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徐天宝的机器在展览会上挫了日本人的威风之时，在美国的缅因州军港朴茨茅斯，1905年9月5日，日俄双方在美国经过了长达25天的谈判后，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日俄两国代表于8月在美国朴茨茅斯开始议和谈判。清政府曾分别向日、俄及其他各国声明，日俄议和条款内倘有牵涉中国事件，凡未经与中国商定者，一概不能承认。清政府还一度想参加和议，因遭到日俄双方的反对而作罢。日俄在议和期间，无视清政府的存在，对其声明不予理睬。

    这场帝国主义之间狗咬狗的战争以中国的东北为战场，东北人民在长达19个月的时间里惨遭兵燹之灾，丧亡无计其数。日俄两军建筑炮台、挖掘战壕、修垫车道时，拆毁民房、毁坏民地、砍伐树木、驱使民工，无一不使东北国人遭难。仅海城杨家园子等21屯，地亩禾苗被毁1万余亩，树木被砍伐5万余棵。战后侍赈灾民即38413户。据俄军统计，俄军粮秣的85％取自中国东北，约90余万吨。清廷方面统计，东北人民死于战火的约2万人，财产损失折银6900万两。

    甚至连日本人办的《盛京时报》(1906年10月18日)也不得不承认，东北人民“陷于枪烟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飞肉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呼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中国人民遭受如此深重的灾难，可是战争结束时，战败国沙皇俄国“不割寸土，不赔一个卢布”(尼古拉二世语)，却要中国人民去接受战胜者的宰割。

    消息传回国内，许多立宪派人士关心的不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受到何种程度的损失，而是为日本的战胜叫好。在他们看来，日本象征君主立宪，俄国象征君主**。现在君主立宪的日本轻易地击败了君主**的俄国，说明君主立宪制比君主**制度更加优越。对于很多对西方政治略知皮毛的立宪派人士看来，这是驳斥保守派最有力的武器和证据。似乎中国之病，只需要这贴良药即可。于是，在日俄战争结束后，宪政的改革，就变成刻不容缓的事情。

    日本的胜利，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成为了激荡中国近代社会立宪思潮的导火索。素有北方清议之名的《大公报》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立刻刊载文称：“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国也，**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国无不败。”尽管将两国交战之结果简单归于政体之不同，难免有流于浮浅之嫌，但此文却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社会上众多支持立宪的人士的心声。立宪人士的积极奔走，再加之报纸舆论的广泛宣传，一时间，立宪似乎发展成为一股全国性的思潮。

    “穷则变，变则通”。朝中重臣袁世凯、周馥、张之洞等人在其他官员和立宪派的推动下，联名上书，请求清朝政府实行立宪政体，并提出了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宪政的请求。清政府为了挽救危局，不得不接受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立宪”的口号，挂起“预备立宪”的招牌，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由于发生了9月份的吴樾炸弹谋杀案而推迟至今。原定出国的兵部侍郎徐世昌已获任巡警部尚书，商部右丞绍英在谋杀案中受伤，均不能成行，清廷另任命尚其亨、李盛铎代替。

    所以，在周学熙带着徐天宝进京的时候，北京城里几乎人人谈立宪，各个说改良。

    “袁大人揽天下重兵，又深得西太后宠信，若他体察世界大势，效法日本明治维新时的重臣伊藤诸人，主持立宪，一定成尊主庇民之大绩~”

    “我看未必，袁大人与铁良不和，欲借势以谋权罢了~！”

    马车从街边走过，几句路人的私语敲好被徐天宝听见，他望向周学熙，周学熙说道：“不立宪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振华曾游学西洋，见识不少，说说你的看法，如何？”

    徐天宝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说道：“听说要见袁大人，我连夜书写了一份心得，希望能劳烦周大人转交。”说罢徐天宝双手奉上。周学熙郑重其事地接过信封，用眼神征询了一下徐天宝的意见，徐天宝点头，周学熙便拆开信封，打开里面的信纸，仔仔细细地看了起来。

