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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吃上最富于想象力,由吃啥补啥的理论进而到一种象征的地步,如吃鸡不吃腿,要吃翅,腿是"跪"的含义,翅膀则是可以"飞"到高枝儿上去的。以至于市场上整块整吊的肉并不紧张,抢手的是猪牛羊的肝、心、胃、肠。我老是想,吃啥补啥,莫非人的五脏六腑都坏了?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是被补过了的,难道已长着的是牛心猪胃狗肺鸡肠吗?那么,人吃兽有了兽性,兽吃了人兽也有了人味?那么,吃"口条"(给猪的舌头起了多好的名)可以助于说论语,谈恋爱善于去接吻,吃鸡目却为的是补人目呢还是补人脚上的"鸡眼"?缺少爱情的男人是不是去吃女人,而缺少一口袋钱呢,缺少一个官位如处长厅长省长呢?
有一位美食家给我说过他的一次美食,是他出差到一个地方,见店主将一头活驴拴于店堂中央,以木架固定,吃客进来,于驴身上任选一处自己嗜好的地方,店主便当下从驴身上割下烹制,其肉味鲜嫩无比。他去的时候,驴身上几乎只剩下一个驴头和骨架,驴却未死,他要的是驴的那条生殖器,吃了一顿"钱钱肉"的。这位美食家对我说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打架,老二竟打得老大鼻腔出血,他就大骂老二,是"狼吃的""狗嚼的",骂得很狠。人的咒语之所以有"狼吃""狗嚼",为的是让该骂的人死得残酷,可人被别的动物吃了是残酷,人吃别的动物却认为是美食,这太不公。所以,我从不与文文雅雅残酷的美食家为友,我害怕,他看见长腿的就吃,吃了我家的凳子,甚至有一日他突然看中了我身上的某个部位。
数年来,美食家们多谈的是山珍海味,如今吃出层次了,普遍希望吃活的,满街的饭店橱窗上都写了"生猛",用词令人恐惧。但生猛之物不是所有美食家都有钱去吃得的,更多的人,或平常所吃的多是去肉食店买了,不管如何变了花样烹饪,其实是吃一种动物尸体。吃尸体的,样子都很凶狠和丑陋,这可以以秃鹰为证。目下世上的和尚、道士很少--和尚、道士似乎是古时人的残留,通过他们使我们能与古时接近--一般人是不拒绝吃肉的,但主食还是五谷,各种蔬菜是一种培育的草,五谷是草的籽,草生叶开花,散发香气,所以人类才有菩萨的和善,才有"和平"这个词的运用。我不是个和尚或道士,偶然也吃点肉,但绝对不多,因此,我至今不能做美食家,也不是纯粹的完人善人。同事者劝我吃好,主要是认为我吃素食为多。我到一个朋友家去吃饭,吃不惯他们什么菜里都放虾米,干脆只吃一碗米饭,炒一盘青菜和辣子,那家的小保姆以后就特别喜欢我去做食客,认为我去吃饭最省钱。我到街上饭馆吃饺子,进馆总要先去操作室看看饺子馅,问:肉多不多?回答没有不是:肉多!我只好说:肉多了我就不吃了。这样,一些人就错觉我吃食简单粗糙,是富人的命穷人的肚。这便全错了。只有和我生活在一起的妻子说:他最好招待,又最难伺候。她到底知我。我吃大米,不吃小米。吃粥里煮的黄豆,不吃煮的云豆。青菜要青,能直接下锅最好。是韭菜不吃、菜花菜不吃,总感觉菜花菜是肿瘤模样。吃芹菜不吃秆,吃叶。不吃冬瓜吃南瓜。吃面条不吃条子面,切出的形状要四指长的,筷头宽的,能喝下过两次面条后的汤。坚决拒绝吃熏醋,要吃白醋。不吃味精,一直认为味精是骨头研磨的粉。豆腐要冷吃着好,锅盔比蒸馍好。鸡爪子不吃嫌有脚气,猪耳不吃,老想到耳屎,我属龙,不吃蛇,鳝段如蛇也不吃。青蛙肉不吃,蛙与凹同音,自己不吃自己……等等等等的讲究。这讲究不是故意要讲究,是身子需要,心性的需要,也是感觉的需要。所以每遇到宴会,我总吃不饱。但是我是一顿也不能凑合着吃食的人,没按自己心性来吃,情绪就很坏,因此在家或出门在外,常常有脾气焦躁的时候,外人还以为我对什么有了意见,闹出许多尴尬来,了解我的妻子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便要说:"噢,这也不怪,那也不怪的,是他没吃好!"去重新给我做一碗饭来。别人看着我满头大汗地把一碗他们认为太廉价的饭菜吃得津津有味,就讥笑我,挖苦我,还要编出许多我如何吝啬的故事来的。好的吃食就一定是贵价的吗?廉价的吃食必然就不好吗?水和空气重要而重要吧,水和空气却是世上最不值钱的东西。
