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甘肃的山沟小村里来到西安打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赚两百多块，寄回去养她的父母。那个女孩衣衫褴褛，神情疲惫，可是从她的眼睛，你看得出，她很稚幼，才十六岁。她，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你能想象吗？  
    十八岁的我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 
    我住在一个海边的渔村里，渔村只有一条窄窄马路；上班上课的时候，客运巴士、摩托车、脚踏车、卖菜的手推车横七竖八地把马路塞得水泄不通，之后就安静下来，老黄狗睡在路中间，巷子里的母猪也挨挨挤挤带着一串小猪出来遛达。海风挟着咸腥味，吹得椰子树的阔叶刷刷作响。  
    我不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五年后到了洛杉矶，在驶出机场的高速公路上，我发现，对面来车那一列全是明晃晃的白灯，而自己这条线道上看出去，全是车的尾灯，一溜红灿。怎么会这样整齐？我大大地吃惊。那时，已经二十三岁，还习惯人车杂踏、鸡鸭争道的马路概念。  
    我不知道什么叫下水道。台风往往在黑夜来袭，海啸同时发作，海水像一锅突然打翻了的汤，滚滚向村落卷来。天亮时，一片汪洋，人家的锅碗瓢盆、竹凳竹床漂浮到大庙前，鱼塭里的鱼虾也成群结队游上了大街。过几天水退了，人们撩起裤脚清理门前的阴沟。自沟里挖出油黑黏腻的烂泥，烂泥里拌着死鸡死狗的尸体。整条街充斥着刺鼻的腐臭腥味。炎热的阳光照在开肠破肚的阴沟上，难说是自然的消毒还是加速尸体的腐化。  
    我没有进过音乐厅或美术馆。唯一与“表演”有关的经验就是庙前酬神的歌仔戏。老人家带着凳子和扇子去广场上看戏，年轻人却在家里背书，准备永无歇止的考试；歌声从劣质的扩音器传来，日日夜夜像轰炸般无从躲藏。  
    要不然就是在渔村唯一的电影院里，偶尔有一场歌星演唱。电影院里飘着一股尿臊，揉着人体酸酸的汗味，电风扇嘎嘎地响着，孩子踢着椅背，歌星大声地说笑话，卖力地唱。下面的群众时不时就喊，扭啊扭啊。  
    游泳池？没有。你说，我们有了大海，何必要游泳池。可是，安德烈，大海不是拿来游泳的。你知道，我们的海岸线是军事防线，不是玩耍的地方。再说，沙滩上是一座又一座的垃圾山。渔村没有垃圾处理场，所以人们就把垃圾堆到空旷的海滩上去。风刮起来了，七零八落的东西满天飞。  
    我不知道，垃圾是要科学处里的。 
    离渔村不远的地方有条河，我每天上学经过都闻到令人头晕的怪味，不知是什么。多年以后，才知道那是人们在河岸上烧废弃的电缆；那个村子，生出很多无脑的婴儿。  
    我不知道什么叫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我们每天穿着白衣黑裙，而上学的时间那样长，从清晨六点出门候车到晚上七八点回家，礼拜六都要上课，我们就等于永远穿着白衣黑裙，留着齐耳的直发。我不知道什么叫时尚，化妆，发型。因此也不知道什么叫消费。是的，我没有逛过百货公司。村子里只有渔民开的小店，玻璃柜里塞得满满的，满到你根本看不出里头有什么。小孩的袜子、学生的书包、老婆婆的内裤、女人的奶罩和男人的汗衫。可能还附带卖斗笠和塑料雨鞋。  
    我的十八岁，安德烈，是一九六九、一九七零年的台湾。你或许大吃一惊，说，M，那一年，阿波罗都上了月球了，你怎么可能这样完整地什么都“不知道”？  
    不要忘记一个东西，叫城乡差距，安德烈。愈是贫穷落后的国家，城乡差距愈大。我的经验是一个南部乡下渔村的经验，和当时的台北是很不一样的。更何况，当时的台北也是一个闭塞的小城啊。全台湾的人口一千四百万，国民平均所得只有二百五十八美元。台湾，还属于所谓“第三世界”。  
    我要满十八岁了，阿波罗登上月球，美国和越南的军队侵入高棉，全美爆发激烈的反越战示威，我后来去留学的俄亥俄州有大学生被枪杀；德国的布朗德总理上台，到华沙屈膝下跪，求历史的宽赦；日本赤军连劫机到了北韩而三岛由纪夫自杀。还有，中国的文革正在一个恐怖的高潮。这些，我都一知半解，因为，安德烈，我们家，连电视都没有啊。即使有，也不见得会看，因为，那一年，我考大学；读书，就是一切，世界是不存在的。  
    我要满十八岁了，高速公路基隆到杨梅的一段开始动工。台独联盟在美国成立，蒋经国被刺，被关了近十年的雷震出狱，台南的美国新闻处被炸，我即将考上的大学爆发了 “共产党案”，很多学生被逮捕下狱。保钓运动在美国开始风起云涌。  
    我，知道的很少。安德烈，那一年，台湾的内政部公布说，他们查扣了四百二十三万件出版品。 
    你在描绘一个黯淡压抑的社会，一个愚昧无知的乡村，一段浪费的青春吗，M？ 
