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便认为，土地国有政策将使“游荡无赖子将利用军兴机会，尽夺富人财产”，而使天下大乱。见张朋园前书页二四四，引《新民业报》第七十五号。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事实上是“共进会”发动的。而共进会则是由松懈的原同盟会会员（多为华中各省人）分裂出来的。活动分子多为当时华中一带革命运动的成员和骨干。他们对“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都无异议。惟对“平均地权”这一条无认识，亦无信念。所以共进会于一九零七年在东京成立时，把同盟会誓辞中“平均地权”的顺口溜改为“平均人权”。但是平均人权究是什么意思，大家就各就所好了。关于共进会中之争议，诸家报道甚夥，参见《孙逸仙先生传》上册页六六八～六八一。  
　　关于同盟会时期之美国倾向，见注。至于民初之中国政治制度，除直接民选之外，几乎全部抄袭美国之三权分立制，参见钱端升著《民国政制史》（上海，商务，一九三九）第一章。此地笔者是从学理方面立论的。  
　　胡适先生生前一再对我说，民国初年的政府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最好模式，那时的参、议两院议员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中国失去这一机会，至为可惜云云。  
　　民初政党政治之糟乱，论者多矣，参见李剑农著《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海，商务， 一九四七）第十章。  
　　早期史家、报人、小说家之作，如上引李剑农和谷钟秀（《中华民田开国史》，上海， 一九一四）等甚多。知名作家之外，笔者亦尝对“国民党”内之反孙议员所形成的“政学系”一派加以分析。载上引《海外论坛》第二卷七、八、九三期，一九六一年八、九月。  
　　美国革命（一七七六～一七八四）和中国辛亥革命（一九一一）之后，双方理论家都在摸索个新制度。二者之别是前者纯从制度本身出发，后者则参以以人改制，对人不对事。如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即其一例。钱端升氏论之弥详，见上引钱书第一章，及谷书三、四两篇。其症结则在于所谓议员，只是一群政客官僚，社会上并无所谓“选民”也。这种政客集团为中国传统之产品。与现代的“资产阶级”也拉不上关系。  
　　见注。  
　　民初之《临时约法》是针对制袁而拟订者。唐绍仪为内阁总理任内，袁尚无废约法之迹象。迨内阁迭经更换。宋教仁乃公开要求组织“纯粹的政党内阁”以制袁，然而并未言明“政党”有何选民基础。如此，所谓“责任内阁”只是一群小寡头政客之联合，以挟制大寡头，其招致大寡头之反击，自属必然。如此类似事件，孙、袁以后之政治史上，屡见不鲜。关于宋教仁的制袁言行，参阅李剑农书第十章及当时报章新闻。  
　　袁世凯后来干脆背叛民国，搞其帝制，固无论矣；孙氏组织“中华革命党”。其党章载明“军政时期”要以一党，甚至一魁，独裁专政。这都是袁、孙二人对民初议会政治破产之反应。虽然孙公在军政之后，加上个训政和宪政，但是历史上，哪一种专政学理（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没有一个全民一致“自由平等”的远景呢？在任何专政理论家的笔下，“专政”都是不得已的短暂阶段。  
　　部分“中华革命党”资料散见《革命文献》第五辑。史实与掌故参见《国父年谱》（台北，党史会编，一九六五年增订本）及上引《国父全书》等著述。  
　　黄、汪、于、李、柏等人，以党见不同，均未随中山赴日而各奔东西。此一元老涣散情况，不但使国民党变质，且在当权派中枢，亦渐见江浙系领导阶层之崛起，国民党发展乃进入另一阶段，参见沈亦云（黄郛夫人）著《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社，一九六八）页八五～九零；薛君度蓄、杨慎之译《黄兴与中国革命》（香港，三联。一九八零） 页一五零～一五二。黄郛夫人藏有原档数百件，笔者据之，曾将其回忆增删译为英文稿八百余页，藏哥伦比亚大学。  
　　见注。  
　　见卢梭《民约论》。孙文早期思想颇倾向于西方民主先哲洛克（John Locke，1632～1704），鲁索、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1865）等人。一九一三年以后，思想转变。甚至对卢梭“天赋人权说”于《三民主义》讲演中大加诟病；论调无形中与列宁已渐趋一致矣。散见《民权主义》讲演及《孙文学说》。  
　　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上册第十七章。颇为孙公辩护，然于真相叙述甚详。足资参考。  
　　自“中华革命党”成立，至孙公逝世之十年中，党权执于孙氏一人之手，其款项帐目，纵党中高级干部亦无所知，与同盟会时代迥异。  
