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世界标准来看，两百年一个周期，不算最长，也算够长的了。）过此时限，就是报废换新的时候了。  
　　满族的统治者于公元一**四年入主中国，到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签订之时，已满一周期。到此时它那部仿汉改良重建的统治大机器，也已到了锈烂报废之时，不堪任重致远了。  
　　吾人试闭目沉思，如“鸦片战争”等国耻国难，均发生于康雍乾三朝鼎盛之时，其结果又将如何呢？这也是我们国运使然吧！这些国难国耻，却发生在“欧洲扩张主义”（Europeanexpansionism）的极盛时期（根据他们的周期），也正值我大清帝国国运周期衰竭开始之时。在这盛衰对峙之间，则清廷造化如何，也就无待蓍龟了。  
　　所以我国近代史家每喜诟病清室涉外官吏为如何颟顸，如何庸愚，而在下读史数十年，则不以为然也。  
　　设以清季“科甲出身”之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沈（葆桢）乃至恭王奕訢等，比诸后来国、共、民、青、民盟、民进诸党之高干，优劣之间，岂待区区执简人之饶舌哉？只是大清帝国气数将终，统治机器报废之周期已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之不国岂能厚责于机车驾驶人员和维修技工耶！  
　　“西化”、“现代化”与“阶段性”  
　　综合本篇以上各节之阐述，一言以蔽之，我们大概可以说，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传统中国”向“现代西方”转变的“转变史”（historyoftransformation）。这一转变的过程，早期的史家，名之曰“西化”。目前的学人则改呼为“现代化”。其实这两个概念的疆界实在不易划分，不过人类毕竟是个有“历史感观”（senseofhistory）的动物。历史往往也是解释概念之争的最佳工具。  
　　就以吾人现代生活中的刷牙为例吧！“刷牙”这项卫生习惯，是从西方传来的。它在十九世纪的中国，大概可以叫做“西化”或“洋化”了。可是刷牙在今日中国都市生活中却变成不可或缺之一部分，那我们就只能把它列入“现代化”的范畴了。据说毛泽东就没有刷牙的习惯。这大概由于他年轻时农村背景和叛逆个性所造成的。青年的毛泽东反对“崇洋媚外”，所以就拒绝这“西化”的习惯了（毛氏也一辈子未穿过“西服”）。所以当他老年住入都市，生活就不够“现代化”而被老婆骂成“太土”了。  
　　毛泽东的私生活，小事也。但是，朋友，见微知著嘛！这项社会学上的“微观法则”却能替我们解决无数大问题呢！可是不论“西化”也好，“现代化”也好，我们近代史上这项转变，几乎是十年一变，层次分明的。它存在著浓厚的“阶段性”。我们如从社会经济史的观点，试一回看鸦片战争前传统中国的历史，那就几乎千年未变了。  
　　从一本千年未变的“静的历史”，忽然接上一本十年一变的“动的历史”，则近代中国之动荡也就可想而知了。不过我们这项动荡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它是从“西化”进入“现代化”，按部就班，层次分明的。  
　　前文已言之，我们的固有文明原是自给、自足、自满的“三自”文明。它在“现代”阶段忽然大动特动起来，实在是“鸦片战争”开始的。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吃了洋人的苦头，所以才搞起“洋务”来（那时叫做“夷务”）。我们对付外族的老办法一向是“以夷制夷”。鸦片战争时，我们被夷人的坚船利炮所打败。战后痛定思痛，我们第一个“夷务专家”的魏源（林则徐的幕僚）乃想到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了（见魏著《海国图志》序）。这就就开始了我们“科技现代化”的第一步——也就是今日邓小平所要搞的“四化”之一。  
　　老实说，我们在前一个世纪的新派人物把“四化”搞得确是有声有色。九〇年代中期，李鸿章的“北洋海军”竟是世界七大海军之一，远驾于新起的日本海军之上。不幸甲午一战，马脚全露。有识之士自此再也不搞“四化”了，因为他们知道，大清帝国的根本问题不在四化而在第五化——“政治现代化”。康有为、梁启超因而搞起了“君主立宪”。他师徒二人认为连皇帝也要“西化”一下。他们的广东同乡孙中山则认为要搞政治现代化就得彻底的搞。他主张“建立民国”，干脆把皇帝搞掉，来选个“伯理玺天德”。  
　　康梁失败了。孙先生成功了，并且当选了中华五千年史上第一个“伯理玺天德”。但是孙伯理玺天德并没有解决问题，随他而来的则是军阀混战、夷狄交侵。国政民生反远不如大清帝国之晚年也。这样乃又惹出另一批“有识之士”胡适之等来重行考虑了。  
　　胡适之他们认为科技（坚船利炮）余事也，政治经济亦余事也。重要是我们整个文化体系害了绝症，非彻底脱胎换骨不为功。这就是他们“全盘西化论”的理论基础了。要丢掉全部“固有文化”而推动“全盘西化”，这样他们也就把“西化”运动推展到最高峰了。可是从魏源到胡适这一“转变”过程是节节升高、层次分明，“阶段性”是十分浓厚的。  
