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我到达了离前线大约有40公里的特拉福达。有一个家伙让我搭他的车去那里，现在我可以去看霍尔斯了。我在一大群伤员里找到了霍尔斯，所有人都在放声高歌。春天终于来了，那些重伤员被人推着走在两排野梨树中间。霍尔斯无法抑制见到我时的喜悦之情。我被那些甚至是失去了一只手的伤员们从地上抬了起来。我喝完了他们开的酒，结果我没有遵守送我来这里的那个士兵的约定，他在一旁等了一会儿便不耐烦了，他没有和我打招呼便离开了。我在很晚的时候才被另一个士兵开车送了回去。霍尔斯让我答应再来这里看他，但是几天后医生便通知霍尔斯可以返回部队了。  
　　霍尔斯已经非常厌倦了那个脏兮兮的地下室，我们决定申请参加摩托化步兵连队。我们早就厌倦了挖工事和作为其他部队的“女佣”这样的工作了。  
　　这个决定几乎很多次送了我们的命，但如今我并没有后悔自己成了作战部队的一员。我们找到和经历了今生再不可能找到的战友之情，这种深厚的友情是难以用言语描述的，越是经过艰难险阻，这种情感就愈发历久弥坚。  

  
　 　 　  
第四章　休假 
盖伊·萨杰 [法国]  
[出自《被遗忘的士兵——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争回忆录》] 1967 
 
 
 
