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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请包拯秘密侦破此案。包拯很快破了此案,但是李娘娘却不愿回京,她大骂皇帝忤逆不孝,让自己的亲娘在寒窑中苦熬数年。骂完了后下旨让包拯打宋仁宗。包拯妥善处理,将打仁宗皇帝改为打皇帝穿的龙袍。此事办得甚是得体,从此李娘娘、宋仁宗母子团聚尽享天伦之乐,包拯也成了皇帝的左右手、群众信赖的青天大老爷。
包拯怒铡陈世美是另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宋仁宗有个驸马叫陈世美,深受皇帝钟爱。后来,包拯接到民女秦香莲的诉状,说陈世美本来是她的丈夫,当了官后非但抛弃自己和孩子,还设计要杀子灭妻。包拯确定案情属实后拘禁了陈世美,并决定按律斩首。公主、皇帝轮番来为陈世美说情,但是包拯执法如山,最后竟把陈世美铡了。
第十六章 真实的包拯
民间将包拯描绘为一个半人半神的人物,真实的包拯是否真的有这么牛呢?其实,《宋史·包拯传》记载得非常详细,说包拯是个清官,是个破案能手,但是千古流传的包公斩包勉、侦破狸猫换太子、打龙袍、铡陈世美和庞昱、破孙押司凶杀案等,却不是事实。真实的包拯是怎样的呢?下面由我来给大家简要说说。
其一,包公父母健在,没有嫂娘
在传说中,包拯父母早亡,是那位贤惠的嫂子将其拉扯大。所以包拯对嫂子始终十分感恩,尊称为“嫂娘”。然而,如此动人的故事,不过是一个民间传说。根据史书记载,包拯不但父母双全,而且没有哥哥,更遑论嫂娘。此外,包拯的父亲包令仪曾做过知县,因此,他的家境非但不贫寒,还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二十九岁一举考中第一甲进士,授官知县。这种成绩在当时是很突出的,不但可以借此登上政治舞台,还预示在仕途上有着光明的前景。
包拯的孝顺是真实的。起初他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永修)任职,但他因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因而请求到安徽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以便于侍奉双亲。就这样,父母亲还是认为离得远了,于是包拯干脆辞职回家,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三年,仍不想离开故土。这种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称道。后来在家乡父老的劝告下,已经三十九岁的包拯才正式登上仕途,到天长县(今安徽天长)任知县。
那么,嫂娘的故事出自哪里呢?也确实发生在包拯的家中。包拯有子二人:长子名繶,英年早逝,其妻崔氏誓不改嫁。次子名绶,是包拯家中陪嫁的丫头所生。包拯去世时,包绶才五岁,由长嫂崔氏照管。包拯一生居官清廉,没有给家里留下多少遗产,崔氏于是清贫度日,一直把包绶抚养成人,包绶对崔氏则像母亲一样对待。崔氏后来受到朝廷的表彰,被封为永嘉郡君,制书由大文豪苏轼起草。同时朝廷还批准在她的家乡建了一个节妇台,并为她作传。
其二,传奇大案,均是虚构
民间传说中,斩包勉、铡庞昱、铡陈世美、打龙袍,是包公故事中最精彩的桥段,可是,这些事迹在真正的历史中并不存在。其中“铡美案”是包公系列故事中最冤的一件。据考证,这个故事中的陈世美是清朝的顺治年间的清官陈世美,他之所以被冠以忘恩负义的名头,并且被“判”以极刑,完全是官场斗争的结果。陈世美的家乡人丹江口(原均州)曾一度为其鸣冤,至今均县还有“北门街不唱陈世美,秦家楼不唱秦香莲”的俗话。
铡庞昱倒是有点事实根据,却是张冠李戴,忠奸颠倒。真实的情况是:包拯任监察御史时,转运使王逵向皇帝密报,说陈州地方官任中师苛剥农民。包拯经过调查,发现事实刚好相反,苛剥农民的是王逵,任中师则是个廉洁的清官。最后包公请求将王逵撤职,将多收的钱粮还给老百姓。整个事件并无庞昱此人。传说中的庞昱之父庞吉,是从庞籍演化而来,但他并未当过太师,而且是刚直果敢的大臣。宋仁宗即位时因年幼由刘太后垂帘听政,仁宗长大后,身为殿中侍御史的庞籍即上书,请求取消垂帘仪制。庞籍后来做过宰相,他仅有的一子庞元英,也没有被包拯铡死。
至于侦破狸猫换太子以及打龙袍均无据可考,而“斩包勉”一说,因为在包拯宗谱中没有侄儿包勉这号人物,也纯属虚构。
其三,包公也有糊涂时
断案如神是民间对包公的最重要评价之一,甚至在传说中还出现了“白天审人夜间审鬼”的离奇故事,前文所提到的“孙押司凶杀案”即属此类传说。但是因其只出于公案小说,且无正史记载,不足为信。