　　“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虽然是属于另一大时代了，其变化之轨迹，阶段分明，基本上是与前期无异的。  
　　总之，我们这部苦难而光辉的中国近代史，在全民族合力推动之下，时时在变、处处在变。其进度虽然难免迂回曲折、颠颠倒倒，但是其摸摸索索，终于要找到一个安全而满意的出口则一。出口云何，一个长治久安、名实相符，如篇前所言之民国也。语云：“穷则变、变则通。”所以只要我们不停地摸索，最后必有大道可“通”。照近年来海峡两岸的局势来看，这个“通”的日子，似乎并不太远了，我们等著瞧吧！   　     第七章 论帝国主义与晚清外患   　  第七章 论帝国主义与晚清外患  
　　在上篇谈“帝国与民国之蜕变”的拙著里，笔者曾不揣浅薄、斗胆地说过，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我们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史，几乎是千年未变；而鸦片战后，则几乎十年一变。何以在社会经济方面，我们的传统历史是“静如处女”，现代又“动如脱兔”呢？恕我要言不繁，这个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实是西方东来的“帝国主义”推动的结果。  
　　“帝国主义”（Imperialism）又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一问题对我们这一辈二十世纪上半纪出生的华裔男女，还需要解释吗？那一部血淋淋的“帝国主义侵华史”，便是我们一辈子实际生活经验的主要部分，别提也罢，提起来，我们会怒脉贲张、咬牙切齿的。  
　　以上这份民族感受，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这是我们亲身体验出来的，有什么好否定的呢？因此我国一般史家和国共两党的官方，都会肯定“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的万恶之源。马列派的史学家，更会把它概念化一番说：帝国主义何以是万恶之源呢？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万恶之源的上面，还有一个总源的“资本主义”。  
　　可是这些说法，却不为很多西方汉学权威所接受。他们之间有许多极有火候的历史家，甚至是最有权威的泰山北斗，如创立当今剑桥学派的开山宗师费正清教授等，却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它只是由于革命党人（包括国共两党）不断的宣传，而嵌于我民族心理上的一种幻觉，——虽然他们也并不否认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却是一宗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  
　　日本人呢？在他们战败之初，倒颇有些忏悔心态。可是近年来，他们就逐渐地把他们在中国大陆赤裸裸的奸掳焚杀说成“进出中国”了。只是日本人这批“进出论者”引经据典的功力，无法与西方的“幻觉论者”相提并论罢了。  
　　朋友，时间是可伯的。以感情写历史，也是靠不住的。君不见二十世纪后半纪（尤其是近三十年）才出生的中青年男女，他们对“南京大屠杀”、对“佳木斯细菌试验所”等等的情感反应，就不会像他们父执辈那样椎胸泣血了。君不见，抗战期间站在不同阵地的一些华裔同胞，他们对日本战犯不也有颇为不同的量刑心理……再过些年，纵是华裔大学生恐怕也要靠历史百科全书，才能粗知“帝国主义”的定义了。  
　　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保存某一段历史的真相。传之后世，警惕将来。历史家应该实事求是、心平气和。他不应为某一时代的喜怒哀乐所局限而笔端常带感情。所以像“帝国主义”这样的议论未定之辞（debatablesubject），就应该辞简义赅的去搜搜它的根，再作论断。  
　　“扩张主义”与“帝国主义”  
　　若谈“帝国主义”的根源，我们就不能不上溯到历史上的“扩张主义”（Expansionism）。扩张主义是个洋名词。我们文化中的同义字大致可说是“强凌弱、众暴寡”。它是“人性”（humannature）中绝对存在的一面；也是最丑恶的一面。它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Darwinism）所揭露的“人类社会行为”（socialbehavior），甚至“动物社会行为”（animalsocialbehavior）中经科学家证实的“客观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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