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号中午，我们被呼到台里，领导向我们传达报道精神：从今天开始，全国新闻界要全面介入到抗洪抢险的报道中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火速制定了各个节目的报道计划，当天便有很多记者开赴前线。但由于路途耽搁和情况不熟，和洪水有关的节目大量做出来还需要时间，因此我们首先要在《东方时空》节目中做应急反映。我提议，由于《东方时空》是CCTV每天第一档节目，因此我们应该每天半夜采访我们已派到前方的记者，填补夜间到凌晨这段报道空白，领导同意了我的提议。

    于是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变成每天晚上9 点上班，先归纳其它新闻的报道，然后确定我们采访前线的哪一个点和让他报道什么。大约每天午夜过后，拨通前方记者的电话，让他进行详细报道。就这样每天清晨的《东方时空》节目中，我们都用最快的速度把前方几个小时前的抗洪情况呈现在关注水情的观众们面前。

    这样的报道方式让前方的记者吃了很多苦，他们白天要拍摄，晚上要报道，休息的时间自然减少，加上每次报道都在大堤上，气候条件恶劣，受的苦我们在后方是难以想像的，但是却从没有人抱怨。只是有一位记者曾在报道之后在电话里笑着对我说：“刚才由于现场报道无法分神，蚊子都快把我给吃了。”他象说笑话一样把这件事轻描淡写地忽略过去，让我感叹不已，我在后方而他们在前方，自己忽然有一种当逃兵的感觉。

    紧张的一周一闪就过去了，这一个星期的各种媒介上，水情、水势、抗洪的场面占据了绝对的份量。此次洪水之猛，终于在国人心中留下深深印记。由于媒介的全面介入，中国南北大抗洪终于成为1998年夏季的中国景观。

    由于CCTV新闻中心主任孙玉胜都已经奔赴前线，我们《东方时空》节目改版计划自然在洪水中泡汤，但已经没有人顾得上这些了。

    8 月16日抗洪中最关键的一天。

    8 月16日是一个星期天，但在洪水面前，很多人在这一天却比平常的日子还要忙碌。

    至少在水利部的防汛指挥部里，气氛就异常地紧张。

    这一天下午，我们去水利部采访当时的水利部长钮茂生。

    几年前，我曾采访过当时的林业部长徐有芳，他对我说：“在中国，林业部长和水利部长是风险最大的位置。水火往往无情，每当灾难降临的时候，这两个部长的日子难过极了，就是在平时都能感觉到头上一支利剑高悬在头上。”因此在采访的路上，我就在想：大水在中国南北漫延，钮茂生部长该过着怎样没白天没黑夜的日子？可以想象：几天没在电视新闻上看见钮茂生，老百姓都会有着诸多的议论，那作为当事人，钮部长更是压力巨大吧？

    洪水到来以后，钮茂生部长早已不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办公了，我见到他时，他正在一个巨大的会议室里和部下分析水情。由于会议室里挂着一个巨大的投影地图，因此屋里的窗帘都紧闭着，空气都为此有些凝固。

    采访中我们得知：钮部长在这一天正处在最关键的等待时分。当时中国最高层的领导正在讨论是否于八月十六号深夜或八月十七号凌晨实施分洪方案，这是决定中国98抗洪前途最关键的几个小时。

    水位已经到了危险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警戒水位和原定的分洪水位。但定夺是否分洪可是非同小可。几乎可以说是摆在本届政府面前的一个艰难的课题。不分洪，继续严防死守，如果天公不作美加上人力的极限被突破，那会不会导致可怕的后果，最后落下一个不尊重科学的评价？可如果分洪，分洪区里的人员如何尽快疏散完毕？损失该有多大？后果又会怎样？分洪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吗？

    钮茂生和他的部下当然知道定夺的艰难，他们也知道这是中国面对洪水最艰难的几个小时。但这个时候的他们已经如同军人，就等着高层的一声军令：是分洪还是不分洪，都会马上布置相应的下一步方案。

    钮茂生的心里自然是不好受的，也因此在我采访刚开始的时候，提到解放军的严防死守，部长的眼泪就下来了。在他的眼泪中我能感受到一种强大的情感冲突：“那都是十八九岁的孩子啊！”其实，在洪水来的这段日子里，钮茂生的身体并不给劲，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不是时候地犯了，他是用一个厚厚的护腰在坚持工作，连江总书记都关注着他的腰，替他找医生，因为在这个时候，对钮茂生来说，腰折了，也得站在第一线。

