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尔穿着牛仔布制的衣服，浑身发抖，抱怨自己晕眩而不适。有好几次，他得躺到床上以便止住鼻血。他已长出一些疏疏落落的胡子，有关准不准他用剃刀的问题显然曾引起过纠纷。

　　“振作起来。”乔治说：“你不久就会离开这里了。”

　　前来沙瑞特的途中，乔治竭力记起裴杰岷、爱娜和捷克的情报组，他甚至带着种公事公办的模糊观念走进彼尔的房间，他认为，他好歹都应该代表公正人士来调查彼尔一下。结果他反而有一点不好意思；他觉得自己从来不了解彼尔，而现在则嫌太迟了。他也对彼尔的身体状况感到生气，但是当他指摘那些警卫时，他们都佯装不知情。更令他生气的是，才第一天他们就放松了他坚持采取的严密保护措施。他要求见“训练所”的所长，所长没空，他的助手则装聋作哑。

　　他们的第一次谈话有点保留，而且内容平凡。

　　他想请乔治把寄到俱乐部的信拿来给他，想请乔治告诉叶普溪进行跟卡拉交换情报员的事，他还要一些擦鼻子用的卫生纸。彼尔解释，他流鼻血的习惯与悔恨或痛苦无关，那是对他所谓的卑鄙的审问员的一种生理反应。他们坚持彼尔知道卡拉所吸收的其它人的名字，决定要在他离开前逼问出来。此外有一派说法，主张“乐观者俱乐部”的范史维在替“马戏团”物色人选的同时也替“莫斯科中央”当“谍探”。韩彼尔解释道：“说实在，象这么偏执的人你有什么办法？”尽管他体虚力弱，但依然没法向他们说明他是这一级中唯一的一个。

　　他们在庭园散步，乔治发现一些令他几乎绝望的事情，那就是不论日夜，都没有人在附近巡逻。走了一圈后，彼尔要求回营房去，在那里，他撬起一块地板，取出几张上面满是些难解文字的纸张。这些纸令他想起了爱娜的日记。他盘腿坐在床上把它们逐一分类，由于姿势和暗淡的灯光，他垂下前额的头发几乎碰到纸上，此情此景，他几乎觉得自己又回到六十年代老总的房间里，看见彼尔懒洋洋地斜靠在椅子上，为了争取英国更大的光荣而提出一些看似很真实却无法实行的计划。乔治并未费神去做笔录，反正依照正常的情况，他们的谈话都有录音。彼尔开始替自己说了一段很长的辩白，乔治事后只记得几句。

　　“我们活在一个基本问题才最重要的世纪里……”

　　“美国已没有能力执行自己的改革……”

　　“英国的政治状况跟世界事务无关，而且在道德上没有发展能力……”

　　在别的情况下，乔治说不定会同意彼尔说的大部分话。其实，使乔治疏远的是“曲调”的差异，而不是“音乐”的本身。

　　“群众在资本主义的美国经济压迫下，已达到连苏联政府也预想不到的地步……”

　　“冷战始于一九一七年，其实最残酷的战争还在我们前面，因为美国在冷战结束时的夸大妄想症，会驱使它在国外获得更大的进展……”

　　他谈的不是西方的没落，而是贪心和闭塞所引起的死亡。他说他极恨美国，乔治看出这话不假，彼尔认为秘密情报局是唯一能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是否健康的标准，而且是唯一表达这个国家下意识里之想法的方法。

　　最后他终于谈到自己的事，他说在牛津时。他确实是个右派，而在战时，个人的立场并不重要，只要与德国战斗就可以了。他说，一九四五年后有一段短时间，他对英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还算满意，但后来逐渐觉得这角色太过微不足道。他的看法是怎样的和如何改变的，还是一个谜。他也指不出一生中的哪件事情对他造成了历史性的伤害，他仅知道如果英国退出这个世界，鱼价一元也不会改变。他常在想下一次考验来临时他愿意靠在哪一边？在长时间的自省后，他终于承认，如果某一个集团必须获胜，他希望获胜的是东方。

　　“这是种非常富有美学观点的判断。”他抬起头来解释说：“当然，部分是道德的判断。”

　　“当然。”乔治温和有礼地说。

　　他说，从那时起，到他把一切努力用在建立信仰前，他只是在等待适当的时间来到而已。

　　这是第一天的收获。彼尔的唇角出现白色的沉淀物，而且又流起鼻血来，他们约定在明天同一时间见面。

　　“彼尔，如果我们能谈点细节，那会更好。”乔治在他离开时说。

　　“这样啊，嘿，对了——替我去看看珍妮，好吗？”彼尔又躺在床上止鼻血。“随便你怎么说，只要你做个了断。”他坐起来写了张支票，放入一个棕色信封里。“说我给她付牛奶钱。”

