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卡佩塔不知道卡利正在说什么，好奇她是否将汉娜·斯塔尔的案情细节和失踪的婴儿凯莉·安东尼的头发混为一谈了，那个婴儿的头发是在家里的汽车车厢里发现的，据称头发显示出了分解的迹象。

　　“那如果人没死，你怎么解释头发会发生死后损伤现象？”卡利死盯着斯卡佩塔，那眼神令人心惊。

　　“我不知道你说的损伤是什么意思。”斯卡佩塔说，心中冒出一个念头，她应该拂袖而去。

　　“比如，我们就说被虫子损害了吧。”卡利大声地敲打着铅笔，“我掌握了可靠消息，在汉娜·斯塔尔的案子中找到的头发显示出了损伤的证据，是那种人死后才会显示出的痕迹。”卡利对准摄像头，“这个消息尚未公布于众。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在这里讨论这点，就在此刻，在我的节目中。”

　　“虫害并不一定表示掉头发的人已经死了。”斯卡佩塔回答了这个问题，避开了汉娜斯塔尔的话题，“如果你在家里、自家的车里、自家的车库里自然掉发，头发有可能，实际上很有可能会被虫子损伤。”

　　“也许你能跟观众解释下昆虫是如何损伤头发的。”

　　“它们会吃头发。用显微镜看，你能看到咬痕。如果你发现头发上有这种损伤，通常会认为头发不是最近掉的。”

　　“你会认为这个人已经死了。”卡利用铅笔指着她。

　　“光这一点，不，不能得出这个结论。”

　　监视器上显示出两个人的头发的放大照，放大了五十倍。

　　“好吧。斯卡佩塔医生，这是你让我们放给观众看的照片。”卡利说，“请告诉大家我们看到的究竟是什么？”

　　“死后根带。”斯卡佩塔解释道，“或者，用重量级痕量证据检验官尼克·彼得科的话说：不透明的椭球带，在沿着最靠近头皮的毛干上包含有平行延长的空气空间。”

　　“哟，请为观众解释下，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请看照片，就是球状根部的暗影区。看到黑色的根带了吗？可以这么说，这个现象在活人身上不会出现。”

　　“我们看到的是汉娜·斯塔尔的头发。”卡利说。

　　“不是，当然不是。”如果她当场拂袖而去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糕。无论如何要忍过去，斯卡佩塔暗暗告诫自己。

　　“不是？”一阵戏剧性的停顿，“那这些是谁的？”

　　“我只是在给大家演示通过显微镜分析头发能得出什么结论。”斯卡佩塔回答道，好像这个问题是合理的，而实际上根本不是。卡利非常清楚这根头发不是从汉娜·斯塔尔的案子中选取的。她非常清楚这个图像很普通，是斯卡佩塔惯常在法医学死亡调查学校做幻灯片时使用的。

　　“这些不是汉娜的头发，和她的失踪没有关系？”

　　“这些不过是个例子。”

　　“好吧，我想这就是人们说斯卡佩塔因素时所表达的意思。你耍花招来支持自己的理论，很显然汉娜已经死了，这正是为什么你会给我们看一个死人掉下的头发的原因。好吧，我同意，斯卡佩塔医生。”卡利放慢语速，强调说，“我相信汉娜·斯塔尔已经死了。我相信发生在她身上的不幸有可能和在中央公园被残酷杀害的慢跑者托尼·达里恩有关。”

　　监视器上出现了一张托尼·达里恩的照片，她穿着紧身裤，一件小而暴露的上衣，背景是保龄球道，另一张照片——是她的尸体现场照。

　　她是从哪里弄到这张照片的？斯卡佩塔没有表露出自己的惊讶。卡利怎么能弄到一张现场照？

　　“大家都知道，”卡利·克里斯宾对着镜头说，“我有自己的消息来源，多数情况下不能把消息提供者公开，但我能证实这条信息是真的。可以说，据我所知，至少有一名证人已经向纽约警局报告托尼·达里恩的尸体是今天一大早从一辆黄色出租车里被拖出来的，很显然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干的。你知道这个吗，斯卡佩塔医生？”她和着铅笔放慢的节奏问。

　　“我也不会谈论托尼·达里恩的调查情况。”斯卡佩塔努力不让那张现场照分了心神。看上去像是首席法医办公室的法医调查员今早拍的照片。

　　“你说过会谈点什么。”卡利说。

　　“我没有这么说过。”

　　“让我来提醒大家一下，汉娜·斯塔尔最后被人看见是在感恩节前一天，她在格林威治村和朋友共进晚餐后上了一辆黄色的出租车。斯卡佩塔医生，我知道，你不打算谈论这个。但让我来问你一件你能回答的事情。防范难道不是法医职责的一部分吗？难道你们不应该推断出某人死因，以此来防止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防范，当然有。”斯卡佩塔说，“防范有时候要求我们当中那些对公众健康和安全有责任的人在发布信息时持极为谨慎的态度。”