 
帕林　葆拉 
　　在一个晴朗的春天的早晨，我们集合起来开往特拉福达，在那里霍尔斯曾经度过了一段令人留念的时光。在一个小山坡上，我们连和另外两个连被集合了起来。小山坡上长着短短而柔嫩的小草，每个小草的草叶仿佛都在为着夺取更多的生存空间而直立着，这里再过一个月就会变成一个大草原。我们大约有900人在这里。一群军官正站在一辆报废的汽车上向我们讲话。围绕着汽车的底座周围插着20面连队的旌旗和德军的军旗。军官们的话语非常柔和而礼貌。军官们甚至夸奖了我们过去的表现。无论何时我们听到前线的战报，都对这种所谓的表现感到害臊。我们现在专注地注视着站在车上的军官们。他们现在提到，由于我们的良好表现，他们准备奖励任何一个愿意调到参战部队的人。立刻有大约20个人站了出来。军官们觉察到了我们的“胆怯”，为了让我们放松些，他们继续和蔼地和我们说着话。他们绘声绘色地描述着那些战场上英雄的事迹，现在又有大约15个人站了出来，林森也在他们中间。接下来当军官们提到参加作战部队有两周的休假时，立刻又有300个志愿者站了出来。  
　　几个军官从车上走了下来。他们踱着步走过了我们的队列，一边走一边挑选着一些士兵，并命令他们向前3步走出队列。这些被挑选的士兵总是队列里最强壮和健康的。突然，一个皮手套包裹着的手指像一支步枪一样指向了我的好朋友霍尔斯，霍尔斯紧接着像是被催眠了一样向前走了3步，他立定时皮靴后跟发出一种用力关门时的声音。这个声音对我而言仿佛是一扇将我和霍尔斯分离的命运之门的声响，也许这扇门将会把我唯一的知己和支撑我在困苦中活下去唯一动力永远地从我生命里分割开。  
　　我迟疑了片刻，也决定加入到志愿者的行列。我困惑地看着霍尔斯。霍尔斯的脸上浮现着孩子般快乐的神情。从现在起我的身份变成了：列兵盖伊·萨杰，100／1010 G4，大德意志师第17轻步兵营。  
　　到了晚上我们回到了那个我们运输连所在的脏兮兮的掩体里。看起来我们的生活并没有改变，名字被记录在了陆军名册的上面是目前我们生活的唯一变化。我们现在对于下一步该干什么都没有底。运输连的军官们现在几乎不给我们时间考虑问题，他们命令我们忙这忙那，后来又让我们擦拭参战部队的武器装备，清理这些装备让我们花了至少几天的时间。现在一切又开始平静了下来，在哈尔科夫东北方的几处火光是苏军零星反攻的结果。我们现在被派遣去埋葬那些在哈尔科夫战役中阵亡的数以千计的尸体。  
　　我们现在被人称做“葬礼部队”。  
　　天色依旧像夜晚一样漆黑，但劳斯告诉我们那个原来被批准的休假被这个处理尸体的任务取代了。通常俄国战俘被用来从事这样的工作，尽管他们似乎常常偷窃尸体上的戒指、首饰或是其他什么东西，但我认为那些身体羸弱的俄国俘虏们大多是在尸体上寻找食物。我们每天给他们配发的食物少得可怜，大半个饭盒的稀汤就是每天供给4个俄国俘虏的所有饭食。有些天他们根本得不到任何吃的。  
　　每个被发现偷窃阵亡德军士兵东西的俄国俘虏都被立即枪决。这样的枪决根本不需要什么行刑队，一个军官就可以当场执行处决，或是被转交给几个部队里面的恶棍处理。有一次我看到这些恶棍们把3个俘虏的手绑在一个门栏上，当这些人被绑结实后，恶棍将一枚手榴弹放在一个战俘的口袋里，把保险针拔掉，然后就忙着跑开。那3个俄国人被手榴弹炸得内脏横飞，他们直到最后一刻还在拼命地求饶。  
　　尽管我们见过了各种各样的场面，但这样的事情仍然让我们感到极度恶心。我们和这些罪犯之间的激烈争吵终于爆发了。他们对我们总是充满愤怒和满口脏话。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从一个叫陶沃斯的苏军关押德军俘虏的战俘营里逃了出来，在那里苏联人如何随意地屠杀我们的俘虏，那个位于莫斯科以东100公里左右的战俘营实际上是一个死亡营。那里的食物供给和这里对俄国俘虏的供给标准是一样的，只有干活的人可以拿到一点点可怜的食物，那些没法干活的人则被苏联人用一种他们所热衷的方式处决掉：他们会用一把铁锤将一个空弹壳敲进那个德国俘虏的颈椎里。  
　　后来目睹了苏军在德国东部对于难民所作的事之后，我自己终于坚信俄国人能够干出这样的暴行来，但无论如何俄国人的暴行不能成为我们使用同样手段的理由。战争总是在那些愚蠢的白痴们复仇的幌子下才变成一个恐怖的渊薮的。  
　　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挖一个作为战地医院的长长的隧道。现在那医院已经运转起来，医生们都忙着去照顾重伤员去了，结果那些轻伤员实际上已经被遗弃了。一长排分为高中低三个床位的床架在隧道里延伸了好几百米，每个床位上都躺着一个脏兮兮血乎乎的伤员。不时，某个床位会被腾空，这意味着那个原来床上的伤员现在已经成为尸体被运走了。由于这个黑乎乎的隧道里光线暗淡，我们不得不把手电绑在外套上。手电的光柱照着那些尸体肿胀而可怕的面容，我们不得不用钩子将他们弄下来。  
　　终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清晨，一辆沾满泥的卡车开到了我们刚刚新搬到的军营前。在敏捷地转了半个弯后，卡车停在了离第一个营房大约10米的地方，现在我正忙于清除营地上的一些碎石块。那辆卡车的后厢门打开了，一个矮胖的军士长从里面跳了下来，在地上跺了跺自己的脚。他没有向大家敬礼便开始从自己右胸衣袋里拿出一个折得四四方方的纸片出来，打开那张纸开始念起一长串的名字。当念名字的时候，他伸出自己的手示意那些被点到名字的人必须站到他的右边。他大约念了100个人的名字，这里面包括奥林海姆、林森、霍尔斯和我。我多少感到有一些焦虑，接着就站到了那个军士长的右边。军士长接着告诉我们现在给我们3分钟时间收拾好自己的武器和个人物件上车出发。接着他向我们敬了一个礼，然后就一言不发地走开了。  
　　我们跑回营房开始慌乱地收拾起自己的东西，大家谁也没有说话。3分钟后，我们100个气喘吁吁的士兵已经把车厢装得满满的了，现在卡车的两侧挡板已经被士兵的鼓鼓囊囊的背包撑得快散架了。军士长看着一些士兵鼓鼓囊囊、奇形怪状的背包并没有说话。他蹲了下来看了看卡车的车底。  
　　他喊道：“只允许45个人留在卡车上，我们在30秒后出发。”  
　　说完后又开始在卡车旁踱起了步。  
　　大家现在心里都已经很不快了。没有一个人想下车，每个人都有理由待在车上。在车厢最后的两三个人现在已经被挤下了车。由于我是在中间，已经被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动弹不得。劳斯现在只好亲自出马来解决这个难题，他命令后半车人下来，留下的人刚好是45个。现在那个矮胖的军士长已经坐在了前面的驾驶座上，劳斯军士长在下面向我们微笑着挥了挥手。在他旁边站着从卡车上下来的另一半士兵。  
　　这另外一半士兵在4天以后才来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当时在那个著名的大德意志师的休息营地，营地离前线大约有150公里远。这个叫阿克提卡的营地驻扎着大德意志师的不少人，特别是那些正在康复的伤员们。这个师正守卫在辽阔的库尔斯克－别尔戈罗德前线地区。营地里所有的一切都井井有条，就像是在童子军营地一样，只是这里的排场要豪华得多。  
　　阿克提卡营地让我想起了在沙丘中的一片绿洲。  
　　我们遵照军士长的命令从车上跳了下来并站成两行，有一个少校、一个上尉和一个军士长走了过来，带领我们的那个矮胖的军士长双脚一个立正。这些军官们都穿得非常华丽，那个上尉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从舞台上走下来的人物，他笔挺的灰绿色军服上镶着作战部队专用的红色胸章，暗绿色胸针，脚下还穿着一双锃亮的骑兵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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