　　他大概发现乔治对这简短的话不大放心，于是补充说：“我不能把她带走，对不对？即使他们让她去，她也会成为一个可怕的负担。”

　　在同一个晚上，乔治照着彼尔的指示，坐地下铁到肯特区，在一个外表仍保持古式的马场里找到一幢小房子。一个穿着牛仔裤、面貌平庸的女郎为他开门，房子里有股油画和婴儿的气味。他记不起自己是否曾在韩彼尔的家里遇见过她，所以他一开口就说：“是韩彼尔叫我来的。他很好，不过我替他带了些口信来。”

　　“天呀，”那女郎柔声地说：“要来的终于来了。”

　　客厅很乱，从厨房门可以看见一堆吃用过的餐具，看来她是把所有餐具都用过后再一次洗干净。地板上没铺什么，只有些以蛇、花、昆虫为画面的长型幻觉派绘画。

　　“那是彼尔的《米开兰基罗的天花板》，”她闲谈地说：“只是他不会得到米开兰基罗那种难过的背病。你是政府人员？”她边问边点燃了一根香烟。“他告诉我他在政府机关工作。”她的手在抖，眼睛下有黄色的污点。

　　“呃，是这样的，让我先把这样东西交给你。”乔治一边说，一边探手到内袋，掏出那个装有支票的信封给她。

　　“面包。”那女孩说完这两个字后，就把信封放在她身旁。

　　“面包。”乔治说，用以回答她自嘲的笑。然后，也许是由于他的表情有点怪，或由于他说这两个字的方式很特别，令她拿起信封拆开来看。里面没有字条，只有张支票，但那张支票就够了；乔治从他坐着的地方，可以看到支票上的数字是四位数。

　　她有点手足无措，走过房间去到火炉边，把那张支票和几张食品杂货账单一起放入炉架上的旧罐子里。然后到厨房冲了两杯雀巢咖啡，但只端了一杯出来。

　　“他在哪里？”她面对他站着问道。“他又去追求那个讨人厌的小水手了，对不对？这是他给我的遣散费，对不对？嘿，你可以把我的话告诉他……”

　　乔治见过这种情形，突然想起几句熟悉的话。

　　“彼尔一直担任国家机要的工作。那是我们不能谈的，对你也一样。几天以前，他因一件秘密任务出国去，预定要离开好一段时间，甚至几年，上面不准他把离开的事告诉任何人，他希望你忘记他。我真是非常抱歉。”

　　才说到这里，她就爆发起来。他完全不知道她说什么，因为她胡言乱语，而且尖声大叫，楼上的婴儿听到她的声音后，也开始哭叫起来。她在咒骂——不是针对他，甚至不是针对彼尔，只是瞪着眼咒骂——她想知道还有谁，到底还有谁还能再信任这种政府？不久她的情绪终于稳定下来。乔治注意到墙上有几幅彼尔以女郎为主角所画的画，有几幅已大功告成，和他早期的作品相比，这些画有种拘束、听天由命的特性。

　　“你不喜欢他，对不对？我看得出来。”她说：“那你为什么替他干这件肮脏的工作？”

　　这个问题似乎也没有直接和能马上说出来的答案。在回到水湄街的途中，他再次觉得有人跟踪他，于是打电话结孟德皑，把他觉得出现过两次的一组计程车车牌号码告诉他，并叫他马上展开调查，但这次，孟德皑已外出，要到午夜后才会回来。乔治睡得很不安稳，才五点就醒过来。到了八点，他已回到沙瑞特，发现彼尔心情开朗。那些审问员没再来烦他，所长告诉他，交换的事情已获得双方协议，预料明天或后天就可以启程。

　　他的要求含有告别的意味：他剩余的薪水和代他拍卖杂物等所有的钱，都请替他寄到莫斯科的诺迪银行转交给他，这家银行也会代收他的信件。在亚诺芬尼画廊还有几幅他的画，包括他早期在大马士革任职期间画的水彩画，乔治能不能替他安排送过去？然后，就谈到怎样掩饰他的失踪。

　　“拖长一点，”他建议；“说我出任他职，说得愈神秘愈好，拖两三年，然后宣告出局。”

　　“噢，我想我们还有办法处理，谢谢你的建议。”乔治说。

　　自从乔治认识他以来，彼尔第一次关心自己的服装问题。他希望让人看起来有点来头地到那边去，他说：第一印象是十分重要的。“那些莫斯科裁缝根本不可理喻，他们会把你打扮得象小官吏。”

　　“对。”乔治说。其实他个人认为伦敦的裁缝也好不到哪里去。

　　“噢，还有一个男孩。”他漫不经心地补充说：“一个水手朋友，住南丁山。最好拿个几镑去堵住他的嘴。麻烦你用那些钱替我办这件事好吗？”

　　“当然可以。”

　　他写下一个地址，然后以同样友好的态度，谈起乔治昨天所谓细节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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