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星星之火就开始慢慢地燎原。一年后，更大规模但性质接近的《焦点访谈》出现在《新闻联播》之后，收视率也随之变成第二。，并第一次的严格意义上实现了电视让“二老”满意的目标，。一方面吸引住象江泽民、李鹏、朱容基这样的高层观众，另一方面每天有了亿万中国老百姓准时坐到电视机前收看这个节目。

    一件又一件让痛心疾首的恶事被我们知道，一起又一起对这样事情的处理结果被我们知道，激动的人们在这样的节目中慢慢建立起一种对社会的信心，因为正义终于开始成为一种力量。

    再以后，除去中央电视台两个“焦点”扮演正义化身的同时，全国各地的电视台也纷纷推出极类似的节目，毕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虽然在地方搞批评报道要比在中央电视台困难的多，阻力也大得多，但短短几年间，全国各地电视台的这个“焦点”那个“时空”，很快蔚然成风，并大多数占据了电视台的黄金时段。

    中国电视界的舆论监督力量开始变得兵强马壮起来，敢干批评开始成为中国电视人的一种习惯和追求。

    当然，广播与报纸加之相当多的杂志也都在舆论监督日益成为一种力量的步伐中扮演着各自重要的角色。这一切都仿佛是不约而同一夜间的变化，但我们必须学会感谢，无论身在电视还是报纸还是广播杂志，都该为这么多的同仁手挽手的形成这支坚定的队伍而发自内心的笑对彼此：谢谢！我们用共同的信念和朴素的支持拯救了自己也拯救了正义，再不是势单力薄的偶尔露峥嵘，而是同心协力地把旧的一页翻过去。

    到了今天，已经还会有多少人悲观地预测舆论监督在中国发展的前景了，几乎可以乐观的说，就像中国的经济列车很难开上回头路一样，舆论监督的星星之火既然已经开始燎原，那我们这个社会便很难再忍受众口一辞的阳光灿烂中。更何况，舆论监督的后果是让好人欢喜坏人忧，让好的政策得到保护坏的规定销声匿迹。从哪一方面说，都对中国的前进有利，已经找不到害怕舆论监督的理由。

    如果说在过去，我们对舆论监督提心吊胆是因为自身的信心还很缺乏的话，那今天，我们随着改革二十年的翻开覆地，自信心已不再是原来那般脆弱，我们终于自信地知道：只有敢于揭自己短的人才会日益强大。

    关于舆论监督的自问自答一、问：在你们的节目中，人们可以看到很多社会生活中丑恶的事，有人称之社会阴暗面，你们不认为这有可能让百姓丧失对社会的信心吗？

    答：不会，因为只有一个社会，让它的阴暗面都不许百姓知道才会人丧失信心。社会象我们每一个人一样，都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我们的身边发生着各种各样不美好的事情，但在各种媒体上我们看到的都是阳光灿烂的一面，这不公平，十几亿人被愚弄着总不是一件快乐的事。

    更何况丑事就发生在民众身边，纸当然包不住火，可是由于没有媒体的公开报道，因此这样的事大多采取小道消息的传播方式，可这就带来了弊端，因为一传十十传百的过程中，添油加醋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丑恶的事在这样的传播中往往被夸大，因此在百姓心目中的阴影就更大，破坏力也更大。而一旦公开报道，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避免了对社会中丑恶之事的夸大。

    但人们在媒体中看不到各种社会中存在的丑恶之事报道时，一种怀疑与不安定的情绪就会在愤怒的人群中酝酿升腾，直至能量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容易出现火山爆发式的释放，破坏力自然极大；而如果在平时的生活中，在各种媒体中，公众都可以看到这个社会对丑恶之事的曝光和处理，那种怀疑与愤怒的能量便经常得到释放，于是能量便难累积到火山爆发和程度，社会的安定便实现一起。

    更重要的是，由于舆论监督的力量日益增长，大量社会上丑恶之事被处理，民众在拍手称快之时，看到了这个社会的天理良心和正义公理是可以得到维护的，这个时候，即使眼前仍存在很多问题，生活也比较困难，但还是会建立起对这个社会的信心。而反之则不然，后果自然令人担忧，不过好在回头路难走了！

    二、问：我们发现，有很多问题一经舆论监督，事情就很快解决了，因此很多人习惯遇到问题就找你们，请问，你们是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的吗？

