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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兴趣呀!”我笑着说。
“小姐你别笑!”老兵似乎觉得我的笑太轻薄了,正色的说,“你们太年轻了,
不知道。我们是少年兵,在军队里吃尽了苦。退伍的时候,给我两百块钱要我‘自
谋生活’。我领到两百块,有的人还要倒贴,因为丢了军毯皮带什么。两百块啊!
小姐,你知不知道,人家国民党的官养条狗,那条狗一天也不只吃两百块哦!”
“你现在做什么职业?”
“开计程车呀!我已经六十五岁了,你总不能要我到了七十岁还在台北开车吧?”
“我们要去游行——”站在角落吃便当的老兵突然大声对着我说,挥舞着手里
的筷子:“就走到总统家门口去——”
“总统家在哪里?”
“在大直呀!我们带便当去,吃喝拉撤都在他家门口……”离开会场,拦下一
辆车,司机又是一张老兵的脸谱。
“老乡,你怎么没去参加自谋生活老兵抗议大会呢?”
湖南腔很重的司机,背显得很驼,很瘦。带着谴责的口气说:
“小姐为什么去听那个?国家对我们有恩德,政府照顾我们,给我什么,我接
受。不给我什么,我认命。抗议做什么?这些人都是被民进党利用啦!小姐不可以
相信他们的话。”
之四
路上碰见记者,扛着照相机,喘着气,惊魂未定的样子。
“不得了!《台湾日报》被砸了!一群人冲进去,三四层楼,一层一层的砸,
文件、电话、桌椅,一片混乱……我差点挨揍……”
“究竟为什么?”
“《台湾日报》属于军方。前几天刊出一篇文章,说龙山寺老人协会的老人,
被民进党用一人一千块收买了去参加街头抗议。这些老人气不过,就去找《台湾日
报》理论,但一发不可收拾……你等着看晚间新闻吧!”
晚间新闻。朋友家的伯父伯母、叔叔、婶婶一大伙人,边吃西瓜边看电视。荧
光幕上现出《台湾日报》社内满地的文件,倾倒的桌椅、扯断的电话线。播报员以
极富权威感与客观性的职业声音解说“暴民”如何如何固顾法纪、受民进党的煽动,
而作出危害社会大众的可耻事情。暴动的起因,一字不提。
伯母丢下西瓜,激动地说:“台湾真的要完蛋了。你看,民进党这么无法无天,
得寸进尺,简直是……政府怎么不把这些坏人都关起来呢?”
“对呀?对呀!”一嘴金牙的婶婶也愤慨起来:“他们可以打报社,也可以打
到我家来呀!他们是不是要打死外省人呢?”
电视记者继续说:“……这些暴徒,政府有决心要绳之以法……”。
记于一九八七年八月
视大奖·必藐之
——与马悦然谈诺贝尔文学奖
每年的十月前后,总有中国人在问: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会不会颁给中国作家?
即使不是十月,诺贝尔奖这个透着金光的大苹果也常常挂在中国作家的眼前。有人
指责瑞典人没有眼光,不懂得欣赏中国文学;有人批判自己的文学,说中国作品根
本就还不够资格得这个世界大奖。大陆的诗人北岛就曾说过,中国当代文学还得十
年、二十年之后才可能成熟到获得诺贝尔奖的地步。
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闪着金光的大苹果,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负责评选文学奖的,是十八位瑞典学院的院士。十八位之中有一位汉学家,马
悦然教授。去年他受邀参加在上海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由北京的中
国作协主办。会议期间,马悦然成为中国作家的焦点:冲动的人向他抗议中国作家
受到忽视,深沉的人对他下特别的“功夫”,为将来铺路。马氏去年在台湾受《联
合报》访问时,记者所提的重心问题也就是那么一个:中国作家哪年哪月可以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
不管是台湾或大陆,好像整个大中国的文艺界都在热切地追求一个伟大的目标:
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这个奖,究竟有什么价值呢?
※ ※ ※ ※ ※
先让我们看看它产生的过程。在每年二月一日之前,推荐信必须交抵瑞典学院;
大学文学系主任、各国笔会、历任诺贝尔奖得主等等,都有推荐资格。十八位评审
中的五人小组立即开始初选,从通常的一百五十个到两百个的候选作家之中挑选五
位到十位的作家进入决审。十八位评审——一半是瑞典的作家,一位律师,其他是
文学教授或评论家——从五月开始作“功课”,九月开始讨论与辩论,十月的某一
个星期四向世界公布他们最后的决定。
“为什么是十八位?九票对九票,怎么办?”
