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十月十日武昌首义时，同盟会和那些首义团体，的确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但是“革命”原是在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下，“一时俱发的群众运动”（ a. spontaneous mass movement）。在爆发之前，更重要的则是有一个“全国一致信服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此一意志，虽革命群众人人皆有，然其中总有一两个，甚或只有一个团体，为“众星所拱”，为兄弟团体所信服的，“马首是瞻”的老大。中国革命如此，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也都是一样的。老实说，辛亥革命前后，革命群众所一致笃信不移的共同意志，只有八个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须知袁世凯就是抓住上四字而掠夺了革命果实， 身正大位的；他也是背叛后四字而身败名裂、遗臭青史的。）而同盟会却正是这桩“共同意志”的发源地和推动者。它也是化这一意志为革命行动的“马首”。它更提供了“以美国为模范”的运作方式、抽象理论，和领袖人才。  
　　——辛亥革命期间，“同盟会”之外， 其它的小革命团体，都只是一些“娃娃队”、“红卫兵”。他们造反有余；建立民国就不是他们办得了的事了。所以治辛亥革命史而忽略了“同盟会”领导的重要性，正如治黑奴解放史而低贬了林肯一样，都是二次大战后，美国繁琐史学滥觞的结果，不足取也。  
　　可是同盟会当时这八字灵符，宣传起来，虽有其摧枯拉朽之力；而实行起来，却有其难易之分。“驱除鞑虏”那时是最有效率的口号。它扩大了统战范围；缩小了打击目标。把大清帝国的一切罪恶，腐烂社会的一切不平，帝国主义的各项侵略，这些大黑锅，都让“鞑虏”大哥一肩背了过去。把“鞑虏”一下“驱”掉了，一个灿烂光辉的中华上国，立刻就可“恢复”了。——好不痛快哉？！  
　　驱除鞑虏岂难事哉？非也！现在纽约市大执鞭，当年是“正黄旗”贵族的吾友黄庚教授，便时常指着他自己的鼻子向我说：“你们（汉人）那时要驱除的鞑虏，就是我！ ”“ 我们（汉人）”那时为什么要“驱除”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小鞑虏黄庚呢？我拍拍黄教授说：“我们不但不驱除你，还把汉家姑娘嫁给你呢！”  
　　所以孙中山那时要“驱除鞑虏”，只是驱除几个可怜又可嫌的满族寡妇孤儿，和十来位昏聩糊涂，连半句“满语”也不会说的满族老头子罢了。其后袁世凯歪歪嘴，不就把他们“驱除”了？——干净利落。  
　　可是那八字灵符的下四字“建立民国”，就不那么简单了。中山与同盟会诸公，首先即以他们自己新组织的同盟会为示范，来试验那个“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和“司法独立”的美国式的共和模式（republican mode）。  
　　“同盟会”于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日在东京成立时，其组织形式即分“执行”、“评议”（立法）、“司法”三部。中山由全体一致推选出任“执行部总理”， 黄兴当选为“执行部庶务”， 等于副总理。汪精卫则当选为“评议部议长”； 邱家彦为“司法部判事长”。每部各有分属。全会干部三十余人，三权分立，煞有介事。然据曾任执行部书记的田桐回忆：“当时以秘密结社，最忌手续繁复。稽考时日，司法、评议二部，尤难实行。同人提议开三部联合会。遇有重要之事，将三部人员结合，一次议决实行。自此制行后，司法、评议二部未曾独立行使职权矣。”（见田桐，载（《革命文献》第二辑）事实上，当一九零七年三月四日孙总理接受日人馈金离日时，如此重大事件，他们显然连会也没有开过。于此一纠纷，我们就可看出这个革命司令部内，平时会务操作的程序了。其后由“同盟会”进而改组为“国民党”而“中华革命党”而“中国国民党”。连“总理”、“总裁”二职称都变成孙、蒋二公专用的“谥法”，再没有第二个“总理”，第二个“总裁”了。三权分立云乎哉？有人或许要问：既然如此，革命不就不彻底了吗？朋友，革命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它是分阶段前进的。每一阶段都有些进步，搞了七、八上十个阶段，“革命”就会“成功”了。用不着做急色鬼。所以当时以一个首倡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神圣政党、国父完人，以身作则，尚且如此，欲以之托诸军阀及“八百罗汉”（民初国会议员的集体诨名），而期其有成，岂非缘木求鱼哉？辛亥革命过去八十年了。我们搞“建立民国”，到现在已换了几个朝代，而我们的“民国”至今还是个半调子、“四不像”，实在是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是一个真正的“民国”，最后是必然要出现的。不信，等着瞧嘛！  
