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窗事发之前，他已经拥有两百多万的存款，你敢不敢相信？”

　　“怎么会发现的？”

　　“机缘凑巧。亚利桑那银行有一位监看由外地存转巨额帐款进入他们银行的小姐，请了一星期的病假，销假上班的时候，发现桌上堆着一大迭资料，她逐份的过滤，发现所有的这些存款，客户都是同一个人，数字愈积愈大，她知道其中必定有诈，如此这般的，就掀了底。其中的混乱，起码得一年的时间才理得清。现在这家伙拘禁在看守所里，因为交不出保释金。而在几个月前，他大可以弄到两百万现款。依我看，这里面不止是贪心在作怪，他已经完全被这个游戏所迷，欲罢不能；一心想要看看自己到底能兜转到什么地步。”

　　“的确是很迷人的一椿案子。”狄雷尼大表赞同。

　　“是啊，不过现在仍是一片混乱；他开户的每一州都想从他身上刮点油水下来。最滑稽的是，这整件案子里谁都没有金钱上的损失。唯一受害的只是做案人本身，而他全部的损失，也只是当初的一万块本金。这又扯上道德的问题，可惜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

　　狄雷尼要请巴查理喝啤酒，这位刑警勉强拒绝，理由是，中午跟两位公证人在华尔街有个饭局。他递上三份打好的数据报告和一张名片给狄雷尼，以便随时联络。两人走到玄关，狄雷尼帮他穿上大衣。

　　“这里真漂亮，”巴查理四下看过，再次夸赞。

　　“真希望有这么一个家。也许，总会有这一天吧。”

　　“只要别乱开空头支票。”狄雷尼打趣的说，

　　“不会，”巴查理哈哈大笑。

　　“我没那个胆，再说，对计算机我是一窍不通。”

　　两人握别，狄雷尼再次道谢。巴查理戴上礼帽，甩起公文包，潇潇洒洒的去也。

　　狄雷尼笑瞇瞇的进厨房。他十分欣赏“财务老爷”的一席谈话。对于新型的做案方式，做案技巧，他永远都有极高的兴致。

　　他为自己做好一道酸菜牛肉馅的“湿”三明治，凑在水槽边，配着啤酒一起下肚。

　　三明治吃完，收拾干净，便回书房，戴上眼镜，翻看三份财务资料。他发觉巴查理在口头报告中已经囊括一切。

　　巴查理说得没错，若说黛安·艾勒比是为了谋财而杀夫，事实不成立；因为，她比他富十倍有余，况且狄雷尼也瞧不出她是个贪得无餍的女人。

　　所以结论是，除非双杰森在个人背景上有突破性的发现，否则只有朝病人的方向进行调查。正想到这里，电话铃声大作。这次确是埃布尔纳·布恩。他说黛安·艾勒比约他们今晚九时见面。

　　“我会早一刻钟来接你。”布恩提议。

　　“早半个钟头吧，”狄雷尼说。

　　“巴查理刚走，我要你先来了解一下进度。”

　　第10章

　　狄雷尼偏过头，盯着在看巴查理那份财务报告的埃布尔纳·布恩。他们的车就停在东八十四的高级公寓附近。

　　埃布尔纳·布恩很高，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手腕脚踝特长。一头姜黄的短发，脸上带几点雀斑，牙齿很大。他的模样举止乡土味十足，但是狄雷尼清楚，在这一副傻不楞登的外表下，包藏着一颗最敏锐、最敏感的心。

　　“嗯，”小组长开口说，“看起来这位女士真罩，又会管钱，又会办事，还有两栋房子。可是你知道我对谁最有兴趣？”

　　“死者？”狄雷尼猜测。

　　“对。我一点都摸不透他。人人说他好，夸他聪明。也许是这样，问题是我没办法凑出一副实体的形象来——譬如他的穿著，他的谈吐，平常的休闲生活等等。单凭黛安·艾勒比和山穆森的说词，这人简直好得太不真实。”

　　“一个是自己的老婆，一个是最要好的朋友，帮他说好话，也是无可厚非。我只希望他的病人能开诚布公的据实相告。时候差不多了，别让医生久等。”

　　黛安·艾勒比透过大厅对讲机，请他们直接上三楼。两人依言登上梯阶。她在三楼门口迎候，并分别与他们握手。

　　“这件事或许要花些时间，”她说，“我想到客厅比较舒适。”

　　她穿一件黑丝的长袖运动装，拉链从腰际一路拉到高耸的领口。麦色的长发垂泻下来，披散在肩头，也像一缕华丽的丝绸。她带头走向里间的客厅时，狄雷尼再次为她的绰约风姿倾倒。

