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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能够感受到这样做时的痛苦,甚至有一些决策者也和我谈过他们心中的这种痛苦,但今日世界之中,弱肉强食,不讲策略的说不最后只能使自己日益虚弱,那样的后果不堪设想。
邓小平在很多年前说过这样一段话: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这段话中读出不同的含义来。有人读出痛苦,有人读出策略,有人读出伟大,但不管你怎么想。在目前的局势下,都得这样做,而且越是高层,对其中的深意理解得越深。
在这个时候,作为中国人中的一员,我常常会有一种咬紧牙关,有一些眼泪和委屈咽回肚子的感受。但今日不在理智与情感间寻找最好的结合点,明天我们的就无法大声说“不”。
在我们所遭遇的种种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之中,这是最大也是最痛苦的,而这又是必须让理智占上风的长久冲突。
因此很多年中,我们都将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国当然可以说不,但关键在于怎样说不。
〓〓〓第十七节。改革记忆:并非个人的历史〓〓〓
内容暂缺
〓〓〓第十八节。泪洒天堂:生命的终结是感叹号〓〓〓
做新闻工作,表面上看是和一个又一个事件打交道,而归根结底,其实是和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打交道。平常做《东方之子》就更是如此。
而一旦不停地和人打交道,人的生老病死,我们就都回避不了。曾经眼见着是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突然有一天你就被告知他已经躺在了病床上,虽然人得病总是常事,然而毕竟或多或少有过交往,因此这个时候就常常感慨造物主的残忍。
更加残忍的是要经常面临一些死亡,尤其是那些曾经在我们的镜头前抒发过自己的抱负讲述过自己的人和珠,如果有一天,忽然哪一位同事告诉你:他已经走了,我往往会突然愣一下神,然后让他曾经在我们面前说过的精彩的话语在自己的眼前飞过,也算是一种纪念。
做《东方之子》节目几年,陆续的不少节目中的主人公悄悄离去,比如有一天,我打开报纸,突然看到一篇纪念前任卫生部长陈敏章的文章,“他走了?”
再仔细一看,已走了一些天,“才60多岁啊!”可造物主从不因为他过去做了多少好事而迟些下天堂的请柬,看这篇文章时的那一瞬间,我的心情自然和其它读者不同,因为几年前,他还在部长位置上时,我采访过他,清清瘦瘦,办公室里一张整洁的小床,一个知识分子部长的典型形象。直到采访结束和他告别时,他还在意犹未尽地和我们谈他的忧虑:中国的乙肝患者能不能少一点。这样一位一直为他人的健康操心的人,自己竟然英年早逝,而且残酷的是由于他是位优秀的医生,因此身体刚刚有些异样的时候,他就准确地为自己的病情下了判断,然后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这个细节让我看这篇文章的同时,有一种再为他做一期“东方之子”的愿望,然而一切都晚了。
还有的告别给人的突然性更大。96年底我采访了民乐大师彭修文,接着我就出差到上海,工作之余,我在上海的报纸上惊讶地发现彭修文去世的消息,“这怎么可能?”
然而白纸黑字告诉我,这是事实。可对我来说,另外一个事实是,我刚刚结束对他的采访没几天,节目还没有播出,而采访他时,彭大师还精神很好,脑子里全是民乐的问题,还有很多多年来不被人理解的痛苦与寂寞。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大师的仙逝而走远,身后只有哀悼的哭声而了东西南北的议论声。
对我来说,刚刚相逢就得在心中准备告别词,彭大师的离去给我内心的冲击是大的。
每一次和优秀人物的相识都是一种缘份,而每一次和相识过的人说永别又都是一件再残酷不过的事。然而毕竟只要在人世间,这种告别就会残忍着出现,让你我无法躲开。于我来说,每次看到生命的终结,我都不认为这是个句号,而往往是个感叹号在我脑海中盘旋,以下几次告别自然过去几年中印象深刻的,几个的感叹号也自然在心中挥之不去。
1997年2 月邓小平突然离世1997年是中国大事不断之年乎我们的意料,然而原订的忙碌是从7 月1 日香港回归开始的,接着是十五大然后是大江截流,也因此大家都做好上半年轻松一点的准备。
但谁也没想到,在这段轻松一点的上半年,小平的逝世却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轻松不起来。
那个春节刚过,我和《新闻调查》摄制组飞往广东,去做一期关于广东足球滑坡现象调查的节目。
足球一直是我的爱好,这一次把爱好与工作连在一起,心中的欢喜与往日不同,加上摄制组里大多是球迷,一路上欢声笑语,都以为要经历一段愉快的广东之旅。
2 月20号上午8 点多钟,我还在广东一家宾馆的床上熟睡,突然被编导刘春叫醒:“岩松,小平去世了!”也许是睡梦中被醒,一时间有点懵,脑子中还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晃晃脑袋坐在电视机前,看到的虽然是香港的电视节目,但内容已是关于小平去世的,这时,我不得不相信这个事实。
一瞬间,有一种很大的毁灭感和恐慌袭击着我们。小平去世是突然的,但这件事在我们很多人心中都设想过,出现,并不突然,然而国内国外,邓小平去世后的局势分析都给这个事件的出现蒙上了一层神秘和担忧的色彩。
我很快清醒过来,下楼去报摊上买报纸,买报纸的人很多,很多报纸也很争气,这么短物时间竟已出了好几版善于邓小平去世的各种报道和背景资料。
翻这些报纸时,我心中想的最多的总是可能是:接下来的中国将走向何方?