“本来是十七位,但在瑞典语中,‘十七’的发音不但难听,而且跟诅咒的话
音似,所以决定要十八位。我们从来没碰过九对九的情况,如果真碰上了,就要抽
签决定。”
抽签?那岂不表示一个诺贝尔奖有百分之五十是运气。语言,是最难克服的问
题。一个以西藏文或某种非洲偏僻方言创作的作家,有多大的机会让西方读者注意
到他的存在?作品不翻译成英德法等所谓“主要”语言,这些作家,不管如何优秀,
都不太有得奖的可能。相反的,一个以英文创作的作家,只要他写得好,不费什么
力气就可以成为世界瞩目的明星。十八位评审当然也了解语言的重要。除了母语瑞
典文之外,每人都懂英法德三种文字,其次,有的人懂东欧语言,有的人通西班牙、
意大利文,有的人懂中文。但是,这样的分布仍旧不能解决语言的障碍。
“我们能够倚赖的,只有翻译。在已有译本的情况下,译本的好与坏影响很大。
在上海开会时我曾经说过: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的中国作品简直是谋杀中国文学,
坏得令人反胃。在没有译本的情况下,我们就得倚赖专家,往往得由瑞典学院特别
聘人翻译。这就费时费力。我们需要两三年的研读时间。通常,一个得奖的作家都
是在两三年前就受到推荐的。不过倚赖专家,也不可靠。譬如讨论一位中国作家,
你或许必须读夏志清的评论,但是夏志清的评论又有许多偏颇,他往往以西方文学
的标准来论断中国文学。于是你必须参看另一个人的评论,而另一个人又有另一个
人的偏颇……”
翻译,究竟能不能够代表原作?这是个问题,尤其在诗的领域里。弃原作而就
翻译,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就在这个妥协的基础上。更进
一步,即使语言隔阂不成问题,文学品味又必然构成另一个难题。每一个民族都有
它独特的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一个习惯于欧美文学表现方式的人,如何接受像印
度、波斯、或中国那样截然不同的文学传统?他学会了“接受”之后,又能以什么
样的标准来衡量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优劣”?
“我不赞成用西方的一套价值观去论断中国文学。譬如说,以现代西方小说的
尺度来量中国章回小说,有人会说后者太松散、不成结构,所以是缺点。事实上,
章回的表现技巧是中国文学里的一个传统;你必须接受这个传统。我翻译《水浒传》
时,就特别突出它口传叙述的手法。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特色,不能看作缺点。”
接受一个异国的文体或许还不是真正的困难所在。真正的困难还在于价值观的
应用。譬如许多当代的大陆小说,用西方现代小说的角度来看,简直伤感滥情得不
忍卒读。谈妇女问题的小说,譬如谌容的几本,与西方发展了多年的女性小说比较
之下,就显得极其粗糙幼稚。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说:滥情,是那个社会现阶段的
特色,必须接受、认可,或者说:避免滥倩幼稚是一个绝对的、放诸四海皆准的文
学尺度,中国文学也不例外?对异国文学的包容,与对艺术原则的坚持,两者之间
势必要有一条线,但是谁划得出这条线来?
对异国文学的“包容”,有时候,会变味成为我所称“观光客文学”评论,就
是说,西方人对自己领域内的文学,坚持以艺术原则去批评,对中国文学,却舍艺
术而追求异国情调、中国味道。
“滥情在当代中国作品中是很普遍。戴厚英的《人啊人》里对爱情的描述,就
很幼稚,她最重要的主题是人道主义,但从头到尾不曾解释人道主义是个什么东西。
还好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写。有个叫李锐的,他对性的描述很冷、很客观,高行健的
小说也好得不得了。他的东西,当然背景、人物,都是中国的,但是没有一点所谓
‘中国味道’,外国人完全可以心领神会。你所说西方人观光文学的观值观,确实
存在。譬如刘宾雁和张辛欣的作品,那是报导——新闻记者的报导,很有趣,值得
读,但不是文学。诺贝尔文学奖有时候也会给错了人,譬如当年给赛珍珠,动机大
概就是追求中国的异国情调。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www.llskw.org。来奇网电子书手机版阅读网址:m.llskw.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