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在中国，做为一个知识分子经历了这个百年？

    听一位北大的朋友讲，在北大百年那一个喧闹的庆典之中，常常见到已是87岁的季老一个人在树林中或是未名湖畔，一坐就是几个钟头。

    这个时候的季老是平静的吗？

    ⊙启功

    我们都习惯于把启功的全名理解成“爱新觉罗。启功”，但他自己却坚决不这样认为：“有人给我写信来，信封上写着：爱新觉罗。启功，那我瞧都不瞧。

    有的时候我告诉人说：查无此人。你要到公安部查全国的户口，没有一个叫爱新觉罗。启功的“。

    我们习惯把启功先生理解为大书法家，但他自己似乎也不这样认为。

    “一位老长亲要我的画，他第二句话就说：你别落款，让你的老师给落上款。

    这下子给我的刺激很大――我这字不行啊！他不要！这样子我就发愤练字，干嘛呢？就为在画上能题上字好过得了关，及格。多年以后，……书法家协会主席退了，我有事正在上海，协会缺席判决：让启功当主席，这下子又给我增加了一点虚名。事实上，我那字没当上主席时还好点，现在当上这主席，大伙都要求给写字，这一下子就成了大路货了，都是伪劣产品。“你看，启功老先生就是这样你说一他偏说二，以让人接受的小恶作剧为乐，你指东他偏指西的一个被采访者。按理说，这样的被采访者是最糟糕的，但启功先生却是我最喜欢的被采访者，因为他正是通过幽默以及把人们看重的东西看淡来体现着一种深刻。

    启功老先生的幽默出了名，路遇学子，人家问他最近怎样，他答：“不好，鸟呼了。”众人不解，启功老先生解释：“一场大病，差一点乌呼了，鸟字不是乌字差一点吗？”

    众人皆乐。

    我采访完先生之后，启功老问：“什么族？”我答：“蒙族。父亲蒙族，母亲汉族。”启功老一乐，接着双手举上头顶，手指却耷拉着，我不解，启功老又一乐：“咱俩一样，纯种狼狗耳朵都立着，不纯的耳朵才耷拉着。”于是我们开始一起乐。

    但是也有启功先生乐着说，我却怎么也乐不起来的事儿。

    有一天半夜，启功先生突然胸口发闷，憋醒了，以为是心脏病，这下子坏了：“还有什么重要的事呢？我想要有就写下来点吧，假定叫遗嘱吧！总得有点内容有点题目，想一想，也没什么事，这样就睡着了！”启功老是睡着了，但他讲过的这件事却让我睡不着，加在启功先生身上的盛名实在是太多了，但夫人多年前就已去世，加上没有子女，于是让一个国宝夜半时分醒来一个人孤独地想后事的感觉实在不好，幽默有的时候是喜剧，有的时候未必。在每天快快乐乐的启功先生面前，我总是觉得：笑容有时和严肃离得很近。正如他的好朋友张中行先生所说：“如果仅仅看到（他的）幽默就会上当，他风趣的后面更多的是严肃。”

    ⊙食指

    食指是一个诗人，他写的很多诗影响了很多人，但对我而言，他用自己的经历写成的无言之诗更具震撼力。不过，这首诗很难归类，既没有古典的对仗，也不象朦胧诗般充满理想和对现实的怀疑，非要归类的话，也只有划到后现代主义或是黑色幽默之类。

    食指在1968年写成的《相信未来》可能到下个世纪的68年依然会当作经典。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但可惜的是食指相信的与热爱的都以相反的方式回报了他。

    写完这首诗后不久，他和很多同龄人一起去上山下乡。短短几年以后，在他的同龄人面对残酷的现实依然用他的《相信未来》支持温暖自己的同时，食指坚持不下去了。

    七十年代初，他因精神分裂回到北京，从此住进北京市郊的北京第三福利院。

    这是一个收养无依无靠、无经济收入及复员退伍军人中精神病患者的福利院。

    不要以为我们从此就可以一眼看出食指与我们有什么不同。让他换下病服，和你交往一段时间，你一定会觉得他很正常，并时常会为他精彩的思考而激动不已，但熟悉他的人知道，当他设想未来和描绘身边现实的时候，他说的是一种美丽的谎言，有些是不存在的，有些是根本实现不了的。

