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文华名臣大兴养士之风，生成中国历史上独有的“门客”高峰。门客者，私门之士也。春秋之世，士人始成，都是从天下各阶层游离过滤出来的能才精英，尤以平民士人为主流，此所谓布衣之士也。布衣之士多出寒门，以其能才寻觅出路，难免鱼龙混杂甚或多有各国逃犯与鸡鸣狗盗之徒，其第一要务自然便是生计衣食。于是，投靠豪门或求伸展或避追捕，便成了布衣之士的重要出路之一。而贵胄权臣为培植私家势力，也很是需要此等身有能才而又忠实效命于私门的士人。于是，以召贤为名的养士之风便不期然兴起，门客现象随即风靡天下，在战国之世达成高峰。除了秦国权臣，山东六国的权臣贵胄几乎是人人皆有门客。多少权贵门客盈缩，多少门客朝夕成名，此间故事实在不胜记数也！而门客数以千计者，则当数战国四大公子——信陵君魏无忌、孟尝君田文、平原君赵胜、春申君黄歇。此四人先后在本国成为一时权臣，又同时襄助苏秦发动第一次合纵抗秦，之后更成为合纵主导人物，名满天下权倾一国，所养门客缩则三两千，盈则五七千，几成一旅之众，私家势力之盛令人咋舌！
　　有此四端，山东之朝野风习自然大异于秦国。
　　其时，山东风习之最鲜明处是商风浓郁崇尚浮华，而秦国民风却是重农重战简约质木。诸多为当时名士所指责的糜烂世风，都源于山东六国弥漫朝野深植国人的商业营生。从根源上说，自春秋商旅大起，历经四百余年，中原各国的商人商业之盛已成空前高峰。各大都邑商市繁盛，官市民市皆成气候。临淄之齐市、大梁之魏市领风气之先，交易之盛几无任何禁忌。陈城之楚市、新郑之韩市、邯郸之赵市、蓟城之燕市，虽先后曾有盈缩，然也不乏浮华繁盛之风。若再加上曾经闪烁流风的宋市、卫市、鲁市、吴市、越市、草原胡市等，说商风弥漫天下亦不为过。是时也，人无论穷富，官无论大小，尽皆千方百计钻营商道以富家。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诚如是也！历史地说，战国商风之盛，其后两千余年直到中国进入近代之前，始终无法望其项背。
　　此等浓烈商风之下，珠宝、娱乐、博彩、赛马、娼优、珍奇器物、珍禽异兽、奴隶交易、贵胄酒店诸般奢靡行业大起，浮华衣食崇尚器物积为风习，高台广池豪阔营造流行官场，侈糜之风弥漫朝野，一时大开亘古之先河。其间根本处，在于寻常庶民大肆卷入商道，居住在都邑城堡的“国人”尤其孜孜于商事，不惜出奇致富。《史记？？货殖列传》非但历数了春秋战国的赫赫大商，且罗列了寻常庶民以商致富的“奇胜”之道：“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所谓奇胜之法，便是富人不屑为之的卑贱商路。《货殖列传》列举了当时专执贱业而致富的“奇胜”之业之人：掘墓本奸事，田叔借以起家；博戏为恶业，桓发操其致富；串街叫卖（行贾）乃贱行，雍乐成却做到了富饶之家；贩卖脂膏是屈辱营生，雍伯却累积了千金；卖浆为小业，张氏却富至千万；替人磨刀（洒削）本是薄技，郅氏却至鼎食之家；马医药方浅陋，寻常医家不屑为之，张里却大富起来……末了司马迁感慨万端：“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也就是说，致富无恒常之业，财货无恒常之主，能者聚集财富，平庸者崩溃产业；千金之家的富贵堪比都邑高官，万金之主的享乐可比诸侯国王，简直就是没有正式封号（素封）的王者贵胄！难道不是么？
　　人皆求商，邦国风习自然无敦厚可言。
　　后世史书对各地风俗虽都有详略不同之记载，然对战国风习的分国概括描述，仍当以《史记》与《汉书》最为贴近翔实。诸位看官且来看看前述文献对各国民风民俗的描述：纵横家苏秦描述齐国云：“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史记？？货殖列传》的描述则是：“齐带山海，膏壤千里，人民多文彩，好贾趋利……齐人宽缓阔达，贪粗好勇。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聚）五民……游子乐其俗不复归，故有五方之民也！”《汉书？？地理志》则描述云：“齐俗多靡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
　　楚国风俗之描述云：“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其俗剽轻，易发怒，寡于积聚（很少有人积累财货）。南楚多竹木金铁，民好辞，巧说少信，与江南大同俗……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
　　赵国风俗之描述云：“地薄人众，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砧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代地人民不事农商，矜懻忮（强直刚愎），好气，任侠为奸。邯郸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娶送死奢靡。”