翻查正史和其他史料,发现包公断案如神的故事鲜有记载,倒是可以看到一则错判的案例。北宋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中记载:包拯在做开封府尹的时候,有个富户犯了法,按律应处脊杖十七下。那个富户贿赂了开封府的一个书吏,书吏得了钱后说:“我豁出去陪你一起受一顿臀杖吧。”当时的脊杖要打击人的脊背,很容易将人打残,臀杖就是打屁股,比打后背要轻得多。到了包拯审案时,那富户按书吏的指使大哭小叫,正在作记录的书吏装作不耐烦,大声插嘴道:“不就是脊杖十七下嘛,干吗哭哭啼啼纠缠不清?”包拯一听就火了:一个书吏竟敢这样狐假虎威!于是下令把书吏拖下去臀杖十七下,对那罪犯却从轻发落了。包拯这样做,目的是想压一压小吏的气焰,殊不知正好中了书吏的圈套。
万世景仰只为清明
包公虽然在断案以及传奇性事件上得不到史书的支持,但他确实是个清官,是个刚直不阿的谏官。因此,他虽然文采不如同时代的欧阳修,政绩不如同为官的王安石,但却被老百姓铭记于心。人民需要“清官”,而世上又少有清官,这样,“包青天”应运而生,戏越编越多,人越传越神。有几件事情可以证明他的高贵人品。
一是端砚事件。
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去端州(今广东肇庆)做知府。端州出产名砚端砚,当地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包拯到任后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数量向朝廷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想过要一方端砚。“端砚事件”很让朝廷赏识,三年后包拯就被调入开封。
二是不屈不挠的“牛皮糖”精神。
北宋是一个士大夫意识高度觉醒的年代,不少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敢于在朝堂上和皇帝正面交锋,包拯就是一个让皇帝宋仁宗相当头疼的“牛皮糖”。
宋仁宗宠爱张贵妃,她的伯父张尧佐的官职因此一路飙升,不但位居财政部长,还身兼四大要职,在北宋的外戚任命史上创下了绝无仅有的纪录。一干大臣为此吵闹不休,要求皇帝撤了张尧佐的职,身为监察御史的包拯是主干人物。争论达到高潮时,包拯站在宋仁宗跟前,慷慨陈词,唾沫星子横飞,溅了皇帝一头一脸,加之众大臣在旁边帮腔,宋仁宗气得说不出话来,拂袖而去。回到后宫后,一边举袖擦脸,一边对张贵妃发脾气:“你只知道宣徽使、宣徽使,就不知道包拯还在当御史!”
对张尧佐的弹劾在宋仁宗的偏袒下进行得并不顺利,因此,包拯等人和皇帝之间的“战争”就一直持续着,老张的官职就在拉锯战中上下浮动——弹劾风头最盛时他地位稍低,风头过后又迅速攀升。直到老张死后,整场战役才算正式结束。此后,二弹郭承佑、七弹“苛政暴敛”的转运使王逵……“牛皮糖”包拯树立起了绝不放过一个贪官污吏的光辉形象。
三是刚正不阿的政治态度。
包拯有一条直白又充满写实主义的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贼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也。仰工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意思是说,后世子孙若有做非法之事的,当逐出家门,死后不得葬入祖坟。
在他为官过程中,他也一直身体力行自己的道德原则。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掀起了“庆历新政”(1043—1045年,历时一年半)。朝中对范仲淹的改革有支持也有反对,不可避免地分为两派。当新政正值高潮时,包拯刚从地方调进中央,担任监察御史一职。
把包拯从端州拉到这个位子上的是保守派的王拱臣。王拱臣的举荐,很可能是为了给保守阵营壮大声势,并没有指望他能起多大的作用。然而,这场改革以吏治为第一目标,恰恰与包拯的政治观点不谋而合。他盯上了“按察使”——这是新政的重要举措之一,范仲淹向各地派出按察使,专门监督地方官吏。按察使的一句话,就能决定地方官是上中央、还是下监狱。包拯就此上了一道奏章——《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一针见血来势汹汹。顿时,关于“按察使”是否加重了吏治腐败的争论达到白热化。宋仁宗开始意识到,改革派官员也不是一潭清水,同样有人浑水摸鱼。
新人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扳倒改革派的作用,保守派大臣喜出望外,以为包拯是自己这一伙的。但接下来的事情让他们大跌眼镜。
1045年新春,范仲淹罢相离京,新政失败,保守派弹冠相庆。谁料就在这个当口,包拯又写了一篇《请依旧考试奏荫子弟》,洋洋洒洒,大谈应该维持范仲淹提倡的用考试选拔士大夫子弟的政策。保守派们对此瞠目结舌:此人犯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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