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张鼎丞、陈云也都给剧团送来了许多战利品作道具。中央领导的支持给剧团以极大的鼓舞。

　　民众剧团在柯仲平、马健翎带领下，长期坚持下乡，深入基层生活，热为老百姓和八路军指战员演出，他们走遍边区23县，行程数万华里，创作演出了《查路条》、《回关东》、《十二把镰刀》、《血泪仇》、《大家喜欢》等许多优秀现代剧目，受到陕北人民的热烈欢迎。当时的剧团团歌唱道：“你们从哪搭来？从老百姓中来。你们又往哪搭去？到老百姓中去。”剧团团旗上写着：“大众艺术野战兵团。”舞台两边贴着对联，上联：“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下联：“明白世理，尽情尽理，有说有笑，红火热闹。”横额是：“团结抗战”。陕北老乡用《信天游》来赞颂剧团：“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咱们的民众剧团过来了”；“一杆大旗硷畔上插，我把你亲人迎回家”；“黄米馍馍就酸菜，我把你剧团没错待。”乡干部们也纷纷说：“你们演一天戏，胜过我们工作一个月。”在陕甘宁边区文教会上，民众剧团被授予“特等奖旗”。1942年5月1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柯仲平针对当时有人忽视大众化文艺的倾向，结合自己率剧团到各地受欢迎的体会，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说，剧团离村的时候，群众恋恋不舍地把他们送得很远，并给了许多慰劳品。他还幽默地讲道：“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吗？老百姓都很喜欢。你们要在那些地区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到会的许多人都笑了，毛泽东也笑了。不过毛泽东说：普及工作还要和提高工作相结合，不能老是《小放牛》，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还多次观看他们的演出，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看了《中国的拳头》后，亲自题了“简单、明了、动人”六个字；看了秦腔《国魂》后，亲自给柯仲平写信建议改名为《中国魂》，认为此剧“情节动人，对于动员沦陷区的人民大众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可起到积极作用。”

　　1943年秋季的一天，柯仲平、马健翎、杨醉乡接到中宣部部长张闻天的电话通知，说毛泽东邀请他们三人到枣园一见。毛泽东当晚在一孔普通的窑洞接见了他们。窑洞里陈设极为简单。办公桌紧靠窗口，桌上摆满了书刊、稿纸和文具，窑洞西南角支了一张木板床，折迭整齐的被面上还打着一块约二尺长的补丁。毛泽东点燃办公桌上的小马灯，笑着与他们一一握手，随后示意让他们坐下。毛泽东说，“请来‘三贤’，有两位‘美髯公’，一位‘佘太君’。你们是苏区的文艺先驱，一个抗战剧团，一个民众剧团，好像两个深受群众欢迎的插种队，走到哪里就将抗日的种子撒到那里。”毛泽东对柯仲平说：“云南诗人柯仲平真有股犟劲。你们民众剧团比抗战剧团成立晚好几年，但也是在创作力量和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涎生的；一个时期，是靠种田做工的写剧本，靠大伙节衣缩食槁募捐解决经费问题的。‘马髯公’坚持文艺和群众相结合，走大众化的道路，深入根据地，大写根据地，连续刨作和演出了《一条路》、《查路条》、《好男儿》、《拿台刘》等剧目。每到一地，一演就到天亮。这很好。既是大众性的，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随后柯仲平、马健翎又将民众剧团的演出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大家边说、边笑，气氛活跃极了。在谈话快要结束时，毛泽东说：“抗战进入了新的时期，共产党不仅要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而且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新国家中，不但要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要有新文化。什么是新文化？作为观念形式上反映新的政治力量和新的经济力量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具体一点说，抗战剧团和民众剧团的创作和演出，就体现了一定意义上的新文化。我希望你们再接再励，继续努力！”

　　解放后，柯仲平到北京参加人代会，见到毛泽东。毛泽东握着他的手，笑咪咪地说：“柯仲平同志，你到哪里，鸡蛋壳到哪里！”说得柯仲平笑了。

　　枣园之宴

　　1942年9月，毛泽东为办好《解放日报》第四版副刊，与副刊主编舒群反复商讨，拟订了一份征稿人名单，亲笔抄录。名单中有范文澜、邓发、彭真、冯文彬、艾思奇、陈伯达、蔡畅、董纯才、吴玉章等各方面人士共16位。内有3位作家，其中之一就是柯仲平。毛泽东辽在柯仲平的名字下注明：“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二千字。”随后，即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按名单发出了通知，请大家参加毛泽东的“枣园之宴”。开宴那天，客人从四面八方赶来，相继入席，毛泽东站起来即席致词：“诸公驾到，非常感谢。今在枣园摆宴，必有所求。”他宣读一遍《（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及其具体内容。然后接着说：“俗话说，吃人口短，吃人一口，报人一斗。吃亏只这一回，但不许哪个口上抹石灰。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我想，诸位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四版负责，当仁不让，有求必应，全力赴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诸人欣闻毛泽东相约为征稿事，皆乐于接受，宴席上纷纷表示，为办好党报，愿尽全力而为之。