    看完之后，周学熙出了一口气，说道：“人才啊！”说罢，周学熙小心翼翼地把信纸收回信封，又郑重其事地把信封收好。

    ◆◆◆◆◆◆◆

    北京袁宅

    二门内的花厅,摆着一张狮仙斗堂的八仙桌,几个人正围着桌子吃饭,屋子里盘了地火龙,烧的暖融融的。一屋人众星捧月的般的围绕着一个矮胖子,屋内甚热,他穿着灰色长衫便服,一条粗大的辫子绕在脖子上,两道粗眉下是一双鹰隼般锐利的眼睛,谈笑间顾盼雄飞,通身的枭雄气宇。

    “皙子,继续讲你的文章,我听着呢！”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北洋大臣袁世凯，坐在他左边的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长脸细眼举止动作潇洒风流,他是湖湘一代大儒王闿运的入室弟子杨度。在他右边坐的，便是梁士诒。

    杨度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光绪十八年（1892年）考取秀才。光绪十九年年（1893年），顺天府乡试举人；二十年、二十一年，甲午科、乙未科会试均落第。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自费留学日本，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一等一名是未来的北洋政府的财长、杨的共事和政敌：梁士诒。由于梁士诒这个名字被说成是“梁头康尾”，而“康梁”因为戊戌变法，正为慈禧太后所恨，所以，梁士诒被除名。杨度受到牵连，又是“湖南师范生”，且在日期间有攻击朝廷，策论中有不满朝廷的言论，疑为唐才常同党和革命党，也被除名，并受到通缉。

    1904年，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国宪政；与汪精卫同学。三十一年（1905年），杨度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后又被推举为留美、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他带头请愿，要求废除1900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主张收回路权自办以维护国家主权，发表《粤汉铁路议》。他以总代表的身份回国，根据他老师的对策，提出官绅筹款自办。拜见张之洞，得到张的支持。不久粤汉铁路收回自办，他圆满完成任务，声望大增。

    “大人方才问道,这中国如何能够富强……愚以为富国必先强兵,否则就像一个稚童怀揣金宝于闹市行走。而强兵又在教育,如日德例。德人曾说，他们与法人之间的战争胜负，早在学堂里就决出了。”杨度端起水晶高脚杯,喝了口葡萄酒。

    袁世凯微笑道：“皙子所言,我又何尝不知道？你可知道，我主张废黜科举，可把天下读书人都得罪咯！”话虽这么说，但是袁世凯的眼睛里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后悔和畏惧。

    废黜科举在当时所引起的巨大震荡，对于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尤其是对读书人来说，是天翻地覆的。不过，好在袁世凯给他们留了后路，他通过创设各种学堂，选派学生赴国外留学，对于已经取得功名的读书人，分别按照不同年龄段，做不同的安排：

    30岁以下的，易于改行，让他们统统进入新式学堂深造。

    35到50岁的可以进入速成师范之类的学校，将来毕业后也能当个教书先生糊口

    50岁到60岁之类的，酌情给予一定的闲职，以示安慰

    这种做法也一度遭人诟病，但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阻力和震荡是巨大的，必须有充分的缓冲才行。

    杨度继续道：“愚以为，以中国而言，国家富强之本,只有宪政！共和人人皆称自己总统职份，人多生僭越之心，你争我夺，永无宁日。以我国的国民素质来看,若无君主为万世法统,则宵小之辈必会觊觎总统大位,国将不国！”

    后来，杨度把他的政治观点整理成一部打坐——《君宪救国论》，分上中下三篇，阐述了他的政治理念，那就是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

    杨度兴致勃勃地说道：“我在日本的时候,曾经和大教育家嘉纳治五郎深谈过,嘉纳先生曾言,中国不缺资源,不缺人力,唯一缺的就是人才,所以行宪政的基础是教育！嘉纳先生曾断言,如果中国人能改变一盘散沙的国民性,效法德国、日本,大力倡导西学,二十年之内必可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大工业国。”

    袁世凯正要接话，家仆前来通报，说周学熙周大人前来求见，与他同来的，还有一个年轻人。

    袁世凯抚掌大笑，说道：“皙子、翼夫，咱们来见见这个徐天宝吧！”

    杨度笑问：“可是热河建厂，与英人烟草公司争锋的徐振华？”

    “正是！”袁世凯把盘绕在脖子里的辫子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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