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不是“康子”一个人的毛病。它是文化转型期思想家的通病。继康、梁之后，直至今日的八、九〇年代，为时人尊为国学大师，而好以圣贤自诩的学人，也每每自觉微吾曹则民族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者，都是害有不患不己知的毛病。自信心太大，无不如此也。余夜读康子选集，至其《大同书》未尝不掩卷长叹。如此书生，真欲作“帝王师”耶？然自思论聪明才智，吾何敢上比任公，而任公竟为乃师是书而焚香顶礼，亦不可解矣。其唯一可“解”之道，那就是时代的关系了。——这也就是笔者常说的笑话：若论对“天文学”的了解，则诸葛亮也比不上台北街头的一个小学生了。  
　　吾友刘宾雁先生每叹今日中国之厄运，是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大思想家”的结果。愚不谓然也。盖真能扭转乾坤，领导我民族（恕我借用一套“今文家”的滥调），通过这个“掘乱世”、致“升平”、入“太平”，长远一个半世纪的“现代转型期”，不能依赖一、二至圣大贤，稳坐沙发之上，手不释卷，而胡思乱想出来之所谓“主义”也、“思想”也。它要靠数不尽的“智者”（wisemen），和常人（ordinarypeople），乃至军阀官僚、流氓地痞、洋奴大班的综合“经验”、“思想”、“实践”、“试验”等过程，并配合主观和客观的“机运”（chances&opportunities），分期分段，积累而制造之也。哪能专靠一两位“思想家”呢？  
　　写到这儿，我们也就要替“实验主义”那个框框之内的历史哲学家，尤其是杜威、胡适、邓小平师徒的理论，说点公道话了。他们“实验主义者”认为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之内（其实自然科学亦何尝不然），是没有什么“终极真理”（ultimatetruth）的——“真理”是在不断制造，和不断扬弃的程序之中。  
　　“实验主义先生”和“孙中山国父”一样，学名谱名是搞不清的。稍一翻它的族谱，就可查出它的原名就有四个之多。曰“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也；曰“实用主义”（pragmatism）也；曰“机会主义”（opportunism）也；曰“机具主义”（instrumentalism）也。  
　　杜威的“实验主义”事实上是个“实验报告”（labreport）。他把美国这个大实验室中，两百年来实验的结果。加以总结而“概念化”（conceptualized）之。  
　　胡适就不然了。胡氏没有进过实验室。他所着重的只是杜威的抽象概念。多谈“概念”还不是多谈“主义”，而他的“主义”，却没有触及当时中国的实际“问题”。所以他那套“经验主义”，很快的就让位了。  
　　我国“实验主义”的“二世”邓小平所搞的“黑猫白猫论”，事实上是一种“机会主义”。但是我们可别忘了，“机会主义”原为“实验主义”的基础。只是“实验主义”重在“实验”。任何实验其结果都是有正反两面的。搞“否定之否定”是最困难的实验。所以邓公今天的身分不是“垂帘听政”的西太后；他是个穿着牛仔裤的“实验室主任”（labdirector）。实验成功便可加入杨振宁、李政道行列，得诺贝尔奖金。实验失败，就只好到北京街上去蹬三轮了。  
　　笔者在本节内写了偌大一篇似乎与主题无关的议论，目的无非是想指明，要想把我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型态从中古的东方式，转型入现代的西方式，是多么复杂的运动。历史包袱太重，康有为以他所具有的那一点点中学程度的西学常识来搞变法维新，真是毗蜉撼大树，其失败在起步之前就已决定了。百年回看戊戌变法真如在玻璃球中也。可是康圣人在儒学上的火候就不那么简单了。下面辟专篇再细论之。  
　　*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四期   　     第六章 “新学伪经”和“托古改制”   　  第六章 “新学伪经”和“托古改制”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内所授的“西学”，包括他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开天辟地的体育课，都是些很原始的启蒙性的东西，值不得多费墨笔，故在上篇首先提出后，便一笔带过。  
　　“万木草堂”中学科的重点，是它的儒教“今文学”，和康氏用今文学观点所发展出来的两本教科书《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所以今文学实在是康氏变法的“意蒂牢结”的根基所在。  