　　燕国风习之描述云：“地广民稀，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宾客相过，以妇带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
　　韩国风习之描述云：“其俗夸奢，尚气力，好商贾渔猎，好争讼分异……俗杂好事，业多贾，任侠。”
　　魏国风习之描述云：“有盐铁之饶，民喜为商贾，不好仕宦……俗刚强，多豪桀侵夺，薄恩礼，好生分（父母在而昆弟不同财产）。”当时有名士吴札赞颂魏风曰：“美哉沨沨乎！”沨沨者，华贵中庸貌也。可见魏国文明之盛。
　　洛阳周人之风习描述云：“周人之失，巧伪取利，贵才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不好仕宦……东贾齐、鲁，南贾梁、楚。”
　　秦国风俗之描述则云：“其民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不敢为奸邪）……民务本业，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才力为官，名将多出焉！民俗质木，不耻寇盗……汉兴，立都长安，五方杂处，风俗不纯，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嫁娶尤崇侈糜，送死过度。”显然，战国秦风与后世秦风是有很大差异的。
　　如此活生生风俗画，赫然可见天下民风之一斑！
　　谚云：“政久成俗。”民风酿政道，政道生民风，自古皆然。秦国民风以商鞅变法为分水岭而为之大变，此乃政道生民风之典型也。山东民风之所以截然不同，直接原由亦在政道。这个政道，便是源远流长的崇商之道。秦国重农而山东崇商，植业根基之不同，终致民风大相径庭。就实而论，非秦人天生恶商，亦非六国之民天生崇商。其所以有如此差别，根本原因在两种治国之道的激励督导不同，更深远处则在两种治国理念之差别。
　　商鞅治国理念已经说过，再来看看山东治国理念。
　　仅说商风最浓的齐国。春秋之世，齐立国的第一任国君姜尚，便开了与周道不同的治国之道：“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通工商之业，因其俗，简其礼，而人民多归齐。”《前汉书》则云：“初太公（姜尚）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经术、矜功名（不出来做实事）；其失（缺点是）夸奢朋党，言与行谬，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遇到急难便四散），缓之则放纵（寻常时日则放纵享受）。”两则记载，前者说齐国开首便以激励（劝）通商、简化礼制吸引人民，后者说齐国开首便放纵士风。两者相互浸润，国风始得放纵。
　　后来，管仲开新政变革之先河，对民众经商之风更有明确立论，他说：“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尚简约，所以使民贫也；美垄墓（兴建豪华的田宅坟墓），所以文明也；巨棺椁，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犹不尽，故有此，浮也。富者靡之，贫者为之……作此相食，然后民相利。”
　　姜尚之道，管子之论，实际上一直是山东六国的立民之道与治国理念，战国之世依然被奉为圭臬。有此理念，商风大起民风奢华，遂成传统衍生的必然。到了战国之世，纵然是震撼最大的魏国李悝变法，也依然将壮大商旅利用商道作为基本国策。李悝保障不伤农事的法令不是限制商人，而是以商市手段调节谷价。稍后的魏国丞相白圭，更是以天下大商之身入仕，动辄便以经商之道论述治国，以治国之道论述经商，直将商道政道融为一体。与商鞅以重农而保障激励农战的秦法相比，这显然是另一种更具深远意义的治国理念。假如六国能法商并重，对变法能如崇商那般持之以恒，历史也许会是另一番面目。
　　尽管六国民风多受指责，然却依然是文明风华之渊薮。
　　吕不韦要做得，便是在秦国大开文明之风，使秦国文明与山东六国比肩而立，也使自己心中的化秦方略得以成就。而这第一步之力所能及者，便是兴办私学、广召门客，依靠大量进入自己门下的治学士人酿成文明大势，进而著书立说，渐渐诱导朝野之风。吕不韦很清楚，在秦国要使官府做此事，必然难免一场庙堂论争，操持不好便会引起举国震荡！目下惟一的可行之策，便是借自己权倾朝野的势力，以私家之道行事，纵有朝野非议，最多也是私下指责自己歆慕虚名而已，决然不会使国人生乱；只要秦国不乱，自己便可从容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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