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用重典~~”徐天宝说道：“商人赚钱天经地义，.鸦片毒害国民之烈，难道秉三先生还要姑息吗？”

    熊希龄摇了摇头，说道：“我不是姑息，要是我司牧一方，也一定会全力戒烟，这杨顺兴应该法办，可是我大清有大清律，有司衙门自会按章办事，依法惩处，而不是爵爷一句话来断他生死！”

    徐天宝说道：“~可是秉三，不出重手教训一下这些不安分的商人，难保其他人不会效法。”

    二人正说话间，忽然大街另一头闹闹哄哄涌来一帮蒙古人，带头的正式曾经对徐天宝很不爽的脱脱。这几年来，翁牛特旗把地租给徐天宝之后，还学习圈养牲口，结果收入颇丰，脱脱算是对徐天宝心悦诚服。只是，不少蒙民手里有了钱，也不安分起来，有人也抽上了大烟。脱脱闻讯大怒，领着手下一棒子人就要来砸飘香院

    一见杨顺兴被拿下了，又见徐天宝在场，脱脱赶紧上前行礼，“徐大人，我们正要来惩治这个奸商，您在这里就最好了~~”说罢，脱脱又把杨顺兴勾结张桐轩贩卖大烟一事当众讲了出来

    熊希龄脸色沉了下来，他亲自审问了飘香院里几个伙计，证实了徐天宝的说法，熊希龄失望地摇了摇头，不再为坚持自己的主张

    “光是通匪这一条，就够要他的脑袋~！”徐天宝朝丁开山一挥手，丁开山用快慢机抵住杨顺兴的后脑勺子

    呯

    杨顺兴的脑浆撒了一地

    一旁被五花大绑的杨顺昌痛苦地别过脸去，许久，他才转过头来，对徐天宝说道：“大人，我大哥虽然做了错事，但是请让我给他收尸。带回家乡安葬。”

    徐天白点了点头，示意给他松绑，杨顺昌找来一张席子和一块门板，把杨顺兴的尸体运走了

    徐天宝的动静闹这么大，早有人通知了牛知县，等牛知县满头大汗地来到石板街，看热闹的人早散了

    “卑职来迟一步，请都统大人降罪！”牛知县赶紧磕头

    “赤峰县，县城里有这么大一个大烟馆，你就不闻不问？”徐天宝脸色铁青

    牛知县擦了擦鬓角的汗，说道：“卑职知罪，但是请都统大人容卑职禀明详情。”

    徐天宝说道：“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去知县衙门~！”

    且说到了知县衙门，牛知县就让师爷拿出来厚厚一打卷宗，徐天宝一看，不由一惊。

    咸丰九年(1859)，清廷颁布了《洋药经售条例》，规定了新的鸦片政策：进口鸦片由经营洋货的商人经销，其他铺店及住户均不准寄存；洋药货铺不得开设烟馆；凡官员、兵丁、太监人等，均不得开馆，兴贩和吸食，违者依旧例治罪；其余人等概准买食，但不准开馆、兴贩，违者照赌博例问罪。

    同治元年(1862)，清廷又颁布了《改定禁烟馆条例》，规定私开烟馆，照开场聚赌例，杖一百徒三年；在烟馆聚吸者，照违制律杖一百。同治二年，再一次放宽开设烟馆的条例，一般店铺，经过申请，均可开设烟馆，而一般人及零星小贩除外。

    至此，外国鸦片可以入口了，可以在国内长途贩运了，可以开馆吸食了烟馆遍地，为吸食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方便的场所；即使穷困的社会下层人士，购买不起一整套吸食工具，也可以跑到小烟馆，花上几文、几十文铜钱，就可以满足毒瘾。因此，烟禁一开，吸食者立即大量增多，鸦片销量大增，白银外流更巨，其社会危害也空前增加。这时，清廷中的“有识之士”又想起了许乃济的“以土抵洋”政策，企图放开国产鸦片之禁，大力发展土烟，逐步排挤、驱逐洋烟了。

    当时，国产烟土以云贵川等地区较为著名，云南紧靠印度，接受了印度的生产、加工制造技术，自然、气候环境又相似，因此烟土口味、质量也较好；贵州省毗邻云南，但鸦片的种植时间稍晚。贵州省虽然地瘠民贫，但鸦片产量也相当惊人，1879年约为1万至万担，1896年约为4万担，1906年约为万担；四川省的鸦片生产在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已经较普遍。四川省生产的鸦片数量增长很快，已经超过了云南省，成为全国鸦片产量最大的省份。

