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汪精卫到会讲了几句话，希望大家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共同努力，依据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政治报告以及各项决议案的内容，展开革命的宣传工作。讲完话，汪精卫就先走了。然后，毛泽东对宣传部的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指示茅盾和萧楚女起草一个宣传大纲，用国民党中央的名义下发，向全国宣传这次大会的精神。茅盾和萧楚女都是写文章的能手，两人只用了一天时间，就起草好一份宣传大纲。毛泽东仔细审阅了一遍，加上“军队与人民合作”一段，在文字上作了一些修改，然后对茅盾说：“你还是送给汪精卫，请他再看一下。”这个宣传大纲经过国民党二届中常委会议讨论、修改后下发了。茅盾在处理好宣传部日常事务的同时，还要编辑《政治周报》，撰写政论，到学校讲演，工作很是繁忙。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要秘密前往湘粤边界的韶关，去视察那里的农民运动，向国民党中常委提出“因病请假两周”。因此，2月16日的中常委会议决定：在毛泽东同志因病请假两周期间，宣传部的部务由茅盾同志代理。

　　不久，由于蒋介石策划制造了反共的“中山舰事件”，形势发生了变化。这时上海的党组织也让茅盾回上海。茅盾把这件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说：“看来汪精卫要下台了，我这代理宣传部长也不用再代理了。”离开广州的那天上午，茅盾依依不舍地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嘱咐他：“上海《民国日报》早为右派所把持，这里的国民党中央在上海没有喉舌，你到上海后赶紧设法办个党报，有了眉目就来信给我！”茅盾说：“好的，我努力去办。”3月底，茅盾回到了上海。这次广州之行，连在船上的来回时间，正好三个月，虽然时间不长，但和毛泽东在工作中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革命圣地延安

　　1935年，红军长征胜利地到达延北后，茅盾就曾和鲁迅在一起，给党中央拍去“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的电文，表达了他们对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深切希望和信赖。时隔5年，到了1940年，茅盾才有机会亲身到革命的圣地延安去。事情是这样的。

　　1938年底，茅盾应新疆学院院长社重远的邀请，远赴新疆从事革命文化教育工作。

　　1940年5月，茅盾与张仲实等人离开了政治形势越来越险恶的新疆，经兰州到了西安，这时，他对延安的向往，对党的怀念越来越重地压在了心头，奔赴延安成为他此时最大的渴望。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茅盾巧遇早在大革命时代就已熟识的周恩来和慕名已久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他欲赴延安的想法受到了两位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于是，他与朱德等并肩踏上了去延安的路程。

　　1940年5月26日下午，茅盾顺利地抵达革命圣地延安。

　　第二天晚上，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开欢迎晚会，未德、茅盾等相继讲话。晚会上，“鲁艺”演出了《黄河大合唱》，给茅盾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一直念念不忘。后来回忆说，这次演出，他十分感动，大开眼界，《黄河大合唱》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鄙吝全消，发生崇高的情感，就像灵魂洗过一次澡似的。”

　　茅盾在延安安顿好后，就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看望毛泽东。自1926年广州分手，他们已有14年未见面了，老友重逢，分外高兴。毛泽东依旧是茅盾印象中十多年前那样的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丝毫没有因为当了党的领袖而有什么改变。茅盾向毛泽东详细地谈了他在新疆期间所看到的政治形势的恶化和自己虎口脱险的经历。毛泽东十分认真地听着茅盾的述说，脸上流露出深深的关切之情。