中国人的毛病或许很多,之一是不是就因有了美食家?查查字典,什么词儿里没有个吃字,什么事情不以吃义衡量,什么时候不在说吃?就连在厕所里见了熟人,也要行"吃了没"的礼节性问候。聪明才智都用在吃上了,如果原子弹是个能吃的东西,发明者绝不会是外国佬的。吃就吃吧,谁长嘴都要吃的,只是现在的美食家太多,又都是什么都想吃,什么都会吃(听说已经要研究对苍蝇的吃法了),口太粗,低劣而凶恶。龙与凤之所以高贵圣洁、美无伦比,是龙凤满宇宙寻着只吃甘露灵芝,可现在哪儿还有龙与凤呢?我感激同事者对我劝告的一份好心,而我生来实在不是个美食家,我自信我的吃食不粗,我的错误却在于吃食未精,因此我做人不高尚而还淡泊,模样丑陋而还良善。但是,在由菜食转化为肉食的美食家越来越多的环境里,我的心性和行为逐渐不能适应,竭力想在不适之中求适终于不能适,想在无为中有所为毕竟归至于无为,这是我做人的悲哀处,这悲哀又是多么地活该呀。
我的小学
小学是在寺庙里,房子都老高老高,屋脊上雕着飞龙走兽,绿苔长年把瓦槽生满,有一种毛拉子草,一到雨天,就肉肉地长出半尺多高来。老师们是住在殿堂里,那里原先有个关帝爷,脸色枣一样红,后来搬掉了,胎泥垫建了院子,那一对眼珠子,原来是两个上了釉的瓷球,就放大门口的照壁顶上,夜里还在幽幽地放光。两边的廊房,就是教室。上课的是高年级学生。台阶很高,我可以双脚从上边跳下来,但却跃不上去。每次要绕到山墙角儿,却轻轻松松地从那一边石头铺成的漫道上单脚蹦上去。那山墙角地是一棵裂了身子的老苦楝树。树顶上有个老鸦巢,筛筐般大,巢下横枝上吊着一口钟,钟敲起来,那一家老鸦却并不动静,这奇怪使我不解了好几年呢。
五岁那年,娘牵着我去报名,学校里不收,我就抱住报名室的桌子腿哭,老师都围着我笑;最后就收下了,但不是正式学生,是一年级"见习生"。娘当时要我给老师磕头,我跪下就磕了,头还在地上有了响声。那个女老师倒把我抱起来,我以为她要揪我的耳朵了,那胖胖的,有着肉窝儿的手,一捏,却将我的鼻涕捏去了。"学生了,还流鼻涕!"大家都笑了,我觉得很丢人,从此就再不敢把鼻涕流下来。因为没有手巾,口袋里常装着杨树叶子,每次进校前就揩得干干净净了。
因为学校教室少,因为我们是一年级学生,那寺庙的大院里没有我们的座位,只好就在院外的一家姓刘的祠堂里上课。祠堂里抹着一块黑板,用土坯垒起一些柱墩儿,村子里就将夏天河面上的木板桥拆了架,在上边作了课桌。凳子是自带的。我们那时没分家,堂兄堂姐多,凳子有限,我常常抢不到凳子,加上我个子矮,坐在小凳子上又趴不到桌面上,就一直站着听课。实在腿困了,就将家里的劈柴拿来一根,在前后的柱墩上掏出窝儿架好,骑在上边。这种凳子虽然不舒服,但坐上去却从来不打瞌睡。只是课余时间,同学们都拿着凳子在祠堂后的一个土坡上反放着,由上往下开汽车,我只好蹴下往下滑,常常把握不好,就一个跟头滚下去,弄得一脸的泥土。
家里没有表,早晨总估摸不了时间,有几次起床迟了,就和娘哭闹。娘后来一到半夜就不敢睡,一边在灯下纳鞋底儿,一边逮那学校的钟声。到了冬天,起来得早,月亮白花花的,我们就在村里喊着同学一块儿去。大家都有书包,我没有,娘将一个小包袱皮给我,严严实实包了,让我夹在胳膊下,我那时很要强,惟这一点总不如人,但娘说没有钱,我也没了办法。祠堂的门关着,班长带着钥匙,他还没有来,我们就在祠堂前跳起舞来。跳的是新学的"找朋友":"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大家很快活,有时找着小霓,有时找着芳芳,就一对一对跳起来。到了三年级以后,这舞就不跳了,而且男的和女的就分开来。我曾经和芳芳一块踢过毽子,同学们都说我和芳芳好,是夫妻,拿指头羞我,我便和芳芳成了仇人。等到班长来了,开了祠堂门,我们就进去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祠堂里还黑隆隆的,因为没灯,少半时候,我们点些松油节取亮,大半时候就摸黑坐着。黑板上边的墙头上,那时还留着祠堂里的壁画,记得是《王祥卧冰》,虽然不懂得具体意思,但觉得害怕。大家坐下后,都不敢靠墙,也不敢提说那壁画,就闭着眼睛把课文从第一课一直背诵下去。一旦一个人停下来,大家就都停下来,祠堂里静悄悄的。风把方格子窗上的麻纸吹得哗哗响,大家便又都害怕了,一哇声再背诵开来,声越来越高,全为了壮胆。要不,一个忽地跑出去,大家就都往外跑,我常常跑在最后,大呼小叫,声都变了腔。祠堂前的平台下就是荷花塘,冬天里荷花败了,塘里结了冰,大家就去那芦草窝里掏一种鸟儿,或许折下那枯莲茎秆儿,点着当烟吸,呛得鼻涕、眼泪都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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