    不那么简单，安德烈。 
    对那里头的许多人，尤其是有个性有思想的个人，譬如雷震、譬如殷海光──你以后会知道他们是谁，生活是抑郁的，人生是浪费的。可是整个社会，如果历史拉长来看，却是在抑郁中逐渐成熟，在浪费中逐渐累积能量。因为，经验过压迫的人更认识自由的脆弱，更珍惜自由的难得。你没发现，经过纳粹历史的德国人就比一向和平的瑞士人深沉一点吗？  
    那个 “愚昧无知”的乡村对于我，是剥夺还是给予？安德烈，十八岁离开了渔村，三十年之后我才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明白了我和这个渔村的关系。  
    离开了渔村，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在往后的悠悠岁月里，我面对黑白价值的颠倒，观看权力的更迭，目睹帝国的瓦解、围墙的崩塌，更参与决定城邦的兴衰。当事情被颠覆、被渗透、被“现代化”、被 “后现代化”、被复杂或操弄到真假不辨、是非难分的地步时，我会想到渔村里的人：在后台把婴儿搂在怀里偷偷喂奶的歌仔戏花旦、把女儿卖到“菜店”的阿婆、隔壁那死在海上不见尸骨的渔民、老是多给一块糖的杂货店老板、骑车出去为孩子借学费而被火车撞死的乡下警察、每天黄昏到海滩上去看一眼大陆的老兵、笑得特别开畅却又哭得特别伤心的阿美族女人……这些人，以最原始最真实的面貌存在我心理，使我清醒，彷佛是锚，牢牢定住我的价值。  
    是的，安德烈，那“愚昧无知”的渔村，确实没有给我知识，但是给了我一种能力，悲悯的能力，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后面对权力的傲慢、欲望的伪装和种种时代的虚假时，虽然艰难却仍旧得以穿透，看见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你懂的，是吧？  
    同时我看见自己的缺陷。十八岁时所不知道的高速公路、下水道、环境保护、政府责任、政治自由等等，都不难补课。但是生活的艺术，这其中包括品味，是补不来的。音乐、美术，在我身上仍旧属于知识范围，不属于内在涵养。生活的美，在我身上是个要时时提醒自己去保持的东西，就像一串不能遗忘的钥匙，一盆必须每天浇水的心爱植物，但是生活艺术，应该是一种内化的气质，像呼吸，像不自觉的举手投足。我强烈地感觉自己对生活艺术的笨拙；渔村的贫乏，使我有美的贫乏，而有知识没有美，犹如大海里没有热带鱼。  
    而你们这一代，安德烈，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网络让你们拥有广泛的知识，社会富裕使你们习惯物质的追求和享受，艺术和美的熏陶、唾手可得。十八岁的你们会讨论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正义问题，你们熟悉每一种时尚品牌和汽车款式，你们可能听过莫扎特的“魔笛”、看过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去过纽约的百老汇、欣赏过台北的“水月”也去过大英博物馆和梵谛冈教堂。你们生活的城市里，有自己的音乐厅、图书馆、美术馆、画廊、报纸、游泳池，自己的艺术节、音乐节、电影节……  
    你们简直就是大海里鲜艳多姿的热带鱼啊。但是我思索的是：在你们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你知道，台湾的年轻人所票选出来的羡慕效法对象大多是有钱的企业家和有权的政治人物，你们这一代“定锚”的价值会是什么？终极的关怀会是什么？你，和那个甘肃来的疲惫的少女之间，有没有一种关联？我的安德烈，你认为美丽的热带鱼游泳也要有方向吗，或者，你要挑衅地说，这是一个无谓的问题，因为热带鱼为自己而活？  
     
 MM 
    2004年5月12日
     
二、为谁加油？
     
安德烈： 
 
   不久前，五十个中国的奥运金牌运动员今天到了香港，万人空巷，香港人为他们疯狂。朋友和我在电视新闻看到这样的镜头，她一面吃香蕉一面说，“龙应台，德国队比赛的时候，你为他们加油吗？”
   我想了想，回答不出来。德国，我住了十三年的地方，我最亲爱的孩子们成长的家乡，对于我是什么呢？怎么看个新闻要惹出这么不消化的问题？
   她不耐烦了，又问，“那——你为不为台湾队加油啊？”
   我又开始想，嗯，台湾队……不一定啊。要看情形，譬如说，如果台湾队是跟——尼泊尔或者越南或者非洲的苏丹比赛，说不定我会为后者加油呢，因为，这些国家很弱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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