　　6月初的一天，茅盾正在家里阅读吴玉章主编的《中国文化》，门外忽然响起一个熟悉的湖南口音：“雁冰在家吗？”茅盾应声把毛泽东迎进窑洞，毛泽东对他说，直到今天才来问候他和夫人、孩子，实在是太忙，请他们原谅，井拿出一本《新民主主义论》送给茅盾：“刚刚出版。您是大作家，评论家，请你看后多多批评呵！”毛泽东兴致勃勃地与茅盾大谈中国古典文学，并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令从事文学批评和创作的茅盾惊叹不已，自愧弗如。中午，茅盾留毛泽东吃便饭。在饭桌上，毛泽东问到他今后的创作活动，茅盾说：“在新疆呆了一年，使我深感大大落后于沸腾的生活，非常需要补课，我想多读点东西，再到前线、后方走走，体验体验生活。我今后仍想搞我的创作。”毛泽东听了频频点头，说：“你这个想法，很好！我建议你搬到鲁艺去住，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罢。”在这之前，曾有人劝茅盾搬到全国文艺家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去住，并说丁玲等作家都住在那里，现在他听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搬到鲁艺，他对毛泽东说：“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我乐意，因为我是搞文学的。”茅盾的妻子看到毛泽东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甚至在饭桌上也不停，而饭却吃得很少，便劝他戒烟。毛泽东摇了摇头，幽默他说：“戒不了罗！前几年医生命令我戒炯，我服从了，可是后来又抽上了。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个顽固分子。”和毛泽东谈话后不久，茅盾就把家搬到了桥儿沟的鲁迅艺术学院。大约在7月间，毛泽东又把茅盾找到杨家岭长谈了一次。那次他们谈的是30年代上海文坛的斗争以及抗战以来文艺运动的发展。【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在延安，生活在同志们中间，生活在沸腾的生活中，茅盾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他怀抱着极大的热情参加延安的各项活动，讲课，从事文学批评和创作，还参加了由毛泽东发起艾思奇主持的哲学座谈会，与毛泽东、朱德、任粥时、张闻天、凯丰及在延安的著名哲学家们坐在一起讨论各种哲学问题。

　　9月下旬的一天，张闻天来到桥儿沟茅盾住的窑洞，递给他一封周恩来从重庆打来的电报，电报的大意是：郭沫若等人已退出第三厅，政治部另外组织了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仍由郭沫若主持。为了加强国统区文化战线的力量，希望茅盾能来重庆，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张闻天还说，恩来想请你去重庆，就是考虑到你在国内外的名声，在那种环境里活动比较方便，国民党对你也奈何不得。不过，这只是我们的建议，我们知道你全家都来延安了，你原来也不打算再出去的，如果你实在不愿意，也不必勉强。”茅盾无条件地接受党中央的安排。为了全力以赴地投入抗战工作，他准备把两个孩子留在延安。几个月来，孩子们已在集体环境中生活得融洽无间。临行前，茅盾到杨家岭向毛泽东辞行。他对毛泽东说：“我把两个孩子都交给了党，请党来教育他们吧。”毛泽东风趣他说：“这很好嘛。你现在把两个包袱扔在这里，可以轻装上阵了。”

　　10月10日，茅盾和妻子随董必武的车队离开了生活、工作了5个月的延安，踏上了新的征途。“鲁艺”全体学员在桥儿沟西边、延河北岸列队欢送。茅盾夫妇一边擦泪，一边挥手向送行的同志们告别。

　　延安的生活虽然是短暂的，但它给茅盾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到重庆后不久，作家就写出了散文《风景谈》和《白杨礼赞》，热情歌颂了延安的生活，歌颂延安人民和革命战士，歌颂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文化部长地理条件上的间隔，中断了毛泽东与茅盾的直接交往，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时常有书信往来，并渴望再次相见。1945年1月，周恩来由延安飞抵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再度进行谈判。他给茅盾带来了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

　　雁冰兄：

　　别去忽又好几年了，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一些否？回想在延时，畅谈时同不多，未能多获教益，时以为憾。很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敬祝健康！

　　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捧着这封信，茅盾的眼眶湿润了。毛泽东身为党的领袖，还这样谦逊；他工作十分繁忙，还惦记着老朋友的身体，这使得茅盾感动不已。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整个山城沸腾了。毛泽东住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后，茅盾立即携夫人前往拜访。后来毛泽东分别会见各方民主人士，又约茅盾和马寅初到办事处恳谈了两个小时，因为当时大家最关心的大局是内战问题，茅盾在谈话中询问毛泽东：“你高瞻远瞩，对形势的看法如何？”毛泽东回答说：“蒋介石是要打仗的。但是，他不得人心。和平的旗帜在我们手里。他要打我们也不怕。我们有准备。”记得马寅初向毛泽东提了一个建议：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共产党可以印假钞票（法币），这样既可以解决解放区的经济困难，道义上也说得过去，因为国民党欠了你们许多钱。毛泽东微笑地听着，未置可否，大概他觉得马寅初的想法太浪漫了。由于我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蒋介石达成了“双十协定”，重庆谈判结束。

　　10月11日，毛泽东、王若飞返延安，茅盾与张澜、郭沫若等到机场送行。

　　1949年7月下旬，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茅盾任主席，随即决定创办综合性文学创作月刊《人民文学》，茅盾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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