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委员会的一名纳粹成员，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说，他在街上看到了太多的尸体以至于很快便被恶梦所困扰。但是即使在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环境下，安全区最终还是拯救了许多生命下面便是一些令人震惊的事例：

　　——抢劫和纵火造成食品极端匮乏，以至一些中国难民只能吃金陵学院校园里野生的紫菀及小黄花，或以找到的蘑菇为生。甚至连安全区的领导人也因食品缺乏而挨饿。他们不仅通过施粥所向难民免费供应大米，而且直接将米分发到难民住地，因为安全区的许多中国难民太惊恐了以至于不敢离开住地。

　　——大多数安全区的领导都是知书达礼、温文尔雅的，他们对于如何应付这样一群强奸犯、杀人犯及大街上的吵闹者毫无经验。可是他们竟还为中国警察充当保镖，并且像战士一样，鼓起身体力量以及异乎寻常的勇气投身到火线当中——奋力搏斗将中国男人从死刑场上救下，打败中国女人身上的日本兵，甚至还跳到大炮和机关枪前去阻止日本人开火。

　　——在整个过程中，许多安全区领导人几乎被枪杀，有些人还遭到挥舞着刺刀和利刃的日本兵的打击或砍杀。例如：金陵大学农业工程教授查尔斯·里格斯在试图阻止一名日本军官将被其误认为士兵的中国平民带走时，遭到了毒打。那个狂怒的日本军官“3次用刀威胁里格斯，最后朝他的心脏部位狠狠扣了两拳。”一名日本士兵则用手枪恐吓迈纳·瑟尔·贝茨教授。还有一名日本兵则是在罗伯特·威尔逊要将一个爬上一张躺着3个女孩的床的士兵踢出医院时，拔出枪对准了他。另有一名士兵向詹姆斯·麦卡勤姆和C·S·特里默开枪，但没打中。当迈纳·瑟尔·贝茨去日本宪兵司令部打听一个被日军捆绑押走的大学附属中学学生的下落时，日本人竟将他从一段楼梯上猛推了下去。就连被纳粹们当作护身符的袖章有时也不能保护他们免遭袭击。12月22日，约翰·拉贝写道，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和一位名叫哈茨的德国人试图解救一个被喝醉酒的日本兵刺伤喉咙的中国人时，他们自己也遭到了攻击。哈茨用椅子进行了自卫，但是克勒洛尔则显然是被捆住了后遭到殴打。

　　——安全区最终安置了20万到30万名难民——几乎占了留在城里的人口的一半。

　　根据后来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可看出这是一个令人发指的统计数字。有一半的原南京居民在屠杀前离开了南京。而大约一半留下的人（南京陷落时，60万到70万中国难民、当地居民和士兵中的35万人）被杀。

　　“如果说在大屠杀最猖狂时有一半南京人口逃入了安全区，那么另一半人——几乎是每一个未能进入安全区的人——大概都惨死在日本人手里了。”
 

 

 
 
 
 

 

 


 
 
 

 
第六章 世界知道些什么
 
 

　　关于南京的暴行，世界并非一无所知；在事态发展的同时，全球公众就不断地得到大屠杀的消息。南京沦陷前的几个月，大批住在这座都城的外国记者报道了日本飞行员对南京的空中轰炸。12月初日本逼近这座在劫难逃的都城时，记者几乎每天都提供有关战争进行情况、最后时刻的撤离和建立国际安全区的清晰的报道。令人惊愕的是，大屠杀开始的时候，日本报章刊载了把中国人驱拢起来枪决、成堆成堆的尸首在河边等候销毁、日本士兵之间进行杀戮竞赛的照片，甚至还有记者对日本人屠杀骇人听闻的评述。

　　显然，在国际舆论介入之前，屠杀的最初几天令日本政府极其得意。在日本，人们听到攻陷南京的消息后，举国欢庆。东京制作特别的南京面条餐，而日本全国儿童提着圆形的燃烛纸灯笼参加夜晚的游行，以象征上升着的太阳的优势。只是在帕奈号船沉没和大肆屠杀南京市民遭到国际上的谴责之后，日本政府才赶紧试图掩盖其军队的所作所为，并用宣传取代这些消息。由于几个美国记者的努力，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不久便面对一个绝大的丑闻。

                                美国记者

　　当时对西方舆论有极大影响的记者是3位美国驻外记者：《纽约时报》的弗兰克·蒂尔曼·德丁、《芝加哥每日新闻》的阿奇博尔德·斯蒂尔和美联社的C.耶茨·麦克丹尼尔。这3人都生性好冒险。德丁是一个来自休斯敦的29岁的记者。为了免费坐船从美国去中国，他曾在一艘货轮上擦洗甲板和清洗绞车。一到上海，他先为一家英文日报工作，不久便转为《纽约时报》报道中日战争。斯蒂尔是位资历较深的记者，曾报道过日本侵占满洲和亚洲战争的扩大。麦克丹尼尔也许是3人中胆子最大的一个：在屠杀之前，他曾开车穿越乡下的战线，差一点在其“寻找战争”的调查中被炮弹炸死。