    答：既是又不是。说是，那是因为正如你提问中说的，好多具体的事一经媒体介入便顺利解决，甚至很多问题是拖了很久的，但几乎可以说，哪一个问题，只要事实符合，的确是该解决的，那不管阻力多大，一旦媒体加大对这件事的监督力度，不管怎样，总是会得到还可以令人满意的处理。从这个角度说，舆论监督的确是处理具体问题的一个好武器，这就难怪很多百姓会手拿状纸靠近各个在舆论监督方面有好口碑的新闻单位，希望冤屈一经曝光立即得以昭雪。

    但这个时候我又要说，舆论监督的目的并不是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

    在这里我可以算一笔帐，《焦点访谈》按常规一年应该播出365 期，但由于“两会”等特殊情况，一年大约播出340 多期，在这340 多期之中，批评性报道满打满算也就200 期，而在我们新闻评论部，每个接到的各种反映问题的来信和电话就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您看，我们一年播出的节目数量都赶不上一天之内人们反映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您能说《焦点访谈》是解决具体问题吗？

    也因此，在制作批评性报道时，选题便力争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希望对这个问题的报道能带动与此相似事情的处理。归根到底，媒介行使的只是舆论监督的权力，而不是事无巨细的处理具体问题，因为媒体既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样做的权力。

    三、问：很多百姓把你们当成“青天”，有什么冤屈就找你们，不知你们是怎么面对他们的？

    答：最初是“铁肩担道义”的喜悦，人家这么信任咱们，咱们得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啊！于是这个也想帮，那个也想帮，一段时间过后，忙了个精疲力竭，总是也没解决几个，喜悦感开始丧失。

    第二阶段是痛苦的自卑阶段，终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倾尽全力也解决不了几个问题，这个时候面对来信面对上访群众盼望的目光，我很想告诉他们：我也无能为力，但又怎能说的出口，于是“所有痛苦都自己扛”，向你倾诉说的群众以为事情这下可解决了，但把重担接过来的我们都清醒地知道，能被具体解决的事情只是少数。

    第三阶段是超越了喜悦与自卑的低头前行。这个时候终于开始明白，新闻记者并不是救火队员，今天东边明天西边，恰恰相反，新闻人正是要通过对一个又一个典型事例的报道去推动社会良性运转机制的建立，只有一个社会拥有了良好的运行机制，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才会解决有门，那一张又一张悉苦的脸才会尽量笑容。

    也因此，舆论监督的真正目的，是在初起时把建立社会良性运转机制当做自己真正的目标，而当机制建立之后，要监督的则是这个机制的运转。

    而在今天，当想到机制正在建设之中，而一些具体问题我们又大多无法帮助解决的时候，面对信任新闻人的百姓，我就有种负疚感，但负疚和愤怒一样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只有咬紧牙关看着很美丽的将来争取快点脚步努力向前走。

    四、问：看一些报道，我们得知，在中央电视台门口有两条长龙，一是来告状的，二是不好的事被拍摄之后来求情争取别播出的，你怎么看待后面这支队伍，他们会消失吗？

    答：我认为这后一支队伍出现的很正常，连犯了罪的都可以请律师来为自己争取权益，那当官的把事演砸了，事情曝光以后挣扎一下也是人之常情，我相信这种事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

    但要申明一点，这后一支队伍可是隐形的，在电视台的门口，你绝对看不到这支衣冠楚的队伍，他们大多星级宾馆住着，拨打着各种有权力人士的电话，当然也有直接撞进电视台的，但这样的求情效果大多不好。

    说求情的一个都没奏效那是不可能的，但奏效的不多那是事实，因此当人们问我：这么一支求情队伍什么时候能消失？我的回答一般是：只有当求情大多落了空的时候，这支队伍才会慢慢萎缩，但完全消失那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个问题需要声明，进京来求情的大多是公款消费，各地的监察单位也应该把这一点放到监察内容之中，求情大多是为保官，这该算作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腐败，我想将来不久，哪个地方处理它这么三四起，进京的队伍也能消停点！

    电视台这边严格把关，让求情的不好使；某些领导自重一些，不把求情电话打到电视台；当地监察部门处理一些公款保官的行为；电视台在适当时机也曝光几起进京求情的事儿……相信齐抓共管多头进，电视台门口求情的队伍会短一咪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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