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89年读我祖父的书稿时，认识了这么个刘胡子。他本名叫刘国栋。查查上海解放的起义功臣名单，能查到刘国栋三个字。他是上海一个警察分局的副局长，跟地下党在上海解放前夕接通关系，带着分局全部卷宗起义，然后把卷宗交给了后来接管上海的军代表。1954年4月的一天，刘国栋接到几大张纸的逮捕名单。他打电话问行动负责人，这么多人一天逮完？电话里的北方话回答：这是镇压反革命，不是过去逮捕地下党员，心软啥软？！刘国栋又来一句：每个名字后面总得有个具体罪状吧。北方话说：每个人自己都明白自己是啥罪状。刘国栋是边跑边系上皮带、挎上手枪的。他也是跑步跳上轰轰待发的捕人卡车的。六辆捕人卡车在刘国栋的指挥下，警笛长鸣，呜呜地上了大街入了小巷，擦过我祖父常常散步的静安寺对面的公墓，冲过赫德路和静安寺路的十字路口，朝着我小姑姑正在打羽毛球的弄堂而来。那是晚饭时分，刘国栋连这天的早饭还没有吃。太忙了。局里要争逮人竞赛的红旗。刘国栋端着手枪，坐在驾驶室里，看着我祖父被带过去，看着跟在后面的女孩脸上那需要半世纪才能驱散的懵懂，上了卡车车厢。刘国栋这样的职位只需要坐镇就行。大逮捕进行到第二天天亮，最后一卡车人开始照着名单查点人数。行动负责人出现了，就是电话上给刘国栋布置任务的北方人。这是大逮捕的第一批犯人，刘国栋喊了报告首长，按照指示人都按名单上抓获，一共一百四十五个。北方人说，错了，应该一百四十六个。刘国栋再看看手上的名单，说没错，是一百四十五个。北方人声音都没有抬高地说第一百四十六个是你自己。刹那间东南西北都有手和脚伸出来，下枪的，扒警服的，使绊子的，上手铐的……这种完美配合是一夜之间拿那一百四十五人操练出来的。从上海往大荒草漠出发的车上，刘国栋揣着五个罗松面包一口也吃不进去。他蹭到我祖父陆焉识身边，说他常读陆教授的文章。他还说，自己看上去是个武人，实际是个文人，跟我祖父装在一个车皮里是这一阵发生在他头上唯一公正些的事。

    “刘胡子弄不好是自杀的。”梁葫芦说。

    老几看着男孩。男孩知道老几想问什么。

    “死了好几天了。”小凶犯突然龇出牙笑了。

    老几看不出他笑什么。小凶犯用胳膊肘捣捣老犯人，笑变得邪性起来。

    “这还不懂？老子多机灵啊，不给他报上去呗！”

    是这样。梁葫芦天天冒领尸首的三顿饭来吃，有时一边吃他一边还跟尸首聊几句：今天咋样？还不舒服？想尿就尿，别憋着，这不给你拿盆来接嘛。原来老几这几天吃得不错也是吃的尸首名分下的土豆。他有点吃惊自己的平静，但一分钟后便想，刘胡子不会介意的。他一边把土豆皮塞嘴里，慢慢地嚼，一边想哪天他陆焉识再也经不住冻，或饿，或思念，也不打招呼走了，悄悄变成一具尸首，对于冒领他伙食的人，他也不会在意。梁葫芦假如打着他的尸首的名义，顿顿冒领他的定量，在他的尸首变为泥土前就提前在上面收获粮食，他说不定会挺高兴。

    “我帮忙帮到底，给老东西打饭打到底，打到开春。一开春老东西该臭了。”男孩子又笑笑。这回笑得很好，就像个年轻庄稼汉看到一年的好收成等他去收割一样，两眼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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