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是经常做出这种怪事的。我记得曾经有一位出名的作家，每见我走来就从侍者专用楼梯飞奔而下，我看他大概对我着了迷，可又缺乏自信。不过那时我还年轻。”

电梯摇晃一下，停了。我们到了自己住的那一层楼，开电梯的侍者拉开了门。“顺便说一下，亲爱的，”在走廊上她对我说，“别怪我又数落你。不过今天下午你有点放肆，你竟想独揽大家的谈话，这使我很难堪。而且，我敢说他也有同感，男人是不喜欢这种样子的。”

我没吭声，看来说什么对她也都白搭。“啊，好了，别不高兴，”她笑着耸耸肩。

“毕竟我要对你在这儿的行为负责。你自然不妨听我的忠告，论年纪我可以做你妈妈了。

Eh bien，Blaize，BlaiZe，ie viens①……“哼着小调，她走进卧室。裁缝正等着她。　　　　①法语：”好喔，布莱兹，我来了。“

我跪在临窗的椅子上，观看午后的街景。阳光灿烂，一阵大风欢快地吹着。半小时之内，我们又要坐下打桥牌了。窗户紧闭，热水河开得足足的。我想到了总要我去收拾烟灰碟，乱七八糟地堆满染着唇膏的捻扁的烟蒂和丢弃的奶油巧克力糖。我的智力是在学习快照摄影，学习如何组织美满家庭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样的头脑很难适应桥牌这玩意儿；再说，她的朋友们也不耐烦同我一道打牌。

我觉得有我这样一个年轻姑娘在场，他们就不能随心所欲地谈话，正像在饭后水果端来以前，当着客厅女仆的面不能畅所欲言一样。因为有我在场，他们很难一下子打开话匣子，说些既有诽谤中伤又有影射暗示的闲话。于是，男客就会装出一种很不自然的热忱，问我一些滑稽可笑的有关历史或绘画的问题。他们以为我离开学校不久，与我攀谈，只好说说这些。

我叹了口气，从窗口回转身来。阳光充满着希望；大海在劲吹的风中掀起白浪。我想起一两天前曾路经的摩纳哥，那儿的某个街角有一座歪斜的房屋，弯身倾向鹅卵石铺成的广场。在高高的倾圮的屋顶处，有一个狭缝似的窗口，这窗子背后也许曾住过中世纪的古人吧。从书桌上拿起铅笔和纸，我心不在焉地画了起来，全凭想象画出一幅苍白的、带鹰钩鼻的侧面头像，阴郁的眼睛，一道高鼻梁，挂着嘲笑的上唇。接着我又给画中人加了一撮尖尖的胡须，领口处镶上花边，就像那位大师在许久以前一个逝去了年代中所画的一样。

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开电梯的侍者，手里拿着一封便柬。“夫人在卧室里，”我告诉他。可是他却摇摇头说这封信是给我的。我拆开信封，发现里面只有一张笔记簿纸，一个阳生的笔迹在上面写了几个字：“原谅我，今天下午我太无礼了。”

就是这么几个字，既无签名，也没有抬头。但信封上明明写着我的名字，而且居然拼对了，这是很难得的。

“有回信吗？”侍者问我。

我从那几个草字上抬起头来，答道：“不，不。没有回信。”侍者走后，我把便束塞进衣袋，又去看我那张铅笔画。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不再喜欢它了。那面容死板而没有生气，镶花边的领口和胡须竟成了煞费猜想的字谜中的点缀了。

第四章

桥牌会的次日，范·霍珀夫人醒来时咽喉干涩发痛，体温一百零二度。我给她的大夫挂了电话，大夫立刻赶来，诊断说是普通的流行性感冒。“在我同意你起床前，你得躺着休息，”大夫叮嘱说。“听上去你的心跳有点异样。如不绝对卧床静养，是很难好转的。我的意见是——”他转身对着我说，“替范·霍珀夫人找一名特别护士来。你连扶她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护理两星期左右就可以了。”

我觉得另请护士未免荒唐，就表示异议。可是，出乎我的意料，范·霍珀夫人同意大夫的建议。我想，她是巴不得小题大作。这样，人们就会来探望，或是写信表示慰问，还会有人送鲜花。她对蒙特卡洛已开始腻烦，身染微恙不失为一种调剂。

护士将给她打针，并施以轻微的按摩；她还得按规定食谱进食。护士来后，我就走开了。当时她的体温已开始下降，背靠着叠起的枕头坐在床上，披着她最华贵的睡衣，缀有缎带的闺房小帽覆着脑门，显出心满意足的样子。我松了一口气，可是又因此觉得内疚，怀着这种矛盾的心情，我去给她的朋友打电话，取消原已安排在当夜举行的小型聚会，接着就比平时提前整整一小时到楼下餐厅去吃午饭。我原以为餐厅定然空无一人，因为客人一般都不在一点钟前吃午饭。果然，餐厅里空荡荡的，只是我们的邻桌已有人占了。真是意外！对此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他不是去索斯派尔了吗？毫无疑问，他怕一点钟再碰到我们，这才提前吃午饭。这时我已穿过半个餐厅，没法再扭头往回走了。