　　康有为是在近代中国，受西学挑战而奋起搞政治改制的第一位改革家。他对传统中国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社会制度的了解，是蔚成宗师的，虽然他搞的到底只是中国思想的偏锋。可是他竟然能以此高度发展的中学偏锋，与最幼稚的西学认知相结合，搞出一套他自己的康有为思想，并画出他自己的“以君权行民权”的建国大纲的政治蓝图。再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加以推行。结果弄得人头滚滚，一败涂地。但是康之起伏也标志出中国现代化运动中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阶段。我们如不把康有为弄清楚，我们也就很难了解继康而起的孙中山、陈独秀、胡适、毛泽东乃至今日的邓小平和“民运人士”了。康有为的“意蒂牢结”的根基既然是传统儒术中的“今文学”；但是今文学又是个什么东西呢，康子这两部大着，所讲的又是些什么内容呢，为康氏以后诸大家作导论；也为一般读者作参考，且让不学略事钩沉。  
　　“今文学”浅说  
　　谈起“今文学”，我们不得不从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二一年（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中国之后，在文化上做了几件大事说起。第一件便是“文字改革”，所谓“书同文”是也。统一之前的中国大陆是七国不同文；齐（山东）楚（安徽、湖北、湖南）不同语的；而秦文与六国之文，隔阂尤大。统一前（亦如今日之“解放前”），秦人所用的是大篆、小篆和他们的简体字隶书。统一后乃悉废大小篆（包括秦人专用的古“籀文”），改用官订“隶书”。六国既被它统一了，秦政府也尽废六国之古文，一律改用隶书——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字大改革”。它也是全人类文化史上文改最成功的一次。  
　　东亚大陆上的东方文明，原是有其一致性的。但是自周平王东迁（公元前七七一年）至秦始皇统一列国（前二二一年），七国文明的分别发展，已长达五百五十年。由于各国文字不同、语言各异，再加风土人情、生活习惯也颇有差异：晏子所谓“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是也。所以各国虽共有《诗》、《书》、《国语》和诸子百家之学，彼此之间，“大同”固有，而“小异”亦多多也。（请参看现代白种人的欧洲诸国之间的异同。）  
　　值得注意的是：“小异”者，不徒文字书法之不同，义理之间亦每有严重区分也。如今尽废各国原有之“古文”，而以秦人专用的“今文”（隶书）改写之、统一之，“今”、“古”文版本之间的区别立刻就暴露出来了。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所以在秦始皇的“文字改革”之后，今古文之争，本来就呼之欲出了！这一情况，在中世纪欧洲，和东西罗马的“圣经学”中，也闹得很厉害。最可笑的莫过于今日的国共两党之争。它们于政争之外也就逐渐引起“繁体字”、“简体字”之争了。余于大陆上曾闻有“代表代表”的笑话。今日不加澄清，则五百五十年后，“繁文家”势将解为“代表之代表也”；“简文家”就要释为“带表的代表”了。  
　　文化本来也不是请客。你麻烦你的，我麻烦我的；河水不犯井水，各麻其烦可也。但是麻烦之间要牵涉到政权问题、饭碗问题、砍头问题，那么问题就大了。  
　　秦始皇搞“书同文”，本是好事。可是他陛下于统一后八年（公元前二一三年），忽然来个“焚书坑儒”并下“挟书之禁”。老百姓如私下藏书，看情节之轻重，就要被“黥为城旦”（脸上刻字、下放劳改）、砍头，甚至“族诛”。这一下便把东亚太陆，搞回到石器时代。民间要做点学问，就只好靠口述录音了。  
　　最高到有族诛大罪的“挟书之禁”，不因秦亡而稍弛。汉沿秦制，书禁末解。直至惠帝四年（公元前一九一年），这条死罪大法，才被撤销，它前后延长了二十二年之久。解禁之后，社会上通用的已全是“简体字”的“隶书”。禁书之前包括七国古文的“繁体字”，什么“大篆”、“小篆”和“古文籀书”，便甚少人通晓了。可是书禁既解，则“燔余之书”（包括始皇烧的和项羽烧的），和匿藏之书（像伏生家中和孔子故宅偷藏的“壁中书”），往往皆出。在政府鼓励之下，国立中央图书馆（中秘书）中也堆满了断筒残篇。为整理这些残书和口述稿，大家就只好全部使用简体字（隶书），所谓以今文读古文是也。“以今文（隶书）读古文（篆、籀）”事实上也是一种翻译工作。不同的译者作相同的翻译，其结果往往不同。更何况七国古文，各有其“异文”，而口述者如伏老先生，又不会讲“标准国语”，这样问题就大起来了。——君下见吾友柏杨以“白话”来翻译“文言”（通鉴）哉？更不见，“通鉴广场”及众多媒体，见仁见智者，对柏老之棍棒交加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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