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职业官僚则又为独裁专制帝王之鹰犬也。  
　　中国传统帝王一向优容，甚至鼓励大地主。第一，大地主为职业官僚告老还乡的“安全塞”（safetyvalve），亦为候补官僚储才之所。第二，中国历史上无地主造反的史例，这群面团团的富家翁，向不妨害公安。第三，中国“独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只行之于家天下者，而不行于天下有家者。父死财分，再加个多妻制，则土地集中的祸害只是革命家想当然耳了。靠证据讲话的社会史家，对此末找出充分的证据来。中国传统的小地主通常也只是饥饿边缘的“小贫”；搞土地集中的大地主，几乎是清一色的“官僚地主”，无功名的自耕农和小地主无份也。官僚们“一代做官、三代打砖”，他们子孙形不成阶级、搞不了政治，他们不是中西比较史学上所说的“城市中产阶级”。我们的“城市中产阶级”二千年来可以说被上述那部国家大机器碾毙殆尽。现代刚一萌芽，又被肃反肃掉了。  
　　工业化、现代化少不了“城市中产阶级”  
　　我国历史上缺少个“中产阶级”，岂足惜哉？曰：不足惜也。相反的，那正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地方。两千年来，我们这个农业大帝国光辉灿烂的文明是举世无双的，也是举世钦羡的，但是时至今朝，我们要搞经济起飞、工业化、现代化，就感到捉襟见肘、积重难返了。因为在现代世界经济史上，搞工业化、现代化真能搞到“起飞”程度的，只有一个事例——他们都是由一个城市中产阶级领头搞起来的。西欧、北美带动于先，日本踵随于后。近时崛起的“四条小龙”（新加坡、香港、南朝鲜、台湾）也不能例外。  
　　我们祖国大陆，地大物博，人才济济，而蒙“落后”之恶名，其主要原因似亦在此。大陆上搞现代化、工业化、富起来、翻几翻……万事俱备，就只欠“城市中产阶级”这阵“东风”。除非国内领导人能打破比较史学上尚没有的成例，搞出一个没有中产阶级的工业化、现代化来，则这阵东风似乎还是无可避免的。  
　　使少数人先富起来，在经济特区中搞点加工、而无强大的、自发自励的城市中产阶级崛起之远景，则这点点小市民企业，还是起来不了的。最后还不免是个“娘娘腔”，唱不了大轴戏。  
　　至于中国能否搞出一个“没有中产阶级”的工业化、现代化来？中国或许可以自创，但是人类历史上至今还无此事例——苏联自新经济政策以后已搞了六十年，国防工业之外，别无可颂之道。戈巴契夫检讨过去，如今连列宁的遗像也给搬掉了，而回头来搞邓氏的开放。中国以前效法苏联搞了三十多年，也觉今是而昨非，回头搞起了“个体户”来。什么是个体户呢？个体户就是“城市中产阶级”的细胞。这种细胞在秦汉时代曾一度扩张、兴风作浪，几至不可收拾。吕不韦这个个体户竟然打入秦皇的宫廷里去，自己做了相国，儿子做了始皇帝。  
　　汉王室为自保江山，看出经济企业上这种个体户之可怕，在武昭宣三朝，就把他们压下去了。  
　　但是汉大夫压个体户是有限制的。他允许个体户各个“先富起来”，但你绝不许形成个“阶级”。纵使是许你“先富起来”，你富成了“扬州盐商”，乾隆爷还是要查抄你的。所以搞点“先富起来”的个体户经济，我们已一搞两千年，始终是个娘娘腔，搞不出现代化的企业，搞不出“四条小龙”式的“经济起飞”，封日本已望麈莫及；对美国就更在想像之外了。  
　　这些经济上先进的国家和地区的繁荣，无一而非起自少数“先富起来”的“个体户”；个体户多了，便形成政治势力，成为“城市中产阶级”；城市中产阶级扩大成为社会上的“多数”，吸收了农村余民，也就导致农村的中产阶段化。等到一个国家上中下阶级的区分变成“枣核”形，两头小、中间大，那就变成“中产阶级专政”的局面了。  
　　美国今日年入十万美元的家庭不足全人口的十分之一；年入一万二千元以下的也不过百分之十三。总而言之，则美国家庭收入在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者多至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七有奇。全人口“人均”收入多至一万五千元，美国就成个不折不扣的“万元户”的中产阶级专政的局面了——全民衣食足，礼义兴。社会不平，以法节之，这样便使今日美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福利国家”（welfarestate），全国每年用于救济鳏寡孤独、贫穷失业的“救助金”，实超过其他各国，包括全部社会主义国家的总和而有余！其猫狗食人食（肉类），亦超过中印两国人食肉类的总和！“福利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二者对贫苦人民的照拂，却前者超乎后者。所以国家富强、人民康乐，以全国生产毛额的多寡为第一要务。“人均”收入提高，“分配”是次一步，也是并不太重要的次一步。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农业社会中全民都在饥饿线上的讲法。中国大陆过去三十年中的许多问题，都是孔夫子这句在二十世纪并不实用的话所引起来的。孔子反对法治，因为法可以使“民免而无耻”。其实他老人家所反对只是朴素的“刑法”。  
