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需有专书，今且让我们只重复一句；中国中央政府与四邻少数民族的“宗藩关系”，是一种古代东方的“联合国”与“会员国”的关系。这种国际关系，历经秦、汉……，通过唐、宋、元、明、清凡两干余年，虽时有起伏；但在基本性质，甚至形式上，和其它制度（如家族、宗法、婚丧、教育、文化、考试等等）一样，根本没有变动。  
　　若论其“历史作用”（historical function），则是一个东方“文明整体”（cultu re entity），或“宇宙国家”（universal state） 中，“细流”（tributaries）逐渐融入“主流”（main-stream） 的“历史程序”（historical process ）。  
　　但是这种东方式的文化“熔炉”（melting pool），是一种“自然的组合”（natur al course）。其中绝少经济因素；更不靠武力征服。  
　　——他们宗藩之间是有战争的；有时且十分激烈。但这种宗藩之争的“频率”（frequency），却远不及“藩藩之争”（war between vassal states）或少数民族内部的“部落之争”（tribal wars）的百分之一！ 而且有时是为维持“区域和平”（regional peace） 所发动的“保安战争”（peace -k eeping wars） ，如今日联合国之在波斯尼亚，及非拉等地所发动者。均颇有其苦心也。盖有时用和平方式，如发给西藏之“金瓶”，让其以抽签办法解决政权“继承之争”（w ar of succession）；解决不了，则以“武力仲裁”（military tribunal）之。  
　　再如越南在前清嘉庆时代，初告统一，乃向宗邦大清政府申请以“南越”为藩国国号。南越为古代大国，占地甚广，嘉庆帝恐其借口侵略邻邦，乃反勾其名，成为“越南”。亦为区域和平着想也。笔者曾有拙著专论之，不再重复。所以近年越南侵寮、侵柬，嘉庆帝如仍在北京，当有明诏制止之也。不奉宗主明诏，便命大将邓小平发兵“惩”之。  
　　总之，我们东方文明在人类历史上，也曾撑过半边天，汉家自有法度！只不幸这种旧法度在鸦片战后，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已不能继续存在。冲激于“历史三峡”之中，随波逐流，它就非“转型”不可了。  
　　长话短说。袁世凯这个不世“奇才”，这个“治世之能臣”，便是在这中韩“宗藩关系”转型末期，不顾一切，死命“打拼”的一位可泣可歌的民族英雄；也就是抗战初期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也。明乎此，我们对当年袁世凯在朝鲜，打拼些什么？又如何个打拼法？就可思过半矣。  
　　“唯利是图”竟成国际道德  
　　须知朝鲜当年的一切，正和中国国内一样，政治、社会皆在青黄不接的“转型”期首先在宗藩两国的朝廷认知中，“朝鲜为大清之属国”（早期韩政府向列强行文的国书上，便是如此自称的）就含意不明了。——吾人今日读史，尤其是今日南北韩人民读史，读到这一段，那真是深恶痛绝，认为韩王何以如此下践。这种心理在现代史学上便叫做“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了。吾人读史治史，不可以为时不过百年的“现时”价值观念，去强奸古人。遥想当年势能九合诸侯的齐桓、晋文（现代的罗、邱、史），不但不以“大周属国”为耻；且以大周属国为荣。韩“王”自称为“天子”属国，已逾两千年。日本且一度以不能为天子属国为耻，而痛恨韩人之横加阻扰呢！  
　　朋友，我们东方的政治哲学，是以伦理学为基础的。它是不鼓励以“国”为单位，去搞“种族主义”和“部落战争”的。我们的孔孟之道是“敬天法祖”，要统治者知“天命”、行“天理”、做“天子”，有教无类；看到“百武彗星”横行太空，“天意”示警，要下诏罪己……，认为朕躬于“德”有亏。大明亡国时，许多三韩士子，也搞“反清复明”。认为满虏爱新觉罗，入主中国，其“德”不足云云。余读韩儒所撰《热河日记》，真是感慨良多。总之，咱东方政治哲学，自孔孟而后，主旨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虽是个通天大牛皮，但是吹牛皮的政客（包括我们的蒋总统、毛主席），至少还“要脸”。  
　　西方的政客，尤其是搞国际外交的政客，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脸”。绝口不谈“ 仁义”，公开的唯“利”是图。  
　　就如这次海峡危机吧！美国政府送来两组大炮舰，气势凌人。你问它所为何来？山姆大叔本可吹吹牛嘛：咱为维护民主，伸张正义而来！  
