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一个乌托邦的不满，名之：社会主义，他们 呼吁建立另一个乌托邦，名之：有人性面貌的乌托邦。     群众热情的、激昂的回应，使作家感叹，觉得他拥抱了土地和群众，也被群众 和土地拥抱。他并不知道，热情激昂的群众心里所想的，不是有人性的乌托邦，而 是，唉，而是吃香蕉草莓奇异果的自由。是为了香蕉草莓奇异果，人们踩蹋了柏林 围墙。                                    5     东柏林作家的怀旧，是一种腐败。有人说。     他们怀旧，因为他们是专制政体中的特权分子。作协在后面撑着腰，他们有使 自己觉得重要的作家餐厅，有直接接触权力核心的管道，有异议者梦想不到的发言 权利……可是他们的特权，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他们怀旧，证明他们腐败。     我觉得不这么简单。我是说，道德的棍子别下得太快。东德“亡国”以来，东 柏林书摊上突然充斥着童年的书。现实生活的残酷，使人往过去寻找慰藉，恐怕是 人之常情。回顾过去，往往有心理治疗的药效，因为梳理历史能帮助困惑的人厘清 现在、窥见未来。国破山河在的东德作家突然开始缅怀童年——一条河、两株老树、 织毛衣的老奶奶、呼喊喂鸡的母亲——将破碎山河用童年的色笔重新组合、复原。 让它发出朦胧的温柔的光彩，你说是腐败，我说是作者和读者集体治疗不可或缺的 一步。     在国破山河在的最痛苦的时刻，童年的记忆会在每个人心深处点亮一点光。                                    6     更何况，东柏林所怀念的旧，不见得一定是那个如今已失败了的政权（从前， 许多人以能和那政权代表握手拍照为荣）。他们可能只是模糊的、感性的，怀念一 段无忧无虑的人生。     东德，是一个巨大的幼稚园；人们的生老病死鳏寡孤独全部由国家照顾，犹如 穿围兜吃手指的孩子们把一切放在老师的手里。社会主义国家的百姓没有失业的恐 惧，幼稚园的孩子们也不怕时间到了有谁会吃不到点心。孩子们无忧无虑，东德百 姓过得也是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日子。当年，除了政治恐惧之外，他们什么恐惧 都没有；现在，除了没有政治恐惧之外，他们什么恐惧都有——失业、房租、水电 费、不安全的未来……     谁不怀念无忧无虑的时光——管他妈的哪个制度？！     东柏林人怀念共产党政治的东德时代，你不能因而说腐败，就如当年有些台湾 人怀念日本天皇统治的日据时代，你不能因而说他奴性，一样的道理吧1                                    7     统一之后，德国开始追究东德秘密警察的活动，调查所有曾经和公安部合作的 线民。穆勒说，这种“秋后算帐”是一种卑鄙的阴谋：西德试图籍此制造东德人的 集体罪恶感、羞耻感，进而迫使东德人对西方物质文明低头，心甘情愿的接受殖民！ 统一，其实是西方对东德这类“第三世界”国家的全面侵略和占有。     共产政权用各种手段铲除异己，这个过程叫做“清算”。倒过来民主政府（你 看，我不用“政权”这两个字）用各种手法（你看，我不说“手段”）将思想上仍 旧依附共产主义的人（你看，我没说“异己”）从权力结构中剔除（我不说“铲除”）， 这个过程，叫做“拨乱反正”。那么谁来决定这是清算斗争还是拨乱反正呢？当然 是那赢的一方，谁赢了，谁就得到诠释历史、界定历史的权利。令东柏林的遗老精 英所寝食难安的是，他们警觉自己已经失去了历史的诠释权。     历史的诠释权失去了又怎么样呢？它比香蕉草莓奇异果、比约翰走路重要吗？                                    8     1915年8月， 台湾汉民族据守虎头山武装抗暴，被日本殖民政府严厉镇压，逮 捕两千人，其中800人在临时法庭上宣布死刑。是为西来庵事件。     九岁的杨逵，和大人躲在紧闭的门后，窥视日军的炮车轰轰地驶过。         过了很久以后，我成为中学生时候，搜求小说及其他书来看，其中有     一本日本人秋译鸟川所写的《台湾匪志》，此书把西来庵事件写成“匪贼     讨伐”，明明是对迫害的反抗，为什么变成“匪贼讨伐”呢？我有了非常     强烈的疑问……为了纠正被歪曲的历史，希望透过小说写出真相。     这是杨逵成为作家的开始——他要争回历史的诠释权。     