　　“好吧。那请问，告诫公众也许有个连环杀手开着一辆黄色出租车在纽约市晃荡，寻找下一个受害者，难道不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如果你掌握了这样的消息，难道你不应该把它们公布于众，斯卡佩塔医生？”

　　“如果信息可靠，也能保护公众，是的，我赞同你的观点，应该被公布。”

　　“那为什么没有公布？”

　　“我不知道是否有这种消息，或这个消息是否属实？”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你在停尸间里收到一具尸体，警方或一名可靠的证人说也许是一名开着黄色出租车的司机干的，你难道不认为有责任把这个消息告诉公众，以防其他可怜无辜的女性遭受同样残忍的奸杀？”

　　“你偏离了主题，进入了一个超越了我的知识范围和司法权的领域。”斯卡佩塔回答道，“法医的职责是判定死亡的原因和方式，为执法人提供客观的信息。不能指望法医履行法官的职责，或在收集的和他人制造的信息或谣言的基础上发布所谓的秘密消息。”

　　讲词提示装置告知卡利有人打进了电话。斯卡佩塔怀疑制片人亚历克斯·巴恰塔也许正放任节目脱离正常轨道，他警告要辞退卡利，这反而促使卡利不顾一切。斯卡佩塔的合同已经被糟蹋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

　　“好吧，我们有许多可以谈的。”卡利对观众说，“但首先让我们来接一下底特律的多媞女士打进来的电话。多媞，你已经连线了。密歇根的情况如何？大家很高兴那里的选举结束了，我们总算被明确告知现在经济衰退，这个你知道吧？”

　　“我给麦凯恩投了票，我丈夫刚被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解雇了，我的名字不叫——”一个克制、喘着气的声音传进了斯卡佩塔的耳机里。

　　“你有什么问题？”

　　“我的问题是问凯的。你知道吗？我感到跟你很亲近，凯。我只希望你有空过来喝杯咖啡，因为我知道我们会成为好朋友，我能给你提供你从任何实验室都不能获得的精神指导——”

　　“你到底想问什么？”卡利打断她。

　　“他们要做何种测试才能知道尸体是否开始分解，我知道当前他们能使用某种机器人来检测空气——”

　　“我没听说过什么机器人。”卡利再次打断了她。

　　“我不是在问你，卡利。我相信法医科学能解决世界上一切问题。有一天早上，我读到本顿·韦斯利，也就是凯那位德高望重的法医心理学家丈夫写的一篇文章，据他说，谋杀案的清除率在过去二十年下降了百分之三十，而且有望继续下降。同时，本国大约每三十个成人中就有一个是蹲在监狱里，因此想象下，如果把所有罪有应得的人都绳之以法，我们该把他们放到哪里，我们怎么能承受得起如此庞大的开支？我想知道，凯，关于机器人的事是不是真的。”

　　“如果你指的是一个装了机械嗔探器或电子鼻的探测器，是的，你说得没错。”斯卡佩塔说，“的确有这种东西，用它来代替寻尸犬寻找秘密坟墓。”

　　“我现在这个问题是问你的，卡利。真遗憾，你这么平庸、粗鲁。瞧瞧你一晚接一晚地羞辱自己——”

　　“你这不是在问问题。”卡利切断了电话，“我恐怕时间不够了。”她睁大眼睛望着摄像头，匆忙整理桌上的纸张一一那些纸不过是道具，“请明天晚上继续收看‘克里斯宾播报’，获取更多有关汉娜·斯塔尔惊人失踪的独家报道。她的失踪与今早在中央公园发现的被奸杀的托尼·达里恩有关吗？这起失踪案是否和一辆黄色出租车有关，公众是否需要得到警示？再次和我交谈的将是前任FBI法医心理学家华纳·艾杰，他不仅相信这两个女人可能是被纽约市一位暴力性精神变态出租车司机所谋杀，也认为本市官员对这个消息秘而不宣是为了保护旅游业。没错，旅游业。”

　　“卡利，我们已经下线了。”—个摄影师的声音。

　　“我最后说的关于旅游业的话录进去了吗？我应该早点挂掉那个疯婆子的电话。”卡利对着黑黢黢的电视机说，“我想肯定有很多人打进来排队等候。”

　　沉默。然后一个声音响起：“旅游业的那部分录进去了。相当紧张刺激，卡利。”

　　“好吧，那就让这里的电话响爆。”卡利对斯卡佩塔说，“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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