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

小说:晚清七十年作者:唐德刚字数:3522更新时间 : 2017-07-31 02: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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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整个社会长期的运作;佛语所谓“福慧双修”,不可一蹴而就的。所以少说大话,搞点“黑猫白猫”,从头来起,也未始非解决之道。  
  如此说来,则康有为所搞的不但不是acculturation,反而是一种culturaldivision(文化割裂)。他把那些原不成问题的学术问题,所谓“今古文”的教条(dogmatism),搬出来和人吵架,使它成为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就是本末倒置了。  
  历史不会重演,而前车则可以为鉴。如今大陆上总算天不亡中国,把个大教条专家放进玻璃棺材里去了。而继起的小教条们,还在搞什么他们自己也一窍不通的“姓社姓资”的空头主义,吾为之掩卷叹息也。  
  当康有为在一八九五年搞其“公交车上书”和“强学会”之时,全国风从,连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都甘附骥尾,是何等声势?!其不旋踵而灭者,亦是空谈主义,以短取败。读者如不惮烦,下篇再结论之。  
  *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五期         第七章 公车上书和保国保种      第七章 公车上书和保国保种  
  “圣人”要“国父”拜师  
  甲午战后在中国兴起的政治改革热潮。上篇已略有所述,原有急进、缓进两派的。康有为所发动的缓进派,比杨衢云、孙逸仙所搞的急进派还要早两年——孙中山于一八九三年在广州行医时,原来也是个缓进派。他为仰慕康氏,曾托友好转致结交之意。谁知康氏自高自大竟然说“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拒不见孙。中山原也是个“舍我其谁”的人,何能拜康有为做老师呢?二人因此就缘悭一面了(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翌年孙上书李鸿章时,又碰到一位更自高自大的老官僚,抹了他一鼻子灰。中山一怒之下,才舍缓就急,遂转往夏威夷自组其“兴中会”,并结交了杨冲衢云来联合造反。谁知杨衢云又是个唯我独尊的人(见《谢缆泰回忆录》)。一槽容不下二驴,中山其后竟变成急进派的单干户。  
  康有为原来也是个求政治改革的单干户。当他在传统的科举制度里屡考屡挫的沮丧心情之下,他就想到科举制度。甚至所有传统官制和社会习俗之没有道理。再加上在香港、上海、天津一带租界里的所见所闻,益发增加了他要求改革开放的信心。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秋,那时年已三十一岁,在北京参加乡试,再度落第的老秀才康有为,感身世之落泊,思国事之蜩螗,内心实在忍不住了,乃认定时在朝中当权得势而颇负时誉的三位高官翁同龢、潘祖荫、徐桐为目标,投书论国是。主张变法维新——这是他搞变法改制实际行动的开始。  
  以一介“布衣”向朝中当权的公卿,写公开信,论国事,评时政,并自述身世学养,发怀才不遇的牢骚,原是我国古代穷知识分子的老传统。在那个既无报章杂志能让你投稿,又没有民主墙能让你贴“大字报”的专制时代。这本是穷知识分子发表政见,和在人才市场标售自己唯一的办法。“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们那位“文起八代之衰”,而以四条腿“千里马”自况的韩文公韩愈,便用这种方法在人才市场亮过相。同样的我们那位“斗酒诗百篇”、古今第一大诗仙李白,也在这一自由市场中标价出售过自己。篇前所言,我们的孙国父,不也上过书?  
