日子到1989年快到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两个多月！但其中有一天，我被条件反射式的下车习惯惩罚了一次。有一天，可能是车上有人要提前下车，车还没到复兴门就在途中停了一下，睡梦中的我以为按往常惯例到了目的地，也就迅速下了车，车开走了，我也有些醒了，突然发现，同学都没有下来，而此处离目的地还很远，我被孤独地扔在站台上，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凉，我第一次开始怀疑起这种奔波的意义来。

    当时我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侨部实习，节目面对的是海外华人。我每天早上6 点多钟到达之后，先在桌子上趴着睡一会儿，7 点多钟，吃早饭、打水、扫地，然后一日到头，晚上再搭学校的班车回去。

    现在很难回忆起实习中的心情，只是记得那一段日子里耳边听得最多的歌就是苏芮的《跟着感觉走》和齐秦的《冬雨》、《狼》。

    迷迷茫茫的两个多月过去了，1989年的元旦来了，这个时候，虽然能否分在国际广播电台还没有正面的说法，但我还是想约一些同学回学校过元旦，但绝大多数留在北京实习的同学都似乎没有这个心情。最后只有我们三四个人回了学校。

    1988年的最后一天下午，校园里一片节日的情景，奔走的人们脸上写着的大都是兴奋和快乐，只是在我看来这一切已经不属于我们了。洗了一个澡，买了菜和一堆酒，回到杂乱无章的宿舍中，就开始迎接新年了。

    屋子里主要的光源都坏了，由于绝大多数同学都在外地实习，平日里拥挤的宿舍显得空荡荡的，几个人，一盏昏黄的台灯，没有意气风发的对话，接连不断的啤酒，元旦之夜过去了。这就是我大学生活中最后一个元旦，往日欢聚时的欢声笑语都已隐隐地远去，将要走出校园也许就意味着走进孤独？那个清晨，大家都去睡了，我走出宿舍楼，狂欢了一夜的校园安静极了。我不得不想，走出这个校园，我的明天会在哪儿落脚？

    什么事走到低谷，再接下来可能就是转机，清冷的元旦过后不久，实习中带我的老师悄悄告诉我，“由于你实习中表现不错，我们打算要你。”有了这句话垫底，心情一下不同了，很久听不见的鸟声，身边人们的言语声又开始清晰起来。

    这个时候实习条件也有所改善。由于和办公室里的同事熟了，一个大哥让我住在他们职工宿舍，恶梦一般的早5 点赶班车的日子也结束了。对于他来说，也许这并不是什么可以值得记住的事情，但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同寻常，我有一种被接受了的感觉。这也难怪多年以后，我们好久没见，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但电话那端另外一位老师告诉我：“他已经去世了。”我半天说不出话来。他还没从单身宿舍搬出，生命就已经终止，我的感谢再也无从出口，这世界的变化有些太快了。

    不用奔波了，前途也有了着落，当时的心情自然好极了，只是这种好心情没有享受多久。春节快到了，我们的毕业实习也结束了像赌博一样为前途下的注，看起来我赢了，我几乎是吹着口哨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但谁又能知道，这只是一个幻觉，波折就在后面等着我，一场更大的风暴就在后面等着我们。

    春节过后，因毕业实习而分别了很久的同学都返回了校园。由于有了毕业实习中单兵作战的酸甜苦辣，重新相聚，自然格外亲切。大家可能都意识到，大学生涯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这是散之前最后的聚，寒暄问候之后，一种夹杂着淡淡伤感的温情在同学中弥漫。

    实习过后大家的前景各不相同，有人落脚点已定，剩下的时光将在享受中度过，但大多数人依然前途未卜，有人叹息，有人忧心忡忡，有人听天由命，但都在做最后的努力。

    课程重新开始，但大家都有一点心猿意马，我的心情还算不错，心中已在设计，将来在国际台的工作会是怎样一种未来？

    但好日子过了不到一个月，忽然有一天实习老师把我找去，告诉我，由于今年国际台要毕业生的计划发生更改，不再接受中文编辑，因此我分到国际台的安排也相应更改，我重新成为了自由人，但这份自由意味着，国际台之梦对我来说破碎了，我必须重新为未来奔波。

    一瞬间，我从虚幻的梦中醒了过来，心情自然沉入谷底。没人知道我该怎么办？

    又开始奔波。

    每隔几天，系里总会有一些新的就业信息，我和很多单位见过面，回呼和浩特，去青岛，这些我都考虑过，但是一直没有定下来。直到有一天，广东传来信息，广东一家电台打算在我们系要人，但想去的人必须再到那儿实习一小段时间，看人家对你的兴趣如何。

    北京留不下了，广东自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于1989年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改革前沿的广东恐怕是极具诱惑力的。我因此也想登上这辆末班车。经系里同意，我早早去火车站买了去广东的火车票，打算再为前途赌一次。

    几乎已经在心里相信，我将走向南方，虽然我的家在这个国家的最北方，但未来没有着落的时候，路途遥远又怎能仔细盘算呢？只恐怕以后和母亲相聚的日子将会很少，因此在作出向南方的决定之后，心里颇有点大义凛然的意味。第二天就要上火车了，我不得不感慨，本来就少得多的大学最后时光，我又将有一段独自在外。但谁能想到恰恰在这个时候，我拥有了一个新的机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知系里，是否还有毕业生可以来面试一下，他们希望能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系里通知了我，去试试吧！

    我自然不抱任何希望，首先我身边有同学在那儿实习，二来我本来就是因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竞争激烈才选择去国际台，这一次又怎能因祸得福呢？

    在去广东的头一天下午，我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面试我的是人事处的老师们，他们的态度很好，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已记不清我是怎样回答的，但由于心中所抱希望不大，因此态度十分自然平和，实话实说。一个下午过去了，告别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回到学校，我被告知，由于要等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面试结果，我必须退掉去广东的火车票，推迟几天南下的行程。为此我心里一直在打鼓：“会不会鸡飞蛋打两头落空？”

    几天过后，消息传来，我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认可，一个下午的谈话竟真的决定了我的未来。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跑到邮局，给家里打了个电报，将喜讯告诉远方的家人。

    这是一个颇有戏剧性的结局，本来奔的是国际台这个目标，日夜兼程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不敢想，却在一个下午无心插柳柳成荫。

    我必须感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事处那天下午和我谈话的所有老师，他们的感觉和最终决定在危机时刻解救了我，并给了我一个新的舞台。

    很多年后，每当我回忆毕业前这一幕，心头都会涌上一种难言的感伤。我不得不感叹造物主的翻手为云和覆手为雨，只是当时的我还无法预知，这一幸运的结果又为我在几个月后种下了磨难的果子。但机遇的获得，于我毕竟是幸事。

    好的心情持续的天数不多，安安静静的课程进行了没几天，一场大的风波在北京渐渐兴起，大学生和天安门广场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对于我们这些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说，一夜之间，话题变了。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比较起来，哪个轻哪个重自然算得清。再没有安静的校园，再没有因小我而产生的叹息，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大学生涯的最后一个学期，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竟然纠缠得如此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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