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时期日益流行的一种看法是，日本需要征服新的领土以防止大饥荒。日本的人口从明治维新时期的约3000万猛增到1930年的6，500万，这使维持生存越来越成为问题。日本农民努力使每英亩的粮食产量达到极限，到20年代农业生产已止步不前。继续增长的人口迫使日本每年要依靠大量的粮食进口，在1910年到20年代末的时间里，大米的进口翻了两番。他们曾靠出口纺织品来支付这笔费用，但当时纺织品的出口却不断受到外国需求量的减少、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歧视性关税的影晌。

　　20年代，日本军队中年轻的激进分子就不断地论证军事扩张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陆军中校桥本欣五郎在他那本《致青年人》的书中写道：

　　要想从人口过剩的压力下解脱出来，摆在日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移民，打人国际市场，和领土扩张。第一扇门，即移民，已由于其它国家的反日移民政策而对我们关闭，第二扇门……由于关税壁垒和废除通商条约而正在关闭。当三扇门中的两扇门拒绝让日本通行时，日本应该怎么办？

　　其他日本作家指着别国的广袤领土，抱怨着世道不公，特别是因为其他国家没有充分使用它们的土地，没有达到日本那样高的粮食亩产量。他们不仅嫉妒中国的巨大领土资源，对西方国家也垂涎三尺。军方的喉舌佐渡荒木问道：为什么日本要以142，270平方英里的大部分是贫瘠的土地喂饱6，000万张嘴，而像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他们每国都拥有300多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却只养活650万人口？日本为什么要满足于此？这些差别是不公平的。对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来说，美国占有某些最重要的优势：佐藤荒木指出，美国不仅拥有300万平方英里的国内领土，还享有70万平方英里的殖民地。

　　如果说西进太平洋是19世纪美国的“天定扩张使命”的话，那么中国就成了20世纪日本的“天定扩张使命”之地。日本这个极度自尊自大的民族认为，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中国简直唾手可得，几乎理所当然地要为日本所用。日本的贪婪野心还远不止于亚洲。1925年，也就是日本与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签订的，承认日本为世界第三大海军强国的独特作用的主力舰限制条约签订3年以后，日本陆军总参谋部的一个成员大川周明写了一本书，该书不仅坚持认为日本的天定使命是“解放”亚洲，而且强调日美之间的世界战争不可避免。在该书的最后一章里，当他简直就像是在上天的启示下预言这两个国家之间将会爆发一场圣战时，恐怕连他自己也不能料到他会预测的那样准：“在一个新世界到来之前，西方与东方的强国之间必将要决一死战。这种看法已在美国对日本的挑战中得到体现。亚洲最强大的国家是日本，而代表欧洲的最强大的国家是美国……这两个国家命中注定要打仗。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一仗何时打。”

　　30年代，日本政府自身陷入了政治纷争之中。一些人主张利用日本的新技术建设一个更好的国家，另一些人却希望利用日本的军事优势对其邻国实行对外扩张计划，他们之间竟相争夺扩大影响。扩张主义者的理论获得了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狂热支持，他们要求建立限制个人财富、资产国有化并主宰亚洲的军事独裁政权。这些观念燃起了下级军官的野心，他们出身农村，少年气盛，天生不信任东京的政客们，并迫不急待地想要得到权力。尽管他们之间也存在不和，但他们却认定有同一使命：他们相信日本的天定命运是对欧洲人报仇雪耻并称霸亚洲，为此他们要彻底改造现社会，并清除一切官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障碍。

　　这些介入者一步一步地使政府中的温和派作出了一系列妥协。但他们仍嫌变化的步子太慢，于是开始密谋推翻政府。1931年，他们策划了一场政变，但最终没有进行。1932年，一群海军军官在东京发动了一场恐怖袭击，杀死了首相犬养毅，但他们未能实施戒严法。

　　1936年2月26日，一群青年军官发动了一场大胆的武装政变并要了几个政治家的命。尽管这次政变使东京的商业区陷入了3天多的瘫痪状态，但最终被镇压了下去。其首领或被投入监狱，或被处以死刑。于是权力从极端分子手中转移到政府中行事更为谨慎的人们手中，但是重要的是指出这个事实，即这些人在当时也同样具有许多青年军官的狂热思想：称霸亚洲是日本的权利。

