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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律师问:“什么产品?产品和包装上有没有你们的生产标识?价格是谁定的?”
王曼回答:“最开始没啥价格,干完以后一核算就有价格了,时间一长价格就越来越清楚了。产品不一定,有机柜板子,有音箱的空箱子,合同订啥俺就做啥。商标没有,咱这又不是成型的东西,都是按合同做的半成品零件。其实说白了,就是公司帮助王庙村的农民建了一个生产体系,公司要想把钱收回来,就必须得给农户订单。农户也知道这个道理,你把价格抬上去了,公司的产品卖不出去,农户也挣不到钱。”
蒋律师冷不丁问道:“公司给你们开多少工资?”
王曼被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问得愣了一下,纳闷地回答:“没人给开工资,农户挣的都是利润的钱,干不好的有时候还赔钱。”
肖亚文立刻向审判长说:“抗议!原告律师是在诱导证人。”
审判长说:“抗议有效,请原告代理律师注意。”
蒋律师马上歉意地说:“我收回刚才的问题。”
第四个作证的是王庙村漆面加工场吴志明,他说:“他们几个把该说的都说了,我也不知道该说啥了,再说也还是那些,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凭良心说俺王庙村的农民都不想让公司输官司,再咋说人家公司也是扶贫,公司垮了俺就没订单,俺还欠着一屁股债可咋办哪,俺也不想坑了公司,人总得有点良心吧?”
蒋律师问:“公司不管你们,谁来控制成本、质量?谁来监督劳动效率?”
吴志明说:“监督啥,那不是给人打工,那是自己的生意,你想偷懒、想浪费随便,一道一道工序都是连本带利的现金交易,出了问题你卖不出去就算窝手里了,一赔就是连本带利的赔,关别人啥事?谁也不会去做这冤大头。”
蒋律师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那种生产方式违反了劳动法、环境保护法和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是违法行为。你们很苦,包括你们的孩子和老人,你们有权要求自己的合法权益,有权要求合理的劳动报酬,你们不是谁的奴隶。”
吴志明一听就来气了,说:“你这人咋说话呢,农民种地算不算生产?农村哪家的孩子不到地里干活儿?我咋从来没见有人管过,那就不是使用童工了?都别说那好听的,俺村是贫困县里的贫困村,能有个活儿干就不错了。城里咋啦?到城里就能跟城里人一样了?还不是照样干最脏最苦的活儿,到头来连工钱都不给,还不如俺现在这样呢。俺就信丁哥说的那句话,别把自己太当人了,吃人家吃不了的苦,受人家受不了的罪,做人家做不到的成本和质量。除了这,再说啥都是假的。”
蒋律师问:“你们是只接受格律诗公司的订单还是其它订单都接受?如果乐圣公司或其它公司也向你们订购箱体,你们能接受吗?”
吴志明说:“那俺巴不得呢!只要是俺能做的,俺都接,越多越好。丁哥从一开始就跟俺说这个道理,俺也是为了将来能多接活儿这才拼命的,要不然图啥?”
蒋律师早在开庭前就已经把格律诗公司的证据研究得精透,此时明知向证人问不出什么结果,但是还得这样问,不能放过一丝一毫的机会。
证人作证之后退席,庭审继续进行。
审判长问:“诉讼双方除了现有的证据,还有没有新的举证?”
蒋律师说:“我有问题需要向原告当事人欧阳雪提问。”
审判长说:“准许。”
蒋律师说:“我在向欧阳小姐提问之前先向法庭读两段1996年格律诗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记录,先把一个基本事实确定下来。”
这两段记录是:
第一段记录:欧阳雪发言:我参加这事就三个原因:一是大伙儿请大哥操持这事,我相信大哥;二是这事有扶贫的性质,是积德的事;三是我出的那些钱是我能赔得起的数。我出一百万,但是有个条件,公司的大事咱们可以商量,但日常管理我做不了,一是不懂,二是没时间。如果大家同意我这个条件,我就算上一个。
第二段记录:丁元英发言:从现在起,格律诗预备公司就存在了。我向公司谈两个硬指标,一是明年3月注册公司、申请音箱专利,二是明年6月要发到欧洲十套顶尖级工艺的音箱和配套的机柜、音箱脚架。这两个硬指标不存在争取、尽量这些弹性词,而是必须。围绕着这两个硬指标你们该准备专利资料的准备资料,该向农户下订单的下订单。农户这边有三个硬指标,明年3月必须注册个体工商户,明年4月必须完成发往欧洲的产品。明年6月必须得有批量的产品进入北京市场。为此,农户添置设备传授技术该干什么干什么。马上要入冬了,这个冬天是不要命的冬天。
蒋律师提问道:“欧阳小姐,格律诗公司在你加入之前的酝酿阶段就已经确定了扶贫的性质,包括已经确定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用你的话来表达就是大哥操持这事。你作为格律诗公司51%股份的控股股东,一不懂技术,二不懂管理,三没有时间。我请问,你后来是通过什么方式履行董事长的职责?丁元英在会议上说,我向公司谈两个硬指标,这两个硬指标不存在争取、尽量这些弹性词,而是必须。他还说,农户这边有三个硬指标,农户必须如何如何。显然,丁元英不是在和谁协商,是在下达命令。我再请问,股东和农户有没有可能违抗丁元英的命令?公司和农户在丁元英的手里是不是一盘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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