螽斯在枯黄的草地里吱吱地叫着；鹌鹑仿佛不高兴地啼喊着；鹞鹰在田野上空从容地飞翔，时不时地在一处停歇下来，迅速地拍了拍翅膀，尾巴如扇子似的展开。我们热得一动不动地坐着。蓦然从我们后面的峡谷里传来了一阵脚步声：有人朝着泉水走来。我回头一瞧，就瞧见一个五十来岁的满身尘土的庄稼人，身上穿一件衬衫，脚登树皮鞋，背着一只背篓，肩上搭着一件粗呢上衣。他来到泉边，大口大口地饱喝了一通水，慢慢地站起身来。
　　“是你呀，符拉斯?”“雾”朝他打量了一下，喊了起来，“你好呀，老弟。你是打哪儿来呀?”










莓泉(3)

　　“你好，米海洛?萨韦利伊奇，”庄稼人走到我们跟前说，
　　“打大老远来。”
　　“上哪儿去了?”“雾”问他。“上了趟莫斯科，去找老爷。”
　　“为了什么事呀?”
　　“去求他。”
　　“求他什么呀?”
　　“求他减轻点代役租，要么就改劳役租，或者让我换个地方也行……我儿子死了，眼下我一人对付不过来。”
　　“你儿子死了?”
　　“死了”庄稼人沉默了一下，接下说，“我儿子以前在莫斯科赶马车；说实话，代役租是他替我缴的。”
　　“难道你们如今还缴代役租?”“是呀。”
　　“你家老爷怎么说呢?”
　　“老爷怎么说?他赶我走!他说，你怎么敢直接上我这儿：这种事有管家管嘛；他说，你应该先向管家报告……让我给你换到哪儿呀?他说，你得先把欠的租交清了。老爷真的生气了。”
　　“怎么，你就这样回来啦?”
　　“就回来了。我本来打算查问一下，我死去的儿子有没有留下什么财物，可是没有弄清楚。我对儿子的老板说：‘我是菲利普的爹’；而他对我说：‘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他爹呢?再说，你儿子也没留下什么；还欠我的债呢。’我就这样回来了。”
　　这庄稼人是带着微笑对我们谈这些事的，好像是在谈别人的事，可是他那双小小的、眯拢的眼睛里却是泪水盈眶，嘴唇抽搐着。“那么你现在就回家吗?”
　　“还能去哪JL?当然是回家。说不定我老婆正饿着肚皮呢。”“那你还是……那个……”斯捷普什卡突然开口说，却又觉得不好意思，便不说了，把手伸到罐里翻弄鱼饵。
　　“那你去找管家吗?…‘雾”继续说，带点惊讶地扫一眼斯捷帕。“我去他那儿干什么?……我还欠着租呢。我儿子在死以前就病了一年，连他自己那份租金都没有交……我也不去操那份心了：反正从我身上挤不出什么了……老哥，任你怎么有鬼主意，都用了：我不管那一套了!(庄稼人哈哈大笑。)不管他怎么耍聪明，金季良?谢苗内奇，总归……”
　　符拉斯又笑了起来。
　　“怎么样呢?这可不好，符拉斯老弟，”“雾”一字一顿地说。
　　“有什么不好?不……(符拉斯的话音断了)天气真热呀，”他用衣袖擦下脸，又说了一句。
　　“谁是你家老爷?”我问。
　　“瓦列里安-彼得罗维奇?×××伯爵。”“是彼得?伊利奇的儿子吗?”
　　“是彼得‘伊利奇子，”“雾”作了回答，“彼得?伊利奇还在世那会儿就把符拉斯住的那个村子分给了他。”
　　“是这样，他身体好吗?”
　　“身体好着呢，感谢上帝，”符拉斯回答说，“他气色红润，脸好像更胖了。”
　　“是这样，老爷，”“雾”朝着我说，“要是在莫斯科附近就好些，可是在这里得交代役租。”
　　 “租金得多少?”
　　 “租金得九十五卢布。”符拉斯嘟哝说。
　　 “喏，您知道，耕地没多少，尽是老爷家的林子。”
　　“有人说，那林子已卖掉了。”那庄稼人说。
　　 “喏，您看看……斯捷帕，给我个鱼饵……斯捷帕?你怎么啦。睡着啦?”
　　斯捷普什卡猛地振作一下。庄稼人在我们旁边坐了下来。我们又不作声了。对岸有人唱起歌来，多么忧伤的歌呵……我这位可怜的符拉斯发起愁来……
　　过了半小时后，我们便分手了。










县城的大夫(1)