    采访结束，我们离开，钮茂生和他的部下们继续分析和等待。我们有一个摄像留下跟踪拍摄，后来他告诉我们，这一间办公室里的人们都是一夜无眠。

    刚刚离开水利部，我就接到节目组的呼叫，由于今晚有可能分洪，让我回台里准备火速制作明早的《东方时空》节目。

    当我回到台里，已是傍晚时分，台里的气氛也并不比水利部轻松多少大家嘴里谈的都是水，而巧合的是，就在当晚CCTV要直播大型赈灾晚会《我们万众一心》。由于可能要分洪的消息传来，参加演出的人们心情与往日都有所不同，台领导和导演组也商定好，如果晚会播出的时候传来分洪的消息，大家就一起高唱临时排练的《团结就是力量》。

    我们是在办公室里一边讨论第二天早上的节目一边收看直播的晚会，一笔又一笔的捐赠在屏幕上报出来，国人在大水面前空前的慷慨和团结。

    而在抗洪前线，这一天也有着生死存亡的味道，分洪区的人几天前就已经强行撤出分洪区，但里面是否空无一人，人们的心中没底，为分洪作准备的炸药都已经在堤上埋好。如果分洪命令一下，几里长堤就将片刻被炸开，洪水将在分洪区内泛滥，没人敢想那将是怎样的场面。而在这一天，记者的日子更加难过，他们都在第一线，我的同事张恒就在离炸药不远的地方，准备报道分洪的情况，其他的记者也都在很危险的地段，等待决定长江大堤命运的那一刻。

    就在我准备第二天早上《东方时空》如何报道分洪的时候，突然台里通知我：火速准备，一会儿如果分洪，中顺电视台准备进行五个小时的现场直播，你来出任主持人。

    接到这个突然的命令时，离可能直播的时间还有三个小时，不过近一段时间来，我每天采访的都是和大水有关的内容，加上刚刚采访完钮茂生部长，因此心里比较有底，特殊情况下，我反倒没有任何直播前的紧张。

    为了把直播搞得更好，我们准备请一位专家进演播室，大家意见一致，还是长江三峡大江截流直播时演播室的专家陶景良，电话打过去，老陶一口答应，我火速去把他接回到台里，老陶在家里已备好大量资料都带了过来，没想到，三峡截流后我们分别，这次又因分洪而聚合。

    方案很快拿出，直播准备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用这么短的时间进行这么大规模的直播，中央电视台历史上找不到先例，国际电视史上怕也不多。

    只等待着是否分洪的最后决定了。

    等待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分洪区的代表正好出席了台里的赈灾晚会，晚会结束后，敬一丹发现了他们，就把他们请进了我们的节目，他们的手中捧着装满泥土的罐子，激动地对我们说：“这里是我们最后的泥土。”一句话说得我们百感交集，悲壮的气氛被进一步强化了。

    还是在不安中等待，走廊里遇见李东生台长，他问我：“怎么样？”“没问题。”我们擦肩而过，猜得出来，作出直播决定之后，李台心中的压力。

    机房里，电脑上“前方记者孙玉胜”的字幕已经打出，通过电话我们也得知，前方的记者都已到位，到达危险的位置，只等直播的开始。CNN 等国外媒体得知我们要直播的消息，也纷纷打进电话，要求提供信号。大水，不再只是中国的灾难。

    赈灾晚会结束了，仍没有分洪与否的消息。是啊，这个决定太难下了。我们还是等待，为了准备直播，中央电视台这一夜的节目没有中断，破天荒的连续播出着。到了凌晨三点多，我们接到消息，暂不分洪，回家待命，有可能早晨的时候分洪，呼机手机都别关，接到指令立即来台。

    我把老陶送回家后，自己也回了家，呼机和手机都放到枕边，等待使得自己根本无法入睡，直到早上太阳升起，呼机和手机都很平静，这才昏昏地睡去。

    而在这一夜，在长江的大堤上，抵抗洪水已不是土堤而是人堤，在这密不透风的人墙面前，太阳从宽阔的江面上升起，也许是畏于中国人不怕死的气势，洪水从这一天开始，慢慢减弱了锋芒，胜利离中国人越来越近了。

    直播终于没有进行，我无法想像，一旦分洪令下达，那将是中国人记忆里怎样的五个小时直播，而那五个小时，我们又将在怎样的牵挂和不忍中度过。

    一场可以留在电视史册中的直播终于在现实中消失，然而远方灾民的家园却保住了。那分洪代表手中拿着的罐子，那其中的泥土不再是故乡最后的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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