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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芮伟峰不提任何要求,当晚的见面协调会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出现常见的那种家属纠缠不清的情况。会上商定明天上午举行告别仪式,明确了各项事务的具体分工,明确了具体的时间、地点、规格、步骤,以及领导发言、发言的顺序,其中包括刑警队长雷剑峰代表古城全体刑警队员的发言。
欧阳雪和肖亚文在协调会上一直没有发言,她们的身份既不是家属也不是单位,没有法定权利,也就没有实质的发言权。
肖亚文只在上大学的时候见过一次芮伟峰,芮小丹在她面前极少提到父亲,她在电视里偶尔会看到他出现在访谈类的节目里。欧阳雪从小就认识芮伟峰,或许是因为他和自己的父亲都是离婚的男人,或许是因为小丹的态度,总之她对这个人的印象很淡漠。
肖亚文心里很不赞成在告别仪式上念悼词的做法,她很困惑,这不是评职称,也不是求职应聘,悼词是念给谁听呢?在坐的这些人还需要通过悼词了解小丹吗?小丹还需要通过悼词被说明吗?小丹从来活的都是自己,没活给别人,如今不在了,不能自主了,就得由着好心的人们按照他们的方式摆布了,只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越是这样做,却是离那个真实的芮小丹越来越远。但是,那是他们的真心,也是他们的权利。
肖亚文只在会议临近结束的时候提了一个问题,她说:“我和欧阳作为小丹的朋友向芮叔提个问题,小丹会被安置在什么地方?是老家古城,还是上海?”
芮伟峰回答:“小丹跟我回上海。”
肖亚文又问:“我们通过什么方式知道小丹的墓址?”
芮伟峰说:“这个问题我不想在这个场合回答。”
肖亚文沉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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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8月4日上午9点30分,芮小丹的告别仪式在秦谷县殡仪馆举行。
秦谷县殡仪馆在县城东面,离县城大约三公里的距离,炎炎烈日下,周围是看不到尽头的黄土荒滩,白墙围起来几栋青砖灰瓦的平房和高高耸立的巨大烟囱在这个地方显得更加孤零、凄凉,由于当地的风沙,殡仪馆里那几棵原本就不高的树上落了一层厚厚的尘土,几乎将原来的绿色都遮盖住了。
告别厅里,芮小丹的遗体安放在十几个花圈的后面,她穿着警服,警徽以下的身体被一条洁白的绸缎覆盖着,脸上受伤的一侧被一束鲜花遮挡。几位领导做了短暂的讲话,最后是刑警队长雷剑峰代表古城全体刑警队员致悼词。
欧阳雪站在那里根本就没听清别人在说什么,她脑子里转来转去都是芮小丹的脸,心里一直无法接受芮小丹已经不在人世的事实。这些年来她对芮小丹有一种不是血缘却胜似血缘的感情,突然之间,一直在支撑她精神的东西失衡了,内心的绞痛使她真切地体验到了一种失去亲人的滋味,身边的一切都像是一部遥远而虚幻的电影。
芮伟峰无法承受眼前的情景,转身出去了。
肖亚文感觉到胸口像被重锤撞击了一样,胸闷、哽咽、疼痛。她想放声痛哭,又怕招来别人劝慰,只能压抑着、忍受着。
告别仪式结束之后,各位来宾按程序依次退场,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将把遗体推走。肖亚文和欧阳雪迟迟不忍离开,目送着推车向侧门离去。
就在推车即将消失的时候,肖亚文突然发现了什么,急叫一声:“等一下!”
这声急迫而真切的女性尖叫让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停下了脚步,使刚刚出了告别厅门口的人不由主地回身打量,包括欧阳雪也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肖亚文快步追上推车,把手伸进白绸下面应该是芮小丹双脚的位置摸了一下,果然是空空荡荡,情急之下脱口说了句:“小丹不能没穿鞋就走。”说着脱下自己的两只皮鞋放进芮小丹双脚的位置,这才允许工作人员推走。
门口回身张望的几个负责具体事宜的刑警惊讶地你看我、我看你,一个个眼神里充满了自责与懊悔,分明是在自责:怎么没有想到这个细节?
芮伟峰一见肖亚文光着脚出来,当即就明白了,对银川的朋友说:“你去开车,带亚文到县城买双鞋。”
欧阳雪说:“你光着脚别跑了,我去给你买鞋。”
肖亚文说:“行,你去吧,买36码的,我在这儿和芮叔说几句话。”
旁边的人知道肖亚文和芮伟峰有话要说,于是都到休息室去了。芮伟峰往门口台阶的左侧走了几步,台阶下边有一棵大树,树下有一片阴凉。
芮伟峰说:“呆会儿你们不用租车了,坐我们的车回银川。听说你们明天开庭,也真难为你们了。银川到北京的班机下午6点有一趟,你们到了北京还有点时间。”
肖亚文直截了当地问:“芮叔,您什么时候告诉我们小丹的墓址?”
芮伟峰说:“如果你承诺丁元英不会来打扰小丹,我安置好了就通知你。”
肖亚文说:“我不能。”
芮伟峰说:“那我就无能为力了。小丹是我女儿,是我的掌上明珠。我女儿有机会避险而没能避险,如果是小丹不听丁元英劝阻,那我无话可说。但事实不是这样,事实是丁元英连一句担心的话都没说,我甚至都能想像出来小丹当时的心情。这个情况我会如实告诉小丹的母亲,我们有权对小丹的墓地保密,有权保护我们的感情不受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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