在这一个上午,21年前周总理去世和毛泽东去世的情节也顽强地往我脑海里跳,想推也推不出去。
……
1975年底,我和家人去哈尔滨去接正在外地接受治疗的父亲回家,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就在我们第二天就要回家的那一个晚上,医院里的喇叭传出了哀乐,音乐还没有结束,我看到我的格母亲已经泪流满面,可不一会儿,我见他们又破涕为笑,,原来哀乐响过以后,传来的是康生去世的消息,这自然让他们笑容满面。因为哀乐响起来的时候,他们凭直觉以为是周总理去世了呢!
当时的中国人都已经绝望地把中国的命运系在了周恩来的病情好转上,周恩来能晚点走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也因此晚点听到为周恩来响起的哀乐,他们便觉得,希望还在,心中的热度就还存在一分。
当时我还是个孩子,自然无法体会这种情感,但我已经隐隐感觉到:周恩来别去世,这样大人就都会高兴一点!
可是几亿人的挽留也没能阻挡周恩来生命的离去。
1976年1 月8 号,哀乐还是为周恩来响起了,马上大人们便都泪流满面,当时的父亲已经病入膏肓,然而,1 月8 号那一天,他却听一次广播掉一次泪,我也掉了眼泪,不过并不是因为司令,而是大人绝望的哭声中,有一种让我恐惧的东西,我知道,大人的哭声不仅仅是为一个优秀领导人的离去。那几天,就象约好了一样,来我家中的大人,动不动就在谈到周总理时掉一次眼泪,后来看家中有人来,我就干脆到外面去,我可不想看大人哭。
那一个龙年可没打算只让中国人哭一次,9 月9 号那天下午,我正在学校里玩耍突然喇叭里又传出了哀乐,我们都惊呆了,“又是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幸去世!”末日可真的是到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最初,我们一大帮孩子可是有点不信,不一直是毛主席万岁吗?怎么才80多岁他就离开我们呢?
家中的日子也不同以往,父亲躺在床上,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也许是身体的原因,毛主席的去世没能让他掉眼泪。奇怪的是那几天,说起一些事来,大人都很小声,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几天不许娱乐,因此大人们喝酒时,都要把窗帘挂得严严实实,把门紧紧关好,然后才敢把酒往肚子里倒。
第二天上午,我还得继续上学,到了班级后,老师又把毛主席去世的消息告诉给我们,课是自然没其它内容了,惧成了最重要的课程。
老师的语气是哀痛的,不一会儿,我们50多人中就有人哭了起来,不用回头也知道是我们的女班长,这一下,我们的压力很大,有人哭了我们不哭那可是阶级感情的问题,于是很快大家都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
正在这时一位老师走了进来把我叫走:“大家化悲痛为力量,白岩松跟我走。”
原来当时我是学校广播站的广播员,一大堆怀念毛主席的稿件等着我去念呢。
于是我就坐在学校的广播室里,拿着沉重的腔调开始播送。
那几天由于我父亲来日不多,家中大人很多,感觉得到,他们忧心忡忡,谁也不知道中国将会怎样?议论起来,他们也左顾右盼,唯恐哪句话说错了给自己惹下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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