　　日本的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很快就意识到，他们要想控制中国就必须迅速行动。因为有迹象表明。1895年被迫屈从于日本要求的中国正在探索强国之路，这使日本的扩张主义者认为必须赶快履行他们的“使命”。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确在使自己从一个分裂的帝国变成一个努力奋斗的民族共和国。1911年，革命军打败了清军，结束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清朝统治。20年代蒋介石领导的民族主义者成功地打败了北方军阀，统一了中国。他们还宣布，废除外国列强强加在清政府头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是其奋斗的目标。由于蒋的运动声势浩大，这就威胁到日本在中国东北和蒙古（即所谓“满蒙”地区）的利益。必须采取行动，而且要快，否则中国将强大到不可能被征服。

　　日本军方在政府的赞同下，开始更具侵略性地干涉中国的事务。1928年由于中国东北军阀张作霖拒绝与日本人全面合作，他们就策划了暗杀他的行动。这次谋杀使中国人民极为愤怒，他们组织了更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

　　30年代，日本对中国不宣而战。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日本管理的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妄图挑起事端，当这场爆炸没有达到使一列特快列车出轨的目的后，关东军却打死中国守军，并向世界舆论反诬中国有意搞破坏。这个事件给了日本人占领中国东北的藉口，他们把中国东北改名为“满洲国”，并扶植中国最后的皇帝、满清王朝的继承人溥仪组成傀儡政府。占领中国东北所激起的中国的反日情绪在中华民国积极分子的支持下更加高涨。在双方的情绪都十分激昂的情况下，1932年爆发了流血事件，当时上海民众袭击了5个日本僧人，其中1人死去。日本立即对整座城市进行报复，他们轰炸上海并使好几万平民百姓死于非命。当上海的大屠杀激起了世界舆论的谴责时，日本的回答却是自绝于国际社会，并于1933年退出了国际联盟。

　　为了准备与中国必将发生的战争．日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训练它的战斗人员。青年人很小就开始接受正规的军事培训，30年代军国主义的影响更是渗透到日本男孩生活的各个方面。玩具店简直变成了战争圣殿，出售玩具士兵、坦克、头盔、制服、步枪、高射炮、军号，以及榴弹炮等全套武器。在关于那个时代的回忆录中，描写到男孩子们在街上进行模拟战斗，用竹竿当做假想的步枪。一些男孩甚至在背上捆上木棒，想象着自己成为执行自杀使命的“人肉炮弹”英雄。

　　日本的学校就像是座小型的兵营。有些老师实际上就是军官，他们对学生讲述日本的天定命运是征服亚洲，以及作为第一等民族应获得傲居世界民族之自的地位，而帮助国家完成这个使命则是每个学生的责任。他们教小男孩如何操作木制模型枪，教大男孩如何使用真枪。教科书成了战争宣传的工具；有一本地理书甚至用日本的地形位置作为扩张的正当理由：“我们正处在亚洲的先锋地位，井勇敢地向前插进太平洋。同时我们也随时准备保卫亚洲大陆免遭外来的侵犯。教师还向孩子们的头脑中灌输对中国人民的憎恨和蔑视，为他们将来人侵中国大陆作好心理上的准备。有位历史学家讲述了一个生活在30年代的神经脆弱的日本中学生的故事，当老师让他解剖青蛙时，他吓哭了。他的老师用手指节猛击他的头，并大声咆哮：“一只臭青蛙有什么好哭的？你长大后还要杀死一百、二百个中国佬呢？”

　　然而除了这种心理的训练之外，这个故事是更为复杂的。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拉纳·米特评论道：“日本社会对中国存在着十分矛盾的心理。这不完全是种族歧视，就像日本付朝鲜人那样：一方面他们承认中国是他们大量吸收的文化源泉，另一方面，他们又为20世纪中国的混乱状态所激怒。“满洲事变”的制造者石原莞尔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狂热支持者。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的年代里，包括孙中山和袁世凯在内的许多中国人从日本得到帮助和训练。日本人还为中国人提供庚子赔款奖学金，日本同仁会还在中国建立医院，而且像桥本时夫这样的学者真心诚意地欣赏中国文化。日本外务省和陆军的中国通们通常受过很好的训练，井对中国相当了解。然而这些知识和气质几乎都不可能传授给普通士兵。

　　日本学校中的军国主义历史根源可以迫溯到“明治维新”时期。19世纪末，日本的文部相宜布，学校的开办不是为了有利于学生，而是为了有利于国家。小学教师要接受新兵军事训练，实习教师则要住在兵营中去接受严厉的训练和道德教育。1890年制定了帝国《教育敕语》，它规定的道德伦理法规不仅约束学生和教师，也约束每个日本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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