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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角度来说,在中国,摇滚就是为我们准备的。因为抒情、颂扬、流行、麻醉之后就注定是呐喊出一代人的声音,恰到好处,摇滚从《一无所有》中走出了。
崔健在工人体育场第一次唱出《一无所有》的那个历史时刻,我本该在现场,当时我们几个人从学校赶到现场,可在工体门口,看到了我们另外几个同学,手上的票显然不够,总得有人忍痛割爱,最后是我这个音乐迷和另外几个同学发扬了无私奉献的精神,起身返回学校。
然后一直后悔到今天,这就是做好人的代价。
同学们回来就开始兴奋地议论崔健和他的《一无所有》,我知道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很快地,一些这样的歌曲来到了我的眼前,崔健的《一无所有》和《不是我不明白》快速地在校园中流传,我自然是推销这些歌曲的积极分子,由于当时广播学院的广播站由我们几个人主持,因此隔三差五,全校的学生就会在崔健的歌声中进午餐和晚餐。
很自然的,崔健成了我们当时的英雄,各种版本的崔健故事在我们中间流传,利用广播站的条件,我还费了很大的周折给崔健打了采访电话,放下电话,那种激动的感觉持续不停。崔健当然记不起那采访电话了,但对于我来说,那个电话却很难忘,以至于很多同学会追问我电话采访中的细枝末节,让我很是得意了一阵。现在回头看,那一段崔健热,也正是我们这代人追星的时代。但更重要的是,在崔健的摇滚乐中,我们听到了我们自己心中的声音。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年少却学着别人的腔调说话,用别人用滥了的词,有怀疑,有愤怒,有希望,却不知道该怎样表达。但听到崔健的音乐,我们知道,我们终于有了面对这个世界的语言,我们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发言,我们和崔健虽不能算是太近的一代人,但彼此的灵魂在废墟上终于独立站起,这一点都是共同的,于是我们就注定了和摇滚的血脉相连。
毕业后到报纸工作,等于有了自己的阵地,摇滚则不仅仅是欣赏还成了一种责任下的推广。不管黑豹和唐朝最终出了多少盘专辑,但至少到现在为止,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的震撼力才是最大的。听着黑豹和唐朝,在笔下写着有关的文章,然后在报纸上登出来,一段时间里我自己竟有了摇滚圈中人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我们是站在一起的,内心深处是一样的呐喊和渴望改变。
唐朝录制他们第一张专辑时,我一直在现场,由于我的朋友替他们当助理录音师,因此整个录制过程我印象深刻,几个长发的青年很健康很投入很有激情地做着他们的音乐。于是我知道,我必须支持他们,写文章,拿他们的歌曲小样在电台节目中做推介。
还好那是一段属于摇滚的年代,从崔健到唐朝、黑豹到更多的摇滚乐队,曲折的创业之路被执著的人们艰难地走出,一种新的声音在一种新的状态和新一批人的推动下发出了。
然后摇滚在不正当地压抑下很火爆地轰动着。几年的工夫,热潮过去了。
很高兴,自己能和中国的摇滚一同成长,今日的摇滚不象最初时那样让人热血沸腾,但众多的乐队仍在生存状态的艰难中坚守着一种珍贵的东西,这种东西是在商业包装下的流行歌坛不易见到的。
摇滚不象有些人想像的那样反动和具有破坏力。好的摇滚是一种有责任感的音乐,他们象这个社会的清醒者,永远不会对现状满足,在他们的头脑中,前面永远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今天的许多东西是应当改变的。做摇滚的大多是理想主义者,也正因为他们的理想主义,他们是痛苦的,很少被人理解。于是一些让我们更不理解的丑恶行为,比如吸毒等等就在他们中间出现了,但当我看到他们中的有些人和这些行为沾边时,我看到更多的是他们痛苦后的脆弱。
而在同时,摇滚乐又是真实的,当周围的人们虚伪的风花雪月时,摇滚乐直面着并不乐观的人生,说着真话,唱着真实的心情,这种真实在实话难说的时代中如何珍贵,我们自然知道。
千万别忘了感谢他们,他们总是在努力唱出一代人的声音,唱出阳光灿烂下的一种怀疑,唱出明天应该更美的一种希望,唱出外表疯狂而骨子里却很执著的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与其说他们是在破坏不如说他们是想在破坏中建设。