    除此之外，陕甘晋等西北地区因为土壤肥沃，干旱少雨，农业生产极不发达，百姓生活十分艰难。但是，这里的气候条件也适宜罂粟的生产，鸦片的品质、产量都较高，也是一个著名的鸦片产地。

    甘肃省种植罂粟约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1872年，有一德国人至甘肃，发现甘肃省鸦片大量输入东、西邻省，而未见其他地方输入的鸦片，这表明甘肃省已是一个产烟毒的大省。该年甘肃全省鸦片产量约为5000担，1896年产量约为1万担，1906年产量约为万担；陕西省的鸦片生产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60年代以后有了大发展。光绪时山西巡抚曾国荃奏称：“自回匪(指陕甘回！民暴动)削平以后，种烟者多。秦川八百里，渭水贯其中内，渭南地尤肥饶，近亦遍地罂粟。”当时，陕西关中的渭南、泾阳、凤翔，陕北的宜川、延川和陕南的汉中等县，已经成了陕西的著名鸦片产地；山西省鸦片种植、产量都很大。光绪八年，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将山西罂粟栽种情况上报，指出：“晋民好种罂粟，最盛者二十余厅州县，其余多少不等，几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余粟。”山西省土壤稍贫瘠，鸦片亩产量较低。

    西南、西北各省是我国鸦片的主要产地，它们的鸦片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八成以上。但其他各省也都大量地种植、加工制造鸦片，如1906年，直隶的鸦片产量约为万石，河南的鸦片产量约为万石，山东的鸦片产量约为万担等，数量也很大。

    具体到热河来说，赤峰一带种植的鸦片被称之为北口土，虽然质量不如印度烟土，但是价格也属中上。

    自清政府开放烟禁，允许各地种植罂粟以后，中国的罂粟产量大增，很快做到了自给自足，抵制了洋烟的进口，并对洋药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使之进口数量逐年下降。

    然而，鸦片国产化并不是一件好事。在晚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清廷在客观上不能抵制鸦片的大量输入，也不能、无法防止白银的大量外流，但通过允许栽种罂粟、生产制造鸦片，却成功地抵制了洋烟的大肆输入，较为有效地防止了白银的外流，减轻了风雨飘摇中的清廷的财政危机。从这一意义上说，鸦片国产化，对清廷是“有利”的。然而，鸦片的国产化导致了举国上下到处种植鸦片，使其产量迅速增加，价格大幅度下降，从而为更多的人，甚至更多的贫困百姓吸食鸦片提供了条件。因此，随着鸦片国产化的实现，整个中国的吸食者也迅速增加了，鸦片之害因而更加突出了。可以说，清廷实施的“以土抵洋”的鸦片政策，无疑是饮鸠止渴的政策，是以鸦片烟毒害更多百姓的涸泽而渔的政策，其危害相当大。

    烟帮武装贩烟的情况也相当严重。清末社会不安宁，商人行路、运货，既要饱尝行旅之苦、旅途之艰险；又要小心谨慎，防止土匪、强盗的抢劫。鸦片商人贩运鸦片，自然更要倍加小心了，因为鸦片价值高，更成为各路土匪、强盗抢劫的对象了。

    武装走私贩烟，最早是请镖局保护运送的。镖车一次出动十辆，由镖客多人，荷枪佩刀，插旗呼啸而行。镖局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随着现代热兵器的广泛采用，长枪、短枪代替了习武的把式，镖局也就逐渐消亡。此时，鸦片商人运送烟土，为了对抗官府的围追堵截，为了对付土匪强盗的抢劫，为了偷逃漏税，往往结成商帮，武装起来，携带长枪、短枪，保卫自己。鸦片贩子雇佣亡命之徒，购买枪支弹药，组织成马帮，帮有帮头，多是由熟悉往返路线、骁勇善战，有指挥组织能力的人担任。烟帮如果遭遇上土匪和地方团队，一般是“拿言语”、“出上咐”，即表明身份，讲江湖义气，因而获得“照应”，准许通行。如果遇到军警的查缉，能行贿的，就留下一点买路钱；如果硬好检查刁难，则往往开枪互相射击，硬打猛冲。因此，每当烟帮过境时，当地军警都很紧张，甚至如临大敌；有时关卡税官反被吓破了胆，退避三舍，听任烟帮大摆大摇地通过关卡，不敢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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