　　这是一间明亮舒适的小室，缀满了小装饰品和相框。一个高达天花板的书架占住了一整片墙，架上挤满了皮面书、平装书和许多杂志。

　　“楼下那几个房间比这里正式，”她似笑非笑的说。

　　“也干净得多。但是赛门和我晚上多半都在这儿消磨。宽下大衣吧，两位。要不要喝点什么——咖啡、酒？”

　　两人礼貌的谢绝。

　　她请他们坐入柔软的扶手椅，自己拉过一张皮靠椅，正对他们俩坐下。她抬着颚，昂着头，坐得笔直。

　　“裘里——”她刚出口，又将称谓一转：“山穆森医生赞成我和两位合作，不过我还是不敢确定自己的做法是不是正当。这很矛盾，一方面我渴望亲眼看见杀我丈夫的凶手被捕，另方面又希望保全他那些病人的隐私。”

　　“艾勒比医生，”狄雷尼说，“我可以保证，您今天告诉我们的一切绝对列为最高机密。”

　　“我看……目前也只能这么想了。还有一件事：我挑选出来有暴力倾向的病人，全部不过六个人。”

　　“总要有个开始的方向，”埃布尔纳·布恩说。

　　“我们当然不可能对全部的病人做不在场的查证工作。”

　　“我了解，”她语气尖锐。

　　“我只是提醒两位，我的判断也许有误。到底他们不是我的病人。我只能就他的病历档案以及他口头告诉过我的事情做为依据。很可能我选中的这六个人，根本是无辜的——极有可能；而真正的罪犯偏偏是漏网之鱼。”

　　“您放心，”狄雷尼说，“我们并不一定完全采用您的选择，当做嫌犯的标准。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调查，如果调查结果证明他们是无辜的，自然会改弦易辙，调整方向。千万不要觉得说出这些人的姓名，就是定了他们的罪，凶杀案的分析绝没有这么简单。”

　　“这么说来，我还好过一些。有一点必须记住，精神病学不是一门肯定的科学——它是一种不定的艺术。两个有经验、有智识的精神病医生治疗同一个病人，很可能会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诊断。你只能将精神病医生的证词做为一种参考。”

　　“通常他们只会把案情愈弄愈混乱，”狄雷尼接口说，“我们都称他们为‘搅局的人’。”

　　“说得很对，”她苦笑一笑。

　　“好吧，现在我就把知道的告诉你们。”

　　她起身，从小书桌上拿来两页打字稿。

　　“六个人，”她对他们俩说。

　　“四男两女。姓名、年龄、地址，还有一小段的简介。我只列出这些人主要的麻烦问题，不做确定的论断——比方自闭、严重型精神病，或是狂暴型抑郁病等等。我说过，他们不是我的病人，我不作任何诊断。好，我们开始看。”

　　她戴上一副细边圆框眼镜。怪的是，这副老式的镜架，竟柔和了她刚毅的脸部线条，呈现出意想不到的魅力效果。

　　“先提醒两位，我并没有按照特殊的顺序排列。排名第一的，不一定最具危险性。这六个人，全部都有暴力倾向。我不预备逐字的朗诵——只做扼要的说明……

　　“第一个：贝隆纳，四十三岁。一个星期来三次。脾气狂暴，有使用暴力的纪录。隆纳第一次求诊，就是在重伤自己的妻子以后。不过他至少还知道自己有病，需要就医。

　　“第二个：甘沙克，二十八岁。他是我先生的义诊病人之一，一周一次。大家叫他白痴专家，我个人很恨这种说法。沙克绝不是白痴，只是有些迟钝。甘沙克能用粉蜡笔画得一手风景画。可是有时候，会动手打同事或其他病人。

　　“第三个：奥西薇，四十六岁。一周来看两次，常常喜欢挂急诊。西薇有严重的焦虑症，起因是由于对留胡子的男人害怕，而后转成了仇恨。有几次在公共场合，她曾经对留胡子的男人动过粗。”

　　“您丈夫留胡子吗？”埃布尔纳·布恩问。

　　“没有，他没有留。第四个：席文生，五十一岁。他的问题是妄想症。文生经常从背后攻击一些自以为在迫害他的人，包括他年迈的父母在内。他每周来三次。

　　“第五个：叶乔安妮，三十五岁，一个很忧郁内向的女人，和寡母同居。乔安妮有三次自杀未遂的纪录，也就为了这一点，我才把她算上。自杀不成，往往发展成他杀的行为。

　　“最后一个，吉哈洛，三十七岁。越战英雄，得过勋章。哈洛有着烈的罪恶感——不单是因为在战场上杀死太多人。主要为了朋友大多已经战死，唯独他存活下来。他发泄的方式是经常在酒馆里闹事，对自认为在侮辱他的人，加以人身攻击。

　　“全部就是这些。至于其他细节，报告上都有。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狄雷尼与埃布尔纳·布恩看一眼。

　　“只有一件，医生，”狄雷尼说，“这六个人是不是在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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