　　大家边吃边讲，直到夕阳西沉，明月东升，才尽兴而散。只有柯仲平一人仍旧坐在那里，吃吃喝喝，没完没了。毛泽东叫警卫员送来3个碗，给柯仲平、舒群，然后给自己斟得满满的，说：“喝吧，老柯、大舒，酒逢知己千杯少……”又对柯仲平说：“你带个剧团，常年奔波‘他乡’，辛苦了。喝吧，这是慰劳酒！”柯仲平说：“感谢你！是你——毛主席批给我300块钱，搞起这个剧团。”毛泽东说：“让你去受苦受难……”柯仲平说：“过惯了，我愿意同老百姓在一起……”

　　月亮渐高，夜色已浓，舒群悄悄地写了一个条子，劝柯仲平罢饮归去，背着毛泽东递去，不料，事机不密，给毛泽东截住了，他笑了笑把它撕掉，挽留两人继续喝下去，直到柯仲平喝到不能再喝，才算散席，毛泽东送客到屋门口，望着柯仲平和舒群远去。

　　柯仲平酒喝多了，骑在马上左右摇晃，终于栽下来，舒群下马搀扶，但扶不起来，两人东倒西歪，结果都卧地呼呼大睡起来。好梦正酣的时候，被人唤醒，抬头一瞧，身边有两个警卫员，迎面是毛泽东，还有延安唯一的一辆华侨所赠的汽车，于是5人一起上了汽车。

　　为刘志丹立传

　　在陕甘宁边区巡回演出的岁月里，柯仲平和群众无所不淡，他特别注意到陕北人民对刘志丹烈士的怀念，认真倾听陕北乡亲们对刘志丹英雄事迹的叙说。他根据毛泽东的“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和周恩来的“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题词精神，决心创作一部长诗，歌颂刘志丹，歌颂党领导下的边区人民的武装斗争历史。在巡回演出途中和日常工作之余，柯仲平处处时时留心搜集刘志丹的事迹，他从刘志丹的战友，部下和接触过的群众中搜集到大量珍贵的资料。他的黄布挎包积累了一本本写满密密麻麻字迹的笔记本。

　　1947年夏，柯仲平奉命来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会后，柯仲平被留在华北局，主持编辑《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工作，1948年4月，“丛书”编辑工作即将结束。一天，胡乔木告诉柯仲平，毛泽东请他去，那天，毛泽东有点伤风，在床上躺着。柯仲平一进去，毛泽东便从床上下来，问柯仲平：“你在这里是扛长工还是打短工？”柯仲平说打短工。毛泽东又问：“你把短工打完到哪里去？”柯说：“到你呆过13年的地方去。”毛泽东说：“实际只12年半。”毛泽东又问：“还回去？打算干什么？”柯仲平就把酝酿多年，准备创作一部长诗，歌颂刘志丹，歌颂在井冈山道路影响下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史的打算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十分理解诗人的心情，对他寄予热切的希望。他鼓励柯仲平多去调查研究，花上十年八年，真正了解一个根据地。并说：“人的一生，能写出一部《红楼梦》那样的作品就很不错了。”

　　柯仲平也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支持他搞创作，而且提出了一个极其中肯的意见：你最好写一支游击队的成长。如果全面铺开写，写出来还得交中央审查，中央又得尊重地方的意见，他们说这儿不对，那儿不符合事实，就很难出版，不要受真人真事的限制，要写得感动人，写那些最微妙的东西。【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柯仲平带着毛泽东的期望和党中央的关怀回到西安。但他托人坚壁的采访记录和写作素村，均因战争年代的恶劣的环境被烧毁。他不得不从头开始，重新采访，重新搜集素村。建国后，柯仲平先后担任西北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安作协主席、一届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一届、二届代表，领导工作十分繁忙，参加会议，迎来送往，下乡调查，临时性的写作任务常常占去他很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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