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抬头，看着她，     “为什么没有了？”     “都脏了。”     “拿去洗。”     “洗衣机正在洗别的东西。”     妈妈站起来，走到英格面前，很慢很清楚地说：“来，我有几个建议：一，你 可以暂时让他穿上昨天的脏袜子。二，你可以暂时让他穿上哥哥的大袜子。三，你 可以让他穿上棉布鞋。四，你可以到对面李太大小毛那借双小袜子来。五，你可以 骑车到杂货店买双袜子来——你有一千零一个可能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只要想出 一个来就可以。”     英格漠漠听着。     “但是，”妈妈继续说，“你要动脑子自己去想解决办法，可以吗？”     妈妈回到书桌。     这本书她不喜欢。一个美国记者写的，总是落入正邪两分明的窠臼。先写二次 大战时德国人如何如何地坏，现在，一九八九年和平革命之后，又写德国人如何如 何地好，自由战胜了奴役，东德人民写下了人类历史上光荣的一页。     妈妈记得在华沙和一位著名的波兰作家夜谈。在他古旧的书房里，这个曾经被 共产党迫害过的老人说：     “我觉得，吊诡的说，自由和奴役一样，是一种陷阱，一种危机。解放后的东 欧所面临的是自由的危机。”     敲门。英格说：     “哥哥的袜子太肥了，弟弟的脚穿不进鞋子。”     妈妈叹口气，放下书，转身温和地说，     “那么，是不是可以暂时不穿鞋，等袜子洗净烘干了呢？”     老百姓半夜来敲老作家的门，要求他为他们解决问题：蒙过冤狱的寻求平反， 失业了的要求复职，判了罪的试图脱罪……他们哀恳地说：     “现在你是国会议员了，波兰是民主国家了，你一定有办法。”     当他说没有办法的时候，老百姓愤怒而绝望地说：     “为什么以前的共党书记有办法，现在的国会议员会没有办法？这是什么自由 民主？”     老作家皱着眉说：     “我怎么跟他们解释：民主的弱点就是它的优点？我怎么解释：自由就是更沉 重的责任？”     英格推门进来，问：     “都弄好了，那弟弟穿过的哥哥的袜子需不需要洗？”     妈妈头也不抬，一动不动，勉强读完一个段落，才回头，说：     “你自己决定好吗？”     英格走出去。妈妈视线回到案前摊开的书页，觉得精神涣散，很费力地才找到 衔接的段落。                    ※      ※      ※      ※      ※         一个年轻的异议分子，一九八八年被东德政府驱逐出境，来到西德。     她说，在东德的制度下，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就如同母子关系；人民像婴儿     一样的不能离开母亲独立生存。人民失去了独立作判断和决定的能力。另     外一个年轻人被西德政府用钱将他由东德监狱中“赎”出来。到了西方，     一直无法适应，在一九八七年，他放了一把火将法兰克福歌剧院给烧了。                    ※      ※      ※      ※      ※     英格把门开了个小缝，讪讪地说：     “中午要做什么吃的？”     妈妈不抬头，不动，声音从书本中闷闷地冒出来，听起来像呻吟：     “你决定。只要有东西在桌上就行。”                    ※      ※      ※      ※      ※         四十年对人的一生是段漫长的岁月，更何况，东德人的四十年是段痛     苦的岁月，可是四十年对国家而言，却是短暂的一瞬……                    ※      ※      ※      ※      ※     教堂钟声当当大作的时候，妈妈知道是中午了，幼稚园的孩子马上就要回来午 餐，奇怪，好久没有英格的声响。     她阖上书，悄悄下楼，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走到厨房，轻轻推开门。     宝宝坐在地上玩塑胶盘碗；冰箱的门像煮熟的蚌壳，大大地开着，白茫茫的冷 气直往外冒。     英格站立在冰箱前，一动不动。     