    他现在会继续喜欢崔健，会在吃饭时尽量不剩饭菜，会出席签名售书，会听说旧时的朋友回来了，就急切地上门询问人家又写了什么好诗，然后听说人家根本好久不写了也不失望立即开始念自己写的诗，会比过去还深刻地说出：“艺术应当是璞而不是玉更不应该是精雕细琢的玉器。”但不管怎样，食指依然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坚守着自己精神的世界，虽然让人看着有点辛酸，但谁又能知道，是他不正常值得同情还是我们都已不正常值得同情呢？

    在上一个世纪里，有一个叫食指的诗人，由于《相信未来》，而住进了精神病院，至今没有痊愈。

    ⊙张岱年

    采访张岱年老先生之前，他年轻时的为人与处世方式给我留下了狂傲的印象。

    初中毕业时就写下了终生志愿：“强中国，改造社会，成或败，退隐山林。”

    19岁考上清华大学，因不愿意军事训练而退学，后又上北师大，喜自学，不爱听课。

    20多岁时，胡适在中国文化界可谓一棵参天大树，但张岱年先生敢于对胡适先生的某些观点提出全面批判，让人看出后生的勇气来。

    带着这些年轻张岱年留给我的印象，我走近了老先生，他的家中面积很小，书占去了大部分空间，物品摆放杂乱无章，家具陈旧而不讲究，中秋时的月饼时至寒冬还在家中放着。由于家中无洗澡设备，因此必须去公共浴室，但年已过八旬，腿脚不便，洗澡成了他们老俩口最担心的大事。

    而坐在我面前的老先生早已不是当年后生可畏的张岱年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历尽坎坷，性格早已外圆内方。

    有时老先生一句话要重复个两三遍，对人的态度多少有些谦恭，早年的那个张岱年是不见了。面对这种变化，我的心不停地下沉，因为我知道，变化的原因不是年龄，而是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对他的冲击和洗礼。

    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一些熟人见面如同不相识。

    文革中住房被换成小的，不敢违抗，于是卖掉四平板车的书，又卖掉一个书桌。

    1958年被下放劳动，农民对他表示同情，让他感慨万千，同时反思：自己遭受厄运是自己狂傲不慎所致。

    文革中参加劳动，由于喝水不易，养成早饭后喝一杯水，午饭前一大杯，午休后一大杯，晚饭前一大杯，其余时间不喝水的习惯。

    年轻时希望自己成为学术大家的希望也终于破灭，开始得过且过。

    ……

    改革了，开放了，张岱年如同经历了漫长的冬眠，终于开始慢慢地复苏，重新走上学术之路。但年轻时的那份傲气却在岁月的冲刷之下荡然无存，谁还能够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采访结束，老先生和夫人（冯友兰先生的堂妹）下楼来送我们，张老脚踏步鞋，身上穿件蓝呢大衣，这是他1955年置下的家私，但我仔细观察后发现，上面只剩下一粒扣子。

    我只说了一声“保重”，然后与老人分别，至今未再见面，不知洗澡问题有没有好好地解决。

    ⊙杨振宁

    一个科学家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这不太好下结论。但与杨振宁交谈，却很容易找到一种面对大师的感觉。这恐怕是杨先生所关注的问题和我所听到的有关他的故事，都已超越了科学的范畴。

    不太肯下定论，但相信以下这句话是出自杨先生之口――“物理研究到了尽头就是哲学，而哲学研究到了尽头就是宗教。”我想能拥有这份感悟的科学家，关注点当然不会只在科学本身。

    1977年1 月30日晚，在以杨振宁先生为会长的全美华人协会和美中协会举办的欢迎邓小平副总理的晚宴上，杨振宁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说道：“邓副总理的访问是近代史上一个具有分水岭性质的发展，国际关系从此开始新纪元。”相信熟悉他的人不会为他讲出这番有穿透力的言语感到惊奇，因为早在1971年，中美关系刚刚解冻，杨振宁先生就成了来华探亲的第一位美籍华人，争得这个第一，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一种夹杂着历史分析后的勇气。

    在这个世界上，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科学家非常多，但如杨振宁般远远超越科学达到另一个高度的大师并不多。也许话还可以反过来说，也许正是视线超越了科学的范畴，杨先生才在自己的本专业上获得了那么大的成功。

    但和杨振宁有关的故事中，最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是他和邓稼先的故事。邓稼先是我国的两弹先驱，他和杨振宁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但各自的道路却迥然不同。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www.llskw.org。来奇网电子书手机版阅读网址：m.llskw.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