　　参阅李毓澍著《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十八，一九六六）。  
　　此段为顾维钧先生亲口告我者，他并说我是他这段故事的“第一个历史家”听众。笔者是五、六零年代之间。襄赞顾氏撰写他的《回忆录》的所谓五位学者之一，一人干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活，也是苦工做得最苦的一位。这段故事，我原用英文写下，后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由北京中华书局发行。见该回忆录第一册第二卷。  
　　见《胡适留学日记》及《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社。一九八零）页七一。见注及《孙逸仙先生传》下册目一二四八～一二五一。当“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于一九八六年秋在翠亨村举行时，日本学者松元英纪教授的论文中，即指中山当时不惜牺牲足与二十一条相匹敌之中国权益，想“联日”、“讨袁”，并与袁“速战”。松元君并自战前日档中影印了孙文致日本有司小池张造的私函原件。  
　　见孙文致小池张造函影印本。哥伦比亚大学教授C .Martin Wilbur（华名韦慕庭） 于其近著《孙逸仙，沮丧的爱国者》（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New York： Colu 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第四章页七六～一一一及页三一四～三二四（此书国内有汉文译本），遍引英、日文史料以阐明孙中山于“二干一条”交涉前后，与日本秘密以国家权益换取日援之尝试。吴相湘教授亦遍引相同史料为孙氏辩护，并引彭泽周撰（载《大陆杂志》第六十卷第六期，一九八零年六月），指此函“伪造之可能性极大”。见《孙逸仙先生传》下册页一二四二。吴先生复指出孙致小池函出让权益较多，致大隈函在后，而出让权益反少。所以“大有值得怀疑的”。（同上，页一二四四）事实上，此处吴教授有笔误。孙致小池函较致大隈函晚十个月（致大隈函为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一日，致小池函则为一九一五年—— 即大正四年——三月十四日），吴书误记致小池函为一九一四年。  
　　笔者另有一篇英文稿，论孙公之“暂时专制”与袁氏之“承继式的寡头政治”思想形成之始末，已由李又宁教授于一九八八年印出，见本书德刚自序。  
　　斯时日本侵华当道，曾不惜巨资透过多种管道，四处支援在中国境内之反袁实力派，孙公只是其中之一而已。近年日本及美国史家对此类史料发掘至夥，略见上引韦慕庭前书英文原版页八四、三一七。  
　　自中山于一九一七年九月一日在广州成立“军政府”，被选为“大元帅”之后，中国即未再统一，始终维持两个法统。以迄于今。第二次国共合作（一九三七～一九四五）抗战初期之数年。虽较协调，然亦只是貌合而已，实际上，仍是两个政府同时存在也。  
　　有关“府院之争”史料至夥。近著较详实者，见沈云龙著《黎元洪传》（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出版，一九六三）第十一、十二章。  
　　黎、段之争，政治成分、心理因素均甚复杂，是非难言。然撤开当时军阀官僚私意， 以国家利益而论，则参战为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一九一九）与华盛顿会议（一九二二）所获实利，足证之也。  
　　据民国元年《约法》，总统任冕下属之命令，须国务总理副署始能生效。今段氏拒绝副暑黎对自己之撤职令，则此撤职令自属无效。此为民国元年《约法》对人（袁世凯）不对事之后果。法学家钱端升论之甚详，见前注。  
　　关于府院之争的风风雨雨，记载最详尽的为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北京，三联，一九五七）第二册。  
　　同上。第二十七～三十章。  
　　同上，第三册页一九五～二零零。  
　　当年在北京任国会议员的政客，既非由人民投票产生，他们也无选民须对之负责，又没有任何专制寡头可以用生死荣辱来控制他们；因此他们的政治活动，分离组合全凭一己之良心及利害来定取舍。于是国会中派系如毛，各为私利而倾轧。李剑农教授曾制表以示其大略，见氏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台北，商务，一九五九；初版于上海，一九四八）下册页三六七“民初政党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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