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战，秦以举国兵力六十万南进，楚军以六十余万应战，对峙年余兵败，堪称虽败犹荣。败而荣者，一则，楚国在奄奄一患之时尚能聚结与秦国对等的兵力，形成战国之世唯一能与长平大战相媲美的平原战场大相持，其壮勇气势可谓战国绝唱；二则，国君力主抗秦而城破不降，统帅殚精竭虑而兵败自杀，从来分治自重的楚国世族没有出现一个大奸卖国者，凡此等等，皆有最后的尊严。
　　假如排除了种种偶然，楚国能否避免灭亡的命运？
　　这是一个历史哲学式的问题，也是一个破解历史奥秘的门户问题。虽然有违“历史不能假定”的规律而颇显臆想色彩，但却能引导我们穿过琐碎偶然漫天飘飞的迷雾，走进历史的深处，审视历史框架的筋骨与支柱。假如楚王负刍更为明锐，假如项燕的“退兵淮南，水陆并举而长期抗秦”的方略能够实施，假如项燕拥立昌平君成功，假如楚国的封邑军战力如同主力大军，假如战场没有大雾，假如楚军粮草充足兵器精良，假如楚军不退兵移营而继续原地相持，假如项燕选择了一条更好的退兵路线而不奔蕲县，甚或，假如秦军统帅不是王翦……楚军能战胜么？楚国能保住么？
　　不能。
　　为什么？
　　首先，已经发生过的客观的历史状态，是我们无法以任何逻辑分析所能取代的。这一状态就是，楚国在最后岁月的种种努力，都已经在亡国危境的胁迫下达到了最大限度——种种掣肘减至最小，聚合之力增至最大；而没有努力的部分，则是楚国已经无法做到的部分。正是这种“已经无法做到”的部分，做出了“不能”两个字的回答。
　　那么，这种已经无法做到的部分究竟是什么？
　　就国家生命状态而言，这种已经无法做到的部分，无疑是国家聚合力不够。以今日话语说，战时的国家动员能力，楚国尚处于较低水平。尽管以楚国自身的历史比较，此时的国家聚合力已经增至到最大。然则，以战国之世所应该达到的最佳国家生命状态而言，也就是横向比较，楚国的聚合力尚远远不足。具体说，与敌手相比，楚国的聚合之力远低于秦国：庙堂决策之效率、战败恢复之速度、征发动员之规模、粮草辎重之通畅、国家府库之厚薄、兵器装备之精良、器用制作之高下、商旅周流之闭合、民气战心之高下……凡此等等，无一不低于秦国。也就是说，楚国的国家聚合能力远远低于战国之世的发达状态。所有这一切，面临存亡之战的楚国已经无法改变了，更无法做到秦国那样的最佳状态了。所以，结局是清楚的：秦国可以在主力大军一次大败之后，几乎不用喘息地立即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战争，而楚国一旦战败，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楚国起源于江汉山川，数百年间蓬勃发展为横跨江淮以至在战国末世据有整个南中国的最大战国。而且，这个南中国不是长江之南，甚至也不是淮水之南，而是大体接近黄河之南。如此煌煌广袤之气势，虽秦国相形见绌。然则，就是如此一个拥有广袤土地的最大王国，其国力军力却始终没有达到过能够稳定一个历史时期的强大状态。战国之世，初期以魏国为超强，中期除秦国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之外，齐国、赵国、燕国都曾经稳定强大过一个历史时期，甚至韩国，也曾经在韩昭侯申不害变法时期迅速崛起，以“劲韩”气势威胁中原。
　　也就是说，在整个战国时期，唯独楚国乏力不振。战国楚最好的状态，便是虚领了几次合纵抗秦的“纵约长国”。战国楚最差的状态，则是连国君（楚怀王）都被秦国囚禁起来折腾死了。除了最后岁月的回光返照，楚国在战国时期从来没有过一次撼动天下格局的大战，譬如弱燕勃起那样的下齐七十余城的破国之战。
　　所以如此，根源便在楚国始终无法聚合国力，从而形成改变天下格局的冲击性力量。楚国的力量，只在两种情势下或大或小地有所爆发：一种是对包括吴越在内的南中国诸侯之战，一种是向淮北扩张的蚕食摩擦之战。这就是之所以楚国已经逼近到洛阳、新郑以南，而中原战国却始终没有一国认真与楚国开战的根本所在。也就是说，在北方大战国眼中，楚为大国，完全不许其北上扩张几乎不可能；而要楚国聚力吞灭哪个大国，则楚国也万难有此爆发，故此无须全力以赴对楚大战。当然，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秦国威胁中原太甚，山东战国宁可忍受楚国的有限蚕食。若非如此，则很难说楚国能否在战国后期扩张到淮北。
　　一个广袤大国长期乏力，必然有着久远的历史根源。
　　我们得大体回顾一番对楚国具有原生意义的历史发端事件。
　　楚国的历史，贯穿着一条艰难曲折的文明融合道路。