听见妈妈的脚步声，她回过头来，咬咬嘴唇，摇摇头，说：     “我不知道该做哪一样。东西太多了。”     妈妈站在那里，看着英格，也像呆住了。白花花的冷气不断地蒙上来。     半晌，她有气无力地说：“你去看电视，我做饭。”     英格在我们家呆了一个月。                                                       一九九一年十月        走，跟我到小冷去！                               地雷上的乳牛     我来到已经不是边境的边境。     山丘绵延，正是秋色浓艳的时候。一群大雁正引颈南飞，掠过枫红的山头。可 是边境在哪里？     高耸的监视塔仍旧醒目地矗立在山头，只是墙漆剥落了，梁架断了，玻璃窗破 得粉碎。这一地的玻璃碎片、断瓦残砖，像古战场上不死的鬼火，还挟着杀戮的阴 惨。其实才只两年的时间，两年前的今天，在围城中被锁了廿八年的东德人把围墙 给推倒丁。     探照灯还在，但是灯架脚下露出一团一团剪断的电线。     钢筋水泥墙看不见了，可是山坡上有那么一道看似新翻过的泥土，青草还没来 得及长出来；你心里明白：再过半年吧！蔓草、爬藤、野花，很快就会覆盖了这道 土痕。     似乎铁丝网还残留一段，就在那森林的边缘。走近瞧瞧，网也没有了，铁柱在 那儿平白站着，一根一根的，显得突兀。     “从前，”卡斯纳说，把手插进大衣口袋，“离这关口还有几里路，心情就开 始紧张，有生死未卜那种想呕吐又吐不出来的感觉。”     头发早白的卡斯纳，弯下腰，用手把一个石块上的泥土抹掉，石块上的刻字裸 现出来：“民主德国”，那个已经灭亡的国家。     “离开民主德国的时候，”我问正在发呆的卡斯纳，“你几岁？”     “廿一。”他回答，一只脚踏在石块上，“前脚才碰到西德的土地，后脚跟上 围墙就竖起来了。不过，三十年来，我每年一度地回去看父母——每年经过这个关 卡……”                    ※      ※      ※      ※      ※     一辆汽车在我们附近停下来，钻出一个戴眼镜的男人。他一边咬着手里的三明 治，一边放眼眺望；看看远处的森林，踩踩脚下的泥土，一徘徊，一张望，最后视 线留在山坡上那道新翻的土痕。          “来凭吊的人显然不少。”我说。     卡斯纳趋前和男人打招呼，聊了一会，然后两人一齐向我踱过来。     “你问他，”卡斯纳露出淘气的笑容，“你问他从前是干什么的？”     戴眼镜的男人叫费雪；费雪对这儿的山陵熟悉极了，两年前，他是这个边境关 口的驻防。     “您看，平原上有块密林，”费雪指着不远处像岛屿似的一簇森林，“我的部 队就驻扎在那里头，外边的人看不见的。”     我们站在高岗上远眺，深色的森林和浅色的平原构成一片温柔静谧的田野风景。     “管关卡的大多是年轻小伙子，我们是监视关卡守卫的人，不让他们逃走。我 们这些人嘛，都是年纪比较大的，有房子家眷，政府算准了我们是不会逃亡的人。”     “您看见那边的松树林吗？”费雪把手掌遮在眉心，指着黑色的松林，“沿着 松林就是地雷区，边境部队自己都不敢靠近呢。”  我看见什么？     在地雷区上，有一只花白乳牛，低着头，大概在吃草。     “听说你们在边境守卫之间都有奸细埋伏？”卡斯纳说。     “那不止了！”费雪又记起了手里的三明治，咬了一口，说，“边境守卫不知 道的是，不只我们这边有人监视他们，就是对面——西德那边的边境部队里都有我 们的间谍， 这种间谍我们称为V零号。如果我们东德这边的军人偷偷跟西边的守卫 说上几句话，那边的奸细马上就有报告过来。”     卡斯纳不住地点头，喃喃自语：“我早就这么说，早就这么说的……”     “躲不掉的，”费雪意犹末尽，“民主德国是个大监狱。那边，您看，还有个 监视塔——”     在平原和森林吻合的地方，有一个黑幢幢的东西。     “那个塔有个地下室，很小，水泥地、水泥墙，就是专门刑囚拷打的小监狱； 您现在去看，说不定地上还有血迹：”     “费雪先生，您说———”我在小心地斟酌字眼，“您说，围墙的守卫在改朝 换代之后受审判，公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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