  那些“买主”(buyers)如上述朝中那三位权贵,为着“爱才”、为着“颇受感动”,或许只是为着“沽名钓誉”搞“野无遗贤”的玩意,往往也“礼贤下士”一番。如此劳资两利。相互宣传,足使三尺微命,一介书生也得以扬名天下,光宗耀祖。就在这个传统之下,康有为向三位权贵上书之后,竟颇受青睐。三人之中尤其是翁同龢对他最为器重。  
  透过皇帝的老师上书  
  翁同龢那时是个不折不扣的“帝王之师”。他是同治、光绪两个小皇帝的老师,出入宫禁三十余年。在百日维新之前,他每天都要到毓庆宫去替光绪讲书的。在小皇帝日渐长大。垂帘老太后预备“归政”之时,同龢正是当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卫的“协办大学士”;两入“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他与那时权倾朝野的李鸿章,简直是平分朝政。时人揶揄他二人说:“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其权势亦可想见一斑。加以同龢又是“状元及第”,系出所谓“父子宰相、叔侄状元”的翁氏名门,真是天下无双的士林泰斗。  
  有了这样一条好“关系”和大“后门”的援引,康布衣在北京文化界和官场中的知名度也就日渐高涨。台阁之中既不乏纡尊降贵的高官时加捧场;翰苑中的文士更以交结为荣。这样一来,康君一不做二不休,就要向皇帝直接写信了。  
  老百姓,尤其是自命不凡的时贤名士,为着国家大事向皇帝直接写信,也是我国的老传统。自周武王时代的伯夷、叔齐开始,正不知有几千百人如法炮制。可是搞“上皇帝书”是有重大冒险性的。上得好,固然天恩有加;上得不好,惹起龙颜大怒,往往也被“下廷尉”、“下蚕室”,弄到杀头抄家的下场。  
  康有为搞第一次“上皇帝书”是在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也就是他见重于翁同龢的那一年。这时刚好在皇帝祖坟附近发生了“山崩千余丈”的灾难。这在传统的迷信上,叫做国有大故,天意示警。康氏乃夸大这个天意,上书请皇帝“变法维新”;并责难朝廷“不复登用人才”。但是皇帝是没有通讯处的,他得找翁同龢代递。孰知翁氏览书胆怯,就打了回票。  
  康之上皇帝书虽然上不去,可是毕竟是轰动朝野的大事。该害自然也是一篇今文大儒的呕心沥血之作;一篇脍炙人口的政论文章,遍传海内。水涨船高,有为也就随之文名大噪。因此这年他落第还乡,办起“万木草堂”来,不特新科举人梁启超慕名而来;那位潜龙在田的孙中山也想结交他一下。中山于一八九四年向李鸿章上书的灵感,可能就得自康有为。  
  “公交车上书”始末  
  有为在草堂中教了三年书,想不到时来运转,于一八九三年(光绪十九年),三十六岁的老童生居然在广州乡试中了“举人”。有了“举人”的资格,康圣人也就可以与比他小十五岁的天才学生梁启超,联袂去北京参加“会试”,争取“进士”的学位,作“天子门生”了。  
  康、梁师徒于一八九四(甲午)及一八九五(乙未)年两度入京。这时中日“甲午之战”方酣。我海陆两军,兵败如山倒;全国震动、人心惶惶。朝臣或主迁都抗战,或主订约媾和,莫衷一是。当时年轻的光绪皇帝,和他那并不知兵的老师翁同龢,原属主战派;而比较知彼知己、老谋深算的李鸿章集团,则说动年老怕洋的西太后,实行议约谋和,因此也发生一连串的“广岛拒使”、“马关议约”的国耻大事。——朝中也隐隐地形成帝后二党,暗中对立。  
  就在这国族岌岌可危的年头,北京却是个热闹非凡的城市。第一,一八九四这一年慈禧太后(一八三五~一九〇八)虚龄六十岁。这位有权而无知,当国三十五年性喜奢华的女独裁者,挪用了海军经费和京奉路款,加上内府外省的各种奉献,共花去白银数千万两,大修其“颐和园”及东陵的坟墓。奇技淫巧。工匠艺人,麋集北京,极一时之盛。第二,是年又是科举制度中的“会试”之年。各省新科“举人”数千人,各倾家当,齐集北京参加会试。  
  谁知就在这场熙熙攘攘的假繁荣里,忽然渔阳鼙鼓动地来,王师溃败,噩耗频传。一八九五年初春当乙未科进士正企待发榜之时,《马关条约》中对台湾与辽东之割地及两万万两赔款之噩耗,亦适时而至。一时群情鼎沸。新科举人数千人乃发动学潮,伏阙上书,誓死抗日。其中尤以台湾籍青年举人之痛哭流涕,最是感人。在此群情激昂之时,康氏原有他“上皇帝书”的老底子;梁则是一位“笔端常带感情”的煽动性作家。所以学潮一起,他师徒就领袖群伦了。  
  在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二日(阴历三月二十八日),康、梁师徒经一昼两夜之力,写成上皇帝“万言书”三章,呼吁“拒和”、“迁都”、“变法”。十八省在京举人集会响应。一时联署者多至一千二百余人。五月二日(阴历四月初八)乃由康、梁师徒领队,率十八省举人及市民数千人,齐集“都察院”门前,递请代奏。——此一群众集会,也可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所发生的第一次学潮吧。这就是那桩名垂史册的“公交车上书”了。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康梁这次上书是连一部“黄包车”也没有的。所谓“公交车”者,在一百年前无人不知;一百年后就无有人知了。原来在两千年前的汉朝,政府官吏很多都是地方举席的。这些被举之人抵达京师,照例都由朝廷派“公交车”接送。乘“公交车”是多么光鲜的事。自此以后“公交车”和“举人”就分不开了。公交车就是举人;举人就是公交车。  
  康、梁这次所领导的学潮,实在是一个“举人造反”的团体行动。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举人造反就等而下之了。就在这造反未成之时,朝廷的威胁利诱一时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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