　　德丁、斯蒂尔和麦克丹尼尔在屠杀开始仅仅几天之后离去，但在逗留南京的短时间内，他们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们不仅撰写饶有兴味的报道，由美国各家最负盛名的大报登载在显著的位置上，而且参加了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努力拯救生命。

　　南京的暴行迫使记者脱离其作为中立观察者的正常角色，而成为这出战争惨剧的正式参与者。有时他们去保护中国公民免遭日本侵略者之害，从而成为他们自己报道的主角。例如，C.耶茨·麦克丹尼尔承担起保护美国大使馆中的中国雇员的责任。大屠杀期间，他们多数害怕得甚至不肯出屋去取水，而麦克丹尼尔则花费大量时间打满一桶桶井水，费力地运回使馆给这些雇员喝。他努力帮他们寻找失散的亲人(领回来的常常只是他们的遗体)，还要赶走那些试图冲进使馆的日本兵。

　　记者们甚至试图去救助那些显然无法挽救的人，即使仅仅是为了去安慰这些离死亡只有咫尺之遥的人们。在大屠杀期间，德丁遇到一个躺在人行道上的中国兵，他的下巴被炸飞了，身体淌着血。德丁上前握住了士兵伸出的手。几年后德丁回忆道：“我不知道该把他送去哪里或该做些什么，“所以，我只是愚蠢地决定要做点什么。我只是放了一张5美元的纸币在他手中。当然，对他毫无用处，但无论如何，不知怎的我有一种要做点什么的冲动。他只剩下一口气了。”

　　12月15日，多数记者离开南京去上海发送他们的报道。他们在这座城市的最后一天是可怖的。在去码头的路上，在水西门下，记者确确实实不得不开车碾过几英尺的尸体，狗已经开始啃啮这些尸首。后来，在等船的时候，他们看到日本军人把1，OOO名中国男子排成行，强迫他们一小组一小组地跪下，并挨个地朝他们脑后开枪。在杀人的时刻，一些日本人又笑又抽烟，就像这整个场面给了他们莫大的欢乐。

　　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在南京多待了一天，然后乘一艘驱逐舰去上海。12月16日，在这座被毁的中国都城的最后一天，他看见了更多的死尸并经过一长串双手被缚的中国男子。其中一个从人群里挣脱出来，跪倒在地，求麦克丹尼尔救他一命。麦克尔丹写道：“我无能为力。我对南京的最后印象--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

                                新闻短片制作人

　　南京附近还有两位美国的新闻短片制作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摄下轰炸帕奈号的情景。轰炸的时候，环球公司的诺曼·艾利和福克斯公司的埃里克·迈耶尔正好在船上，摄得一组这次行动的极佳镜头。尽管他们得以完好无伤地在这次袭击中逃生，在轰炸和机枪扫射中，艾利只是一个手指擦破了皮，帽子给子弹打穿，其他新闻记者却没有这么幸运。意大利记者山德罗·圣德里在跟随艾利爬上帕奈号时，一块弹片击中他的后脑，他于几小时后死去。

　　艾利一面和帕奈号幸存的乘客藏在河边的芦苇中，一面用帆布把他和迈耶尔的片子裹好埋入泥中，他担心日本上岸杀害他们。后来片子安全挖出并运往美国。这一事件的部分新闻镜头在全美国的影院放映。

　　帕奈号沉没在美国引起了更大的骚动，超过了南京所有大规模暴行和屠杀之和。12月13日，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宣布他对轰炸感到“震惊”，并要求裕仁天皇立即赔偿。数日之后，当疲惫不堪的幸存者终于抵达文明世界时，公众的反映反而更加激烈。有些幸存者仅裹着毯子、中国棉被和破布片，又脏又冷，仍然惊魂未定或已气息奄奄。他们的遭遇和照片很快便被加上“日军整整一小时轰炸下的帕奈号受难者”和“在南京的大屠杀和掠夺性统治”之类标题出现在美国各大报上。当艾利和迈耶尔的片子在影院上映时，更加激起了美国观众的愤怒和反日情绪。

                             日本人的破坏性控制

　　外国记者离开南京的那一刻，日本人封锁了这座城市以防止其他记者进入。12月15日，乔治·菲奇亲身经历了封锁的开始。那天他开车送一些记者出城去河边地区以便他们乘一艘炮艇去上海。当菲奇试图开车从下关返回南京时，一个日本卫兵在城门外拦住了他，坚决不让他重新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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