　　孔子又提倡礼教，认为一切社会行为要“以礼节之”；个人修身也“不如好礼”。礼事实上则是与朴素的“民法”相关之一环。孔子生在农业经济时代，一切以不成文法的“礼”来“调节”，就足够了。在一个复杂的工商业社会里，法治就不可避免了。  
　　所以在一个中产阶级主政的国家，与生产发展并驾齐驱的则是衣食足（经济）、礼义兴（教育文化），接着才有法治和民主。  
　　可是“城市中产阶级”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反动派制造出来和无产阶级对抗的。相反的，它是由于经济发展，把无产阶级逐渐提升上去的。今日家庭收入超过一般知识分子的美国产业工人（industrialworkers），早已不是无产阶级——他们是不折不扣的中产阶级的劳动者，也是美国反共的主力军。  
　　近三十年来“城市中产阶级”在亚洲“四条小龙”中的崛起，也是笔者这一批海外学人所亲眼见到的。不算什么稀罕。  
　　结论：没有求证的假设  
　　所以我们祖国大陆“落后”的主要问题无他，缺少一个自发自励的中产阶级故也。然则大陆上能否步台、港、南韩、新加坡后尘，扶植起一个“城市中产阶级”呢？  
　　不愿在中国扶植一个“中产阶级”，我们这个“秦制度”有没有他途可循呢？这两点便是笔者拙文中，不愿乱作结论的大胆假设了。  
　　关于前一点，国中领导阶层本有意为之，但行起来至为不易。须知大陆这个自商鞅而下一脉相承的中央绝对集权的“秦制度”，至毛泽东主席治下已登峰造极。这一制度原为锄灭中产阶级，打击工商发展而设计的。现在怎可摇身一变，于旦夕之间就成为振兴工业，扶植中产阶级的保母呢？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安有善果？中产阶级的初期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是减少管制、大幅开放——美国当年所谓“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是也。中国这个铁桶一般的“秦制度”，管人及于床笫之私，它何时才能开放到容忍中产阶级崛起的程度？吾人不知也。大幅开放与灭退管制（decontrolorde-centralize），其以九七后之香港为试点乎？否则那个烫手山芋如何掌握？  
　　但是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当轴似尚无丝毫意图，来变更那个“以吏为师”的“秦制度”老传统。在这个老框框里，能否搞出个工业化、现代化来——脱胎换骨，吾为中华民族创造历史的智慧，馨香以祝之。   　     第五章 中国郡县起源考（附跋）   　  第五章 中国郡县起源考（附跋）  
　　——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  
　　斯文曾由顾师颉刚函嘱送交《文史杂志》发表。嗣以离渝匆匆，遂辱所命。兹检行箧，复得旧稿，烽烟无定恐复失之，用付刊末，亦自珍其帚云尔。  
　　我国地方政治的郡县实二级制。自秦代实行以来，以至今日的地方政治制度仍不脱其范畴。至于郡县制之创立也，后人咸谓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或有推源到战国以前，谓即已见其端倪者，是皆史有可征，前贤论之审矣。然于郡县之何以形成则鲜有论及者。吾人敢断言郡县制度之成立也，断非由于一二先知先觉的政治理论家事先立说创制于前，然后始有郡县者。换言之，则郡县之起源势必由于人类社会生活逐渐演变之结果，今试就其演变之程序一申论之。  
　　农业社会初期的人与地  
　　窃以封建社会之形成与夫郡县制度之确立，其必发生于土地私有观念产生之后盖可断言，盖人类既逐渐脱离游牧生活而进化至农业社会则土地始渐被重视。然方其始也，黄河流域沃野千里，而人口稀少，伹须稍加垦殖则所在皆为良田。任何部族酋长皆可择其最肥沃最至阔之土地率其人民耕之。至于划成井田亦自无不可，且由于土地之边际价值（marginalvalue）过低，人之对于土地亦不会生私有观念。各部落划地而耕彼此间无利害冲突。虽有强者亦毋须侵夺弱者土地。即或有恃强凌弱者，而被压迫者亦可迁而去之不必与之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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