当然,以上说的都是优秀的摇滚乐,然而现如今,摇滚乐正快速地流行化、商业化,哥哥妹妹的相亲相爱也成了摇滚的内容。我悲哀于这种变化,但当我想到“诗人已死”,摇滚的局部下滑又有什么大惊小怪呢?更何况在这种商业化的背后,我仍然清晰地看见,真正的摇滚仍在夹缝中顽强地生长,我就快乐地知道:摇滚精神并不会死亡,它一定会在哪一个春天卷重来。
我猜想,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摇滚精神已经深入骨髓,虽然不会拿起贝司、吉它或是敲鼓的木棒,但我们正在另外的舞台上摇滚着。因此我一直觉得,虽然摇滚世界里有歌者有听者,但有缘聚合在一起的人们,心灵是相通的,我们不过是不同舞台上的呐喊者而已。
⊙生命是首无字歌
人们习惯于将音乐分为流行音乐、民族音乐和古典音乐和世界音乐,不过我不太喜欢这样的分类,音乐就是音乐,不同的心情下不同的音乐会给我们相同的安慰和启示。
我是一个喜欢古典音乐又喜欢流行音乐的人,因此我知道,流行音乐曾经在我的成长岁月中扮演过怎样的角色,而其中的优秀作品曾在我的心灵中造成过怎样的震撼。
比如说罗大佑的优秀作品曾经长时间地担当着我们精神启蒙的老师,《现象七十二变》、《鹿港小镇》、《爱人同志》、《亚细亚孤儿》,哪一首不是我们成长中的重要乐章。
达明一派也许并不为太多的人熟悉,但这支来自香港的乐队,由作曲者刘以达和歌者黄耀明组成的电子乐队,是华人音乐圈中我的最爱。很长一段时间,我陷在达明一派的音乐中不能自拔,他们的《石头记》用短短的一百多个字将《红楼梦》这部伟大的作品用音乐的方式表现出来,我相信达明一派的一些作品将骄傲地停留在华人音乐的殿堂里。
还有很多很多,在我们青春迷茫的时候,流行音乐一直在我们身边响着,除去文字书籍以外,流行音乐帮助并提醒我们思考着。当诗歌逐渐死亡以后,优秀的流行音乐在我们的心灵中替代着诗歌,和我们一起呐喊、沉思、迷醉和思考,很难把流行音乐从我们青春的脚步中剔除出去,否则青春将变得极不完整并缺少趣味。
但生命总要从流行音乐这个阶段超越过去,在青春时节,流行音乐一直密切驻扎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古典音乐却在我们生命的远方耐心地等候着,当我们生命的跑道开始转弯的时候,他们传递接力棒。于是,走过青春的沼泽地,古典音乐很自然地出现了。
年少时,流行音乐打动我们陪伴我们,在于歌词部份总是不停地撞击着我们,“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之后重头再来。”“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心中总有一些朦朦胧胧的感触,被不知哪方的歌者唱了出来,然后又长大了一点又和流行音乐亲近了一点。
但岁月流逝,青春过去,流行音乐中的歌词越来越难以打动我们,也许心中的感触和感悟已经不少于歌者,虽然时常还会在流行音乐中感受震撼,但这种震撼越来越少,更何况为生计奔波上有老下有小,心中的思绪再也不是几句深刻的歌词就说得清,一个人开始需要只面对自己的音乐,这个时候古典音乐来了。
我和古典音乐的真正结缘是1994年底,这之前我也陆续买了很多古典音乐唱片,但门一直没入,因而也谈不上爱好古典音乐。但那个冬天,我要采访季羡林、张中行、启功等十二位平均年龄在八十岁以上的老学者,因而闭门苦读有关材料和思考是必然的,每天晚上都是和老学者的故事与书籍相对的时间,可能多少受着老人们的影响吧,心情也和窗外的冬天一样有些苍凉。
有一天深夜,很偶然地将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悲怆)放进音响,音乐响起,我奇迹般地被牢牢地吸引住,而当第一乐章那伤感的转折出现的时候,我已泪流满面。后来知道这个乐章初起时描绘的是一个将要死去的老人,在死神的催促下,突然想起生命中的幸福时光,那个转折便是由死神的催促转至生命中幸福时光的回忆。当然这些文字描绘再丰富也比不上音乐中的那个转折。那一个晚上我听了将近三遍“悲怆”,我知道我和古典音乐的缘份终于开始了。
但流行音乐也不会从我的生命中退去,只不过古典音乐的位置越来越重,一点都不奇怪,在古典音乐面前我听到的是无词歌,这一点恰恰帮助我将自己的复杂思绪投入其中。
听古典音乐长了,便发现,古典是一种静静的等待。有些乐章今天听来还索然无味,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不知哪一天,你的心情便会和这个乐章奇妙地相遇相知相通,因此有些曲目今天听来还不得其昧,但我一点都不着急,我常常看着唱片架上的那些静静的唱片想:我会在哪一天与你们相见恨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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