前一天在电梯口分手之后，我没有再见到过他。因为他很乖觉，未在餐厅吃晚饭。此刻提早吃午饭想来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这种场面该如何应付，我没有经验。我要是年长几岁，受过另一种教育，该多好！

我国不斜视地朝我们那张餐桌走去。展开餐巾时，我竟碰翻了一瓶僵直的银莲花，真是报应！谁叫我笨手笨脚的！水渗过桌布，滴滴答答流到我裙子上。侍者远在餐厅另一头，再说他也没看见这儿有人闯了祸。可是邻座容却突然出现在我身边，手拿一方干的餐巾。

“你可不能坐在湿漉漉的桌布旁吃饭，”他不客气地说。“会让你倒胃口的。快走开。”

他动手去擦桌布。这时，侍者看见了，赶快走来帮忙。

“我不在乎，”我说。“一点儿没关系。反正就我一个人。”

他没吭声，侍者走来，动作利索地把花瓶和撒了一桌子的花拾掇了。

“让它去吧，”他突然吩咐侍者。“去我桌上添一副刀叉。小姐同我共进午餐。”

我气急败坏地抬起头来说：“喔！不，这可绝对不行！”

“为什么？”他问。

我搜索枯肠，想找个借口。我知道他并不愿意同我共进午餐，只不过虚礼敷衍而已。

我会毁了他这顿饭的。我打定主意有话直说。

“不，”我央求道。“请不必客气。承蒙你邀请，不过只要侍者把桌布擦一擦，我就在这儿吃也蛮好。”

“可我不是同你客气，”他并不让步。“我很希望你能同我一起吃午饭。即使你没有冒冒失失地撞翻花瓶，我也会邀请你的。”他大概从我脸上看出狐疑的神情，所以就微笑着往下说：“你不相信我，那也没关系。过来坐下。要是不愿意，咱们不一定要说话。”

我们坐下了。他把菜单递过来，让我点菜，自己却若无其事地只顾继续吃那道餐前的开胃小吃。

孤高是此人独特的个性。我相信，我们两人可以就这样埋头吃完一顿饭，一句话也不说。这也没有什么关系，不会因此感到任何不自然。他才不会来考问我的历史知识呢！

“你那位朋友怎么啦？”他问。我说她得了流行性感冒。他说：“真糟糕。”过了片刻，他又接着说：“我想那便柬你收到了。我很惭愧，我的举止太不成体统。对此我只能找到一个借口：单身生活使我变成了粗鲁的乡巴佬。所以，你今天跟我共进午餐，我很领情。”

“谈不上粗鲁，”我说。“至少她并没感觉到。她那种好奇心——她倒不是有意冒犯；她对谁都这样，我是说，对有地位的人。”

“这么说来，我倒应该感到不胜荣幸才是，”他说。“她为什么把我看作有地位的人？”我迟疑片刻后才回答：“我想是因为曼陀丽吧。”

他没作声。我又一次觉得浑身上下不自在，像是闯了谁的禁区。我不明白，一提到他的家，那个一传十，十传百，人所共知的家，连我这样的小人物也听说过，怎么老是使他讳莫如深，顿时就在他和别人之间筑起某种可以称之为屏障的东西。

一时，两人都不说话，只顾埋头吃饭。我记得童年时代有一次到西部乡村去度假，曾在某个村落的小铺子里买了一张彩图明信片。图上画着一幢大宅。当然，画很拙劣，色彩也俗气。可是即使有这些缺点，画中的大宅仍不失其匀称美：平台前宽阔的石级；绿茵茵的草坪朝着海滨延伸。买这张明信片，我花了两个便士——一星期零用钱的一半。

后来，我问开铺子的那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图片上画的是什么。对于我的孤陋寡闻，老太婆着实吃了一惊“那是曼陀丽啊！”她说。我还记得自己如何灰溜溜走出铺子，她的指点并没使我开窍。

这张明信片后来不知往哪本书里一夹，早就寻不见了。但也许恰恰因为还记得那张明信片，我才对他那种守口如瓶、提防别人的态度抱有同情。他讨厌范·霍珀夫人之流问长问短，打扰个没完。兴许，曼陀丽这地方有什么神圣之处，因而才不同一般，不容别人议论吧。我可以想象范·霍珀夫人如何踏着咚咚的大步，浏览曼陀丽的房间，以她那种尖利断续的笑声撕裂周围的宁静；她可能是付六个便士买了票，才得以入内参观的。

我和他一定想到一块儿去了，因为他开始谈到范·霍珀夫人：“你的那位朋友比你年长多了。是亲戚？认识很久了吗？”看来，我和夫人的关系对他仍是一个谜。

“确切地说，不是朋友，”我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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