从日本人手中争回的权利却又让跨海而来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夺走。在国民党的 主笔下，台湾的本土历史呈现一片模糊空白，二二八事件成为新版本的“匪贼讨伐”： 日文被禁之后，一代旧朝精英，如杨逵，如吴浊流，其声音都被剥夺：语言、文化、 历史，一夕之间彻底异化，自己成为边缘人，所有的定义由别人来下，连否认拒绝 的权利都没有。     1990年，德国统一了，西德文化吞噬了东德。被统一的知识精英站在急流中， 眼睁睁看着脚下本土文化的沙洲不断地被冲击流失，几乎不再有落脚的寸土——他 们已经开始了内在的、心灵的流亡，在自己的国土上流亡。     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历史诠释权的人。                                    9     可是杨逵的后代，又逐渐夺回了那个权利。二二八的历史已经重写，坊间充斥 着“我爱台湾”的书。     在此同时，突然有一个幽幽的声音：     “从前，他们不会冲着你说闽南语，知道你不会。现在，他们根本不甩你，你 不会，就不必留在这里，台湾现在是阮在当家！写台湾文学史，更离奇了，外省作 家连名字都没有了，好像我们根本没在台湾活过，外省人的历史一片模糊空白……”     哈，你看，绕着绕着又绕回来了！幽幽说话的人，我称之为“民国遗老”，是 未来的旧时精英。如果像1946年国民政府禁日语一样，未来的台湾掌权者开始罢黜 北京话，“民国遗老”会发现：语言、文化、历史，一夕之间彻底异化，他已成为 边缘人，一切的定义由别人来下，心灵的流亡从这里开始。     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诠释权的人。                                    10     现在，你应该知道，所有的战争、斗争，都是历史诠释权的争夺拉锯。统一和 分裂只是浮浅表相。                                    11     香港的精英们，等着九七吧！     （199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版中此节删去——扫校者注） 附　录　 一只白色的乌鸦[1]                                  龙应台     那一天晚上，有香港来的董桥夫妇、为《当代》杂志献身的金恒炜夫妇、刚从 瑞士回国的我，和从通霄北上、一身乡村气息的七等生。     我们谈到民族主义和世界公民的问题。地球村里，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臭氧层中一个破洞，对纽约高级住宅区中绅士淑女的影响和对南美丛林中的印第安 部落土著的影响一样。伊索比亚的饥民手中的奶粉来自瑞士，也来自加拿大。到一 九九二年，整个西欧要变成一个没有国界的大邦联。在这个彼此息息相关的新世界 里，民族主义是不是该淡化？     “种族、国界，对我都没有意义，”七等生说，“我相信人的价值是唯一的价 值；那价值是共通的……”     与我初识的七等生，留着齐颈的长发，用温文而缓慢的声调讲话，讲的是他对 四海一家、人皆兄弟的信念，眼睛里透着梦幻似的光芒。     我心里暗笑：完了，碰到了一个比我还严重的理想主义者！     在殖民地生长生活的董桥往梦幻骑士的头上浇下一杯冰凉的水：     “你有这四海皆兄弟的想法，但是人家把你当兄弟吗？”     “弱势民族有没有资格谈四海一家？”一向思考敏锐的金恒炜也浇下一杯冰水。     “走在瑞士的街头，无知的人不是把你看作泰国来的妓女，就是当作柬埔寨的 难民；对你不是轻视就是屈尊的同情。这个时候，你怎么来跟他谈‘人的价值是唯 一的价值’，我们是兄弟姊妹？”我也恶狠狠地当头倾下一桶冰水。     温柔的七等生成为众矢之的，面对着龇牙咧嘴的我们。                    ※      ※      ※      ※      ※     那个时候的我，在瑞士住了第一年，确实是不太愉快的。收在《人在欧洲》这 本书中的一篇文章《泰国来的？》，写出了欧洲人对亚洲人不甚自觉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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