　　楚，在古文献中又称为“荆”、“荆楚”。考其原意，楚、荆皆为丛木之名。《说文》云：“楚，丛木，一名荆也，从林疋声。”又云：“荆，楚木也，从屾刑声。”李玉洁先生之《楚国史》以为：“疋，人足也。如此论，则楚乃林中之人……古时刑杖多以荆木为之，故荆字从刑。荆、楚，同物异名，后又合而为一。”《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大夫子革云：“昔我先王熊绎，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以及其余史料都说明，楚人确实是在荒僻的荆山丛林草莽中拓荒生存，历经艰难而发展起来的一个部族。
　　依据种种史料评判，至少从殷商末期开始，楚部族与中原王朝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融合，楚部族已经成为受封于楚地的殷商小方国。据西汉刘向《别录》载：商末之时，楚人族领鬻熊曾与商纣臣子辛甲一起叛商，逃奔周地，且臣服了周文王。《史记·楚世家》则记载：“鬻熊子事文王。”也就是说，鬻熊当时接受的封号是低等子爵，尚很难说是诸侯之一。直到周成王时，楚部族首领熊绎才正式被周王室册封。就其实际而言，则是周王室承认了事实上已经自立发展起来的楚人部族。其册封确认的三件大事是：国之封地，楚；城邑（都），丹阳；姓，芈氏。自此，楚人具备了西周诸侯封国的三大要件，相对正式化地成为了西周诸侯。但是，由于楚部族封国的爵号仍然是很低的子爵，故很难与中等以上诸侯相提并论。《史记·楚世家》云：“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俱事成王。”
　　显然，与鲁国君主的公爵相比，楚国君主的子爵是太小了。
　　楚部族真正的飞跃，是周幽王镐京事变后的熊通称王。
　　当时，西周失国，平王东迁洛阳而东周伊始。这时，楚部族内部发生了一次兵变，族领蚡冒的弟弟熊通杀死了蚧冒的儿子，夺位自立为楚族君主。熊通极是强悍，全力整合楚地各部族，土地民众有了很大扩展。在熊通即位的第三十五年，楚部族已经成为江汉山川的最大诸侯。于是，趁周王室东迁初定诸事尚在忙乱之机，熊通率军北上，攻伐姬姓王族诸侯的随国。随国派出特使，指斥楚国征伐无罪之国。熊通全然不理睬，一战便俘获了随国的少师（太师副手，此时当为随军主将）。随国震恐，与楚议和。熊通只提出了一个条件：随国必须上书周王，敦请周王提高楚族君主地位。熊通的口吻极具挑衅性：“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敞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也就是说，当今诸侯已经乱了，我楚有绰绰有余的甲士，我也想试试中原国政的滋味，王室必须提高我的封号！随国为免亡国，便代为上书周王，请尊（提高）楚之封号。其时，正是东周第二代王周桓王在位，周室尚有些许实力与尊严，闻此非礼僭越之请，立即断然回绝了熊通的胁迫，不提高楚君封号。随国将消息回报给熊通，熊通倍感屈辱，快快班师。谋划两年后，愤怒的熊通一言震惊天下：“王不加位，我自尊耳！”
　　于是，熊通一举自立称王，史称楚武王。
　　熊通称王，开始了春秋楚国迈向大国的历史。
　　须得留意的是，楚国撇开东周王室于不顾而自行称王，在春秋初期是震惊天下的大事。历史地看，这一事件对楚国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一，楚国自行称王，意味着对当时中国礼法的极大破坏，由是开始了中原诸侯长期歧视楚国的历史。其二，周王室断然拒绝提高楚君封号，意味着对楚族自觉融入中原文明的拒绝，意味着无视楚族安定江汉的巨大功勋，激起了楚人部族的强烈逆反之心，由是大大淡化了楚国对中原文明的遵奉，大大减弱了自觉靠拢中原文明的仿效性，从而开始了自行其是的发展。这是一种国家发展心理，虽没有清晰自觉的目标论述，其国家行为却实实在在地表现了出来。
　　周桓王拒绝提高楚君封号后，《史记》记载的熊通的说法颇具意味：“吾先鬻熊，文王之师（将）也，蚤（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熊通说的是这样三层意思。其一，历代楚人对周室有功。从周文王起，楚君便是周之将军，楚人是周之士兵，成王虽以子、男低爵封我楚地，然我族还是平定了江汉诸部，为天下立了大功。其二，楚人以效命天子的中原文明诸侯国自居，视其余部族为蛮夷。其三，周王如此做法，伤楚人太甚！实际上，熊通已经将日后形成为楚国国家心态的根本因素，酣畅淋漓地宣示了出来。
　　楚人的这种心态，中原诸侯很早就有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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