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一旦失守，京城门户大开，无论是海路还是津浦路都被护**.段祺瑞一面发电报严厉申斥第十一师张永成的无能，一面基调南方曹锟的部队北上，毕竟第三师是北洋军中的精锐，最能打的部队了。同时，还命令山东靳云鹏的第五师加速前进，争取时间。云鹏因为是段祺瑞的铁杆心腹，当下顾不得士兵的疲劳，答应立即北上增援，连日的急行军，弄得人困马乏，第五师官兵甭提有多懊恼了。

    于此同时，由于战事的变化，列强们对待袁世凯的心态也开始有了变化。英国一贯以来就是袁世凯的后台老板，因而朱尔典能成为袁世凯的“老友”，无论是辛亥年地启用、后来的逼宫还是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英国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由于英国是当时世界第一强国（至少大家认为如此），来自英国地支持和保证就格外有份量，而英国方面对袁世凯也格外有好感，认定他是英国在华利益最好的总代表，因而袁世凯也显得格外有力量。《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是英国对华政策最好的吹鼓手，在他的字里行间总是充满着对袁世凯的吹捧，认为他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强人，是中国最“杰出”地政治家，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文章就代表了英国的官方态度。

    但眼下这个理想的代理人却让他们伤透了脑筋，先是善后借款迟迟不能达成，虽然是五国联合借款，但真正起核心作用的却是英法两国，在列强们分赃不均引发的争端下，善后借款迟迟不能达成，妨碍了英国利益的制度性实现；其次是东北徐天宝势力的横空崛起，打乱了英国地如意算盘。

    对于东北势力的崛起，英国人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希望东北能遏制住俄国人的野心，确保英国也能在东北分一杯羹。另一方面又生怕东北的力量过于强悍，唯恐动摇袁世凯政府的权威；再次是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朱尔典比大多数中国人更加确信宋案是袁世凯所为，这种事情是民主国家匪夷所思的，倘若英国公众甚至议员们得知，都会强烈抗议英国对这样一个政权的支持。英国既有**裸的殖民掠夺利益追求，又有伪善的民主文明教化追求。用中国人的话来阐述这种双面性，就叫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为了协调各国在华政策和利益，英国开始牵头，出台“各国一致”的政策，因此，如何在东北徐天宝起兵反袁这件事上做出反应，需要征求各方的意见，但朱尔典显然失算了。

    德国方面的答复是这是中国内政，德国不便干涉，愿意恪守中立；美国代表只是含含糊糊地表态认为中国秩序需要稳定，需要维持门户开放；日本和俄国原本就是反对袁世凯政府的，在东北也有各自地利益，此时巴不得东北和袁世凯打得越凶越好，以便让他们混水摸鱼。

    唯一一贯在对华政策上支持英国的法国比较积极，愿意一起和英国发表声明，但法国人很明确地告诉他，鉴于欧洲巴尔干局势紧张，法国只能派出象征性的威慑力量而不能真正调集干涉部队。

    朱尔典还知道了日本和俄国各自向袁世凯提出苛刻的条款，袁世凯一旦签署了这些条约，日本和俄国的势力就会大大加强。唯一的办法就是英国为袁世凯提供切实的援助，否则，光靠口头上的支持是不可能拉住袁世凯的，但是此时此刻，朱尔典又无法为他的朋友袁世凯提供什么帮助。

    或者可以和徐天宝试着谈谈，看看对方究竟需要些什么。虽然袁世凯是英国理想的代理人，但这并不等于此人是不可替代的，随着袁世凯地年岁日高，精力衰退，大英帝国迟早需要物色一个合适的人来坐他这个位置，在这一点上，徐天宝更加年轻，更加有活力，比袁世凯更加乐于接受新事物，这一切都预示着徐天宝也似乎是一个更合适的人选。直白的说，只要能够保证英国的在华利益，朱尔典并不介意谁来坐这个位置。

    朱尔典从清末就开始担任驻华公使，算得上是一个中国通，但他隐隐约约感觉，徐天宝这个人和中国的大多数人并不一样，或者说，和他认识的官僚并不一样。徐天宝很爱钱，从他商人的出身，和他投资了那多企业可以看得出来。眼下，中国最大的财团就是在他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他不是那种旧时代爱钱的官僚，对于贪污受贿、权钱交易没有兴趣，对于生活，他很讲究品位，却不奢华；徐天宝钟爱权力，他身兼数职，党、政、军一手抓，是名副其实的东北王，牢牢地把权力攥在手中。

    但是，很明显的，徐天宝的东北集团与大英帝国的死敌——德国走的很近。但是作为一个资深的外交家，朱尔典很敏锐地觉察出了这种亲近之中包含的互相利用的微妙关系。这种微妙之处不是政策老手是不能够体会出来的，东北集团和欧美各国几乎都保持着友好关系，但在表面的友好之下，和德国的合作是最耐人寻味。表面上看，英、美等国获取了东北利润最丰厚的合作项目，比如港口、铁路的基础建设、铁路借款合同，但东北北疆和德国的合作更具深入和全面。

    中国从大清开始，在军事上就十分青睐德国，眼下，强大的东北军从军队建设，甚至到士兵军装上的纽扣，处处都在模仿德军。有理由相信，徐天宝一旦掌握了全中国，肯定会比现在更加亲近德国，而且除了亲德之外，徐天宝还对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显示出格外的兴趣。

    “这些个奉行孤立主义的扬基佬~~~”

    朱尔典拿起钢笔，这支钢笔是中国振华集团产的英雄牌钢笔，质量上乘，性能比英国自产的自来水笔更好，而价格仅仅是后者的四分之一，真是讽刺。

    朱尔典笑着摇了摇头，提笔开始书写：“鉴于此刻中国目前的局势。我认为我国最好不要急于表态，对于双方应该保持尽力的接触，在尽可能的基础上进行斡旋。从我个人这么多年的在华经历和判断来看，我认为袁世凯在军事上没有什么办法，他的将军们因为利益分配不均，不再忠实地执行他的命令了。而东北军的战斗力已经在对俄一战中得到了证明，除非各国联合出兵干涉，否则袁世凯政府在军事上的前景是相当可悲的。”

    朱尔典想了想，又提笔写道：“一个有较强控制力且亲英的中国！政府对英国地在华利益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有四万万人口，一个和平的中国会是英国商品的最佳市场。一个战乱不休的中国，只是对军火贩子有利。这既不符合大英帝国的国家利益，也不符合商业原则。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写完之后，朱尔典命令书记员立刻把电报发回英国。他不知道，就在英国公使馆的电报员滴滴答答地将电文发回英国的同时，潜伏在北京的东北军情报员正在同步截获并翻译他的电报。当英国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刚刚从助手的手中接过电报的时候，徐天宝已经在自己的卧室里阅读这份电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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