　　——多冠冕堂皇啊！它不此之图，在国内宣传的主旨，却是曲不离口的“维护American interest； American interest！” （为着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利益！）它不如此宣传，便会使美国选民，怪他们政客“师出无名”——下流吧！  
　　其实西方古代的政治哲学，也并不如此。这种下流哲学实始自白色帝国主义兴起之后的代言人马基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96～1527）。“马基雅利主义”一出笼，有能力的西方的政客，都变成“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曹孟德了（威尔逊博士可能是少数的例外）。  
　　——毛泽东很欣赏尼克松。就是因为尼克松“美国利益”不离口，反倒是一个坦白的真小人。  
　　——其实毛公有所不知，自马氏哲学（包括马基维利和马克思）风行之后，伦理学中的义利之辨，已经换了位置。我们孟夫子所讨厌的这个“利”字，在现代西方伦理学，尤其是政治学中，早已变成了一个“道德名词”（moral term）。因此“保护你自己的利益”（Protect your own interest），以至保让你国家的利益，便反而成为道德哲学中，至高无上的道德教条了。  
　 ——今日起康德于地下，他的“绝对命令论”（catego rical imperative）应该也有新的内容了。  
　　五帝窥韩的底牌  
　　这种殖民哲学和侵略行为，就把在清末民初政治社会也在急遽转型的朝鲜，冲击得七零八落了。  
　　首先它分化了韩国的朝野，使其分裂成保守派、维新派、激进派。各派分别搞亲清、亲日、亲俄、亲英美法……，各是其是，动荡不停——但是却依人作嫁，很少能取得主动。  
　　环伺的帝国主义之中，野心最大，动作最积极的便是日本了。日本搞的是百分之百的当代西方的“殖民主义”，其目的和手段大致是：首先大量移民和扩展商务，从根本做起——其时日本旅韩侨民为华裔的十二倍：商业大致是华商的四倍。接着便大量扶植金玉均等亲日派，得机发动政变，组织亲日政府，割断中韩之间的宗藩关系。最后勾结法国，各取所需——法国占领安南；日本占领朝鲜。  
　　——可是日本那时实力未充。它两次发动政变，都受制于袁世凯，末得逞。日本之勾结法国亦为李鸿章所阻。李虽然在“中法战争”（一八八三～一八八五）中，丢了安南，他却能以夷制夷，利用英国，缓冲了日本。对访华的日相伊藤博文作了主权性的让步，许日以平等地位；但在朝鲜现场，却不遗余力的支持袁氏，把日本势力赶出藩国。维持了中朝的宗藩关系，直至甲午战败为止。  
　　第二个觊觊朝鲜的便是俄国了。但是和日本一样，它得先挖中国墙脚，扶植亲俄势力， 才能深入。这一阴谋也受制于我们的“小钦差”而中途泡汤。详情可参阅陈、侯二氏之巨着。  
　　英国此时志在西藏、九龙、长江各口岸，和山东沿海。对韩则不欲打破中韩“宗藩关系”之现状。盖“朝鲜为大清之属国”，终较朝鲜沦为日本或俄国之殖民地，对英为有利也。因此驻韩英使厄士顿（W.G.Aston）虽认为袁世凯太跋扈而主张朝鲜“独立”；驻华英使巴夏礼（Sir Harry S. Parkes）这个火烧圆明园的老牌帝国主义，反而暗中协助李鸿章以遏阻法国和日本的勾结。另外他更鼓励英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Sir Robert Hart），遣送一位德裔老帝国主义摩伦道夫（P.G.Mollendorf），去朝鲜协肋袁世凯整理韩国税收，加强海关监督。有着英德两强背景的摩老日耳曼，在朝鲜表现得比袁世凯更为跋扈而有效率。韩廷因此税收大增，袁世凯所训练的五千亲军，也军容大振。足令日俄使臣，均为之侧目。  
　　最后就是美国了。我们的蒋老总统说得好：“美国也是帝国主义。”这个青年帝国主义，首先要统一北美，视为“天降大任”（manifest destiny）；次要独霸南美，名之曰“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内战后目光渐及远东，终于占领了菲律宾。在这一系列扩张行为中，也出了不少的小帝国主义者。英法联军时的美公使伯驾（ Peter Parke r），和八国联军时的美公使康格（Edwin H. Conger），都是力主占领台湾的老牌帝国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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