　　秋天的时候，有一回我从很远的野外打猎归来，途中着了凉，病了。我发起烧来，幸好这时候已到了县城，在一家客店住下了。我打发人去请医生。半小时后来了一位县城的大夫。此人个头不大，瘦巴巴的，头发乌黑。他给我开了普通的退烧药，要我贴上芥末膏，挺麻利地把一张五卢布钞票塞进他那翻袖口里，而同时干咳了一声，瞧了瞧旁边，本来想要立即打道回府，不知怎的，跟我聊了起来，于是留了下来。我受着高烧的折磨；我料想夜里会睡不着，巴不得有个人同我侃侃大山。茶端上来了。我的医生便打开了话匣子。他这个人不笨，口齿伶俐，说话颇有风趣。世上有些事好奇怪：你同有的人相处很久，关系也挺融洽，可是你从来不向他披肝沥胆，倾吐心曲；而跟有的人剐刚结识，便视为知己，彼此把心里的全部隐私像忏悔似的全掏给对方。我不清楚我是凭什么博得了我这位新朋友的信任，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便把一件相当动人的事，如常言说的，“拿来”说给我听了。现在我就把他所讲的事说给我知音的读者听听。我尽量用那位大夫的原话来叙述。
　　“您知不知道，”他开始说了，嗓音显得乏力而发颤(这是因为抽了纯别列佐夫烟草的缘故)，“您知不知道本地的法官帕韦尔。卢基奇．梅洛夫?……不知道吧……那没关系。(他咳几下清清嗓子，擦擦眼睛)。您看，怎么说好呢，就照实对您说吧，事情是发生在大斋期里，那正是冰雪消融的时节。我坐在他——我们的法官——家里，在玩普列费兰斯纸牌。我们这位法官是个好人，对玩这种牌很着迷。突然(我的大夫常常用‘突然’这个词)有人对我说：“有人找您。”我说：‘有什么事?’
　　那人说：“他带来一张条子，也许是病家写的。”
　　我说：‘把条子拿来。’果然是一个病家写的……那是好事——您明白，这就是我们的饭碗嘛……是这么一回事：那条子是一位守寡的女地主写给我的；她说，‘我女儿病危，看上帝的面上，劳您驾来一趟，我派马车接您。’嗯，这倒没有什么……可是她家离城有二十俄里地，当时已是深更半夜，而且道路又是那么糟!再说啦，她那家又穷，很难指望出两个银卢布以上的诊费，就连这点钱还未必有，没准只给些粗麻布或者旁的一点儿什么。可是您明白，职责重于一切嘛，人家快要丧命了。我突然把纸牌交给那位每场必到的牌友卡利奥宾，就赶回家去。一瞧，一辆小马车已停在台阶前；那几匹马是农家的马——是些大肚子马，肚子特别大，身上的毛简直像毡子一样，那车夫为了表示崇敬，脱了帽坐在那里。我心想，一看就知道，老兄，你的主人不是家财万贯的主呀……您笑了，对您直说吧，我们这些穷哥们，凡是都要掂量掂量……要是车夫像个公爵似的坐着，不脱帽子，还从胡子底下冒出几声冷笑．一边摇晃着鞭子——我敢说准能拿到双倍的诊金!而这一回，我知道不会有那样的运气。不过，我心想，没法子，还是救人要紧嘛。我带上一些最必需的药品，就动身了。您信吗，我费了老劲才勉强到达的。道路糟透了：又是小河，又是雪，又是烂泥，又是水坑，突然有一处堤坝还决了口——多糟糕呀!可我还是到了。病家的房子很小，房顶是麦秸铺的。窗子里亮着灯，想必是在等我。一个恭恭敬敬的老太太戴着便帽出来迎接我。她说，‘救救命吧，她快不行了。’我说，‘请别着急……病人在哪儿呢?“请到这边来。”
　　我一看，是一个干千净净的小房间，角落里亮着一盏神灯，床上躺着一位二十来岁的女子，处于昏迷状态。她体温很高，呼吸困难——患的是热病。房间里还另有两位女子，是她的姐妹，她们甚是惊恐，眼泪产汪的。她们说：‘昨天她还好好的，吃东西也有胃口；今天一早便说头痛，到晚上就这样了。’我再次说：‘请别着急。’您知道，这是医生必须说的话，接着我便开始给病人诊治。我给她放了血，吩咐给她抹上芥末膏，开了药。这时候我瞧了瞧她，瞧着瞧着——我的天，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标致的脸蛋……简直可说是个绝色美妞!我的怜惜之一哥便油然而生。那容貌真招人喜欢，那双睛……过一会儿，感谢上帝，她安静些了；她发了汗，似乎清醒过来了，向周瞧了瞧，微微一笑，用手摸摸脸……两位姐妹向她俯身问道：-你怎么样啦?’‘没什么，”她说，身子转了过去……我一瞧，她睡着了。于是我说，现在该让病人安静一会儿。我们便蹑手蹑脚地走出去，留下一个丫头在那里随时侍候。客厅的桌子上已摆好了茶炊，旁边还放着牙买加酒：干我们这一行是少不了它的。给我上了茶，并请我留下过夜……我同意了，这时候还能去哪儿呀!老太太叹气不已。我说，‘您何必这样呢?她会好的。请别担心，您自己去好好体息一下：已经一点多钟了。“要是有事，请您叫人喊醒我好吗?“好的，好的。”老太太出去了，两位姐妹也回到自己房里去；已经给我在客厅里铺好了床。我躺下来，可就是睡不着——多么奇怪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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