　　三权已足，五权不够  
　　精通“国父思想”、“孙文主义”的专家们，可能认为笔者所说的“八字”灵符，太简单化了。国父还有“五权”宪法呢！你只提了三权；国父还有“三民主义”呢！你只碰到二民。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你就不谈了耶？  
　　限于篇幅，应另有专篇始能详答。简而言之，我们要知道，国父也是逊清遗老，去古末远。他老人家看中了祖宗遗教中最最可取的两大制度：“ 考试制度”和“御史制度”。他要把它们延续下来。于三权之外，另设“考试权”和“监察权”。殊不知这对难兄难弟，都只是“农业社会”和“中央集权”前提下的天才发明。可是在工商业发达，现代化的“多重中心的社会”（multi-centered society） 里，他兄弟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在一个多重中心的现代化社会里，要“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就以这超级工业化的美国情况来说吧。凡是沾上要领取执照的职业，几乎无一不要考（虽然“考试”这个怪物原是中国人发明的）。且看律师、医师、建筑师、会计师、社会服务员（social worker） 、警察、邮务员、飞行师、领航员，甚至尝酒师（winetaster） 、水喉工、地产经纪、货车驾驶员、出租车驾驶员、电器工、电梯操纵员、私家车驾驶员……盖不下百数十种，再加上各大公司行会，亦各有其专业考试，下及垃圾夫等等……无不有其考试。一个“考试院”哪考得了那许多？所以中山所特别强调者，只是“文官考试”（高普考），专为入朝当官而参加之考试也。试问今日台港有志青年，有几个要做官？他们要在工商界当大老板呢！“考试院”派啥用场？  
　　至于“监察权”就更不值一提了。我国传统上的“御史”也、“言官”也、“参劾”也， 都是专制政体中的看家狗（watchdog）罢了。最近在台湾的蒋纬国将军为了“私藏”几十枝“打靶枪”被揭发，便弄得手忙脚乱。在他老子和哥哥当政的时代，纬国要私藏几个原子弹，于右任院长敢瞥他一眼？——在一个现代化的政府之中，发生监察作用的，不是御史大夫也，反对党也！所以在一个现代化了的政体之内，防贪防腐，三权已足。政治民主化不了，搞五权、十权亦无济于事也。设个专打苍蝇的“监察院”有屁用？  
　　再看无劳增值、涨价归公  
　　再看看国父的“平均地权”的高论吧！中山那时谈平均地权，非搞毛泽东式的“土改”也。他的重点是亨利·乔治的“单税法”中“无劳增值、涨价归公”那一套——说浅显一点，中山先生反对现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炒地皮”。伦敦地价在十九世纪涨了三千倍。不知出了多少地皮客、大富翁。其后美国和澳洲也急起直追（读者也可看看今日的香港、台北甚至厦门）。亨利·乔治老兄在纽约点出了这一点。一八九六年中山在伦敦待了八个月，也证实了这一点。孙中山是个好学深思的人，一辈子都在中西典籍（尤其是西书——毛泽东不如孙中山，就是他不读西书）中探索学理。读到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之后，恍然大悟，非反对炒地皮不可。  
　　中山和乔治这一套，都是相当深奥的。它不是青年留学生如薛仙洲，和八股文专家胡展堂或“一夜就学会了日文”的梁启超所能轻易了解的。所以他们都曾和中山“激烈争辩”，甚至反对到底。这一套对“同盟会”、“共进会”里面的红卫兵们来说，那就更是一头雾水了。因此共进会后来颁布的“会章”，一切都以同盟会的会章为蓝本，只是把“平均地权”一条改为“平均人权”。胡汉民在《民报》上谈“六大主义”，其中之一竟然是“土地国有”。“土地国有”属于王莽和毛泽东，非孙中山也。  
　　中山那时所搞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分田”、“土改”，那他老人家晚年才想起的“耕者有其田”，一句话就够了。提倡“耕者有其田”，则“十代务农”的梁启超，和早年贫无立锥的胡汉民，都不会反对的。殊不知早年中山所搞的却是亨利·乔治一套的洋东西，对胡、梁等一些土老儿说来就有对牛弹琴之感了。  
　　其实亨利·乔治（一八三九～一八九七）和马克思（一八一八～一八八三）一样，都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家。乔治第一本谈“土地政策”的书是一八七一年出版的，那时资本主义的诸“大王”，都还潜龙在田，蓄势未发；只有炒地皮才一马当先。所以乔治先生以为用“单税法”解决了土地问题，其它一切社会经济问题，也都可迎刃而解了。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www.llskw.org。来奇网电子书手机版阅读网址：m.llskw.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