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我祖父的监号大约两千五百公里的上海，有一条绿树荫翳的康脑脱路，在1925年，它是上海最绿的街道之一。

    绿色深处，是被后来的21世纪的中国人叫做叠拼或连体别墅的乳黄色三层楼。

    从街的一头走来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六月初沤人的闷热里，他还把黑色斜纹呢学生装穿得一本正经，直立的领子里一根汗津津的脖子。

    他跟迎面过来的三轮车夫打了个招呼，说：“送冰呀？”回答说：“大少爷学堂里回来了？”六月起，二十三弄四号的陆家每天要送一次冰，冰块被放进半人高的木制冰箱里，镇着刚上市的杨梅和荔枝，镇着陆家太太吃不够的鱼冻，还有给陆家小少爷开胃口的酸梅汤。

    陆家太太是我的太祖母。太祖母是填房，嫁给太祖父八个月就开始了她丰衣足食、清净安闲的守寡日子。

    太祖母冯仪芳很会哭，哭起来佣人们都吃不消，都陪她擤鼻子。哪怕给她欺负很惨，背后想喂她老鼠药的佣人，也抵不住她眼泪的传染性。

    她哭是不出声的，眼睛鼻头也不会红得可憎；她直直地坐在那儿，眼眶里像是有两把断了线的透明珠子，掉下来不是一颗颗的，是成串地掉，又急又快，一眨眼把面前的八仙桌面就落满了。

    冯仪芳丈夫死的时候，婆婆还在世，婆婆要把寡妇儿媳退回娘家去。婆婆也是读书人，却信了书外的话：填房过来八个月，她好端端的男人就走了。

    但婆婆的话却都是理：仪芳别让我们拖累了你，回去还是寻得着好人家的。

    仪芳啊，家里没有进项了，佣人也要辞了，不敢留下你给孩子们当娘姨。

    谁都知道，给退回去的寡妇嫁不到好人家的。谁都明白陆家刮刮锅底，也撑得死两三代人。

    那是冯仪芳第一次亮出她的哭功夫。她当时在八仙桌上画扇子，绢绸上的牡丹都给她泪水冲得落花流水。

    婆婆揉揉眼睛，颤巍巍走了。佣人们红着鼻头，无声息地进出。大小两个继子站在她两侧，满脸给眼泪爬得发痒。

    他们从来没见过谁哭得这么好，这么不带有一切女人哭泣的必然丑陋。

    陆焉识十四岁，侧面看年轻继母怎样眼泪落得像珠宝。送她回吴淞路娘家的车备好了，她走到丈夫的灵堂里，不哭了。

    她安静地用手掌抹了抹遗像框子上的浮灰，摆了摆供果，往花瓶里添了点水。

    这时继子陆焉识进来，叫了一声吴淞人惯叫的

    “恩娘”。冯仪芳的哭终于奏效了。长继子焉识很少对她的名分认账，只是在她刚嫁进陆家时叫过一声，看父亲的面子叫的，以后他能不叫就不叫，甚至能不碰见她就不碰见她。

    灵堂里叫了这一声

    “恩娘”，冯仪芳知道，转机来了。十四岁的焉识说，他绝不会让人把恩娘退回娘家；他已经大了，不久就是陆家当家的男人，该他来赚钞票养活恩娘了。

    他又说，恩奶那里由他去说；他会说服恩奶的。十四岁的当家人没有继续婆婆妈妈，转身走开，去院子里吩咐送车夫，把车子停回车房，恩娘不走了。

    什么时候走呢？不走了，什么时候也不走了。陆焉识在1925年6月初的下午走进自己家大门的时候，恩娘冯仪芳已经是另一个年轻妇人，嗓门响亮，面颊潮红，一口气可以吃半打梭子蟹。

    她在一家女子学堂代课，教手工和算学，挣那一点薪水不重要，主要是给陆家亲戚看看，她可没有啃陆家老底子；她眼下是陆家带进项进门的人。

    她的薪水还有一个去处，就是给焉识添一件嘎比丁长衫，或者一条派立丝西装裤，或者悄悄塞几文在他夜里脱下的外衣口袋里，随他去大手大脚。

    焉识可以把学费都大手大脚地花掉。一个姓王的近视同学整天挤眉弄眼地看黑板，焉识为他痛苦，装在他口袋里的学费就装不住了，被他大手大脚花在西摩路的犹太人店铺里，给这个王姓同学配了副眼镜。

    世界上人人知道钱好，只有焉识不知道，这点让恩娘分外疼爱。让恩娘疼爱不够，又找来自己嫡亲的侄女一起疼爱。

    所以十八岁的陆焉识在1925年6月初的下午跨进客厅时，看到的不止一个恩娘，还有一个小恩娘——长着恩娘的细长鼻子，细白面皮，裙子下露出跟恩娘一模一样的解放脚，穿